“德赛二先生”性别考

互联网兴起时，网上流传一则笑话： 英语教授上课说，古代英语名词常和性别相关。例如，“船”就和女性有关。追本溯源侃侃而谈后，教授将全班按性别分成两组，要求学生进行讨论，判定时髦名词“计算机”的性别。

结果，女生组认为“计算机”是男性。理由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必须按‘那个’开关，让他来电”（1）；“他们具备丰富的数据，却毫无用处”；“他们本该为我们解决问题，但一半以上时间，他们本身就是问题”；“一旦选择了一位，你会立刻后悔莫及。因为，只要少安毋躁，更完美的款式就在眼前”。男生组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计算机”是女性。理由是：“只有她们的创造者，才能理解她们的内在逻辑”；“她们互相之间用以交流的语言，旁观者无法听懂”；“再小的错误，也会被输入她们永恒的记忆”；“一旦抱得美人归，你才明白她的真实价格。因为，你将倾其所有，没完没了地为其添置配件”。

古汉语中的名词，是否也与性别有关？笔者“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幼承庭训，十年寒窗，学习的汉语，不是“社会主义好”，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与乾嘉朴学、训诂考据，相去不啻霄壤，自然缘悭一面，不敢在此妄论。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十分重要、特别时髦的外来名词，即“民主” 和“科学”，却分明和性别有关。

“五四”时期，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青年》罪案之答”的文章。其中，陈先生将英语中的“民主”(Democracy, 德莫克拉西) 称为“德先生”；把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 赛因斯) 叫作“赛先生”。 既然称作“先生”，自然就和性别发生了关系。自陈先生大作发表后，“德赛二先生”不胫而走，作为“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其深入人心，几乎“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论男女老幼”。例如，当年国共两党厮杀得你死我活，但对“德赛二先生”，却一致推崇。以致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台海两岸的媒体上，“德赛二先生” 依然极为风光，频频出镜，累见报端。

然而，不知是否因为“救亡压倒启蒙”(2)，在对“德赛二先生”的争相传诵中，人云亦云的多，小心求证的少。以致时至今日，似乎无人怀疑，为何“德赛”二位，都是“先生”？中国人本是讲究实际，甚而实惠的民族。为方便见，将外文字首取出，当作姓氏，好比将马克思称为“马先生”，本也无伤大雅。但是，马克思之为“马先生”，其性别确凿无疑，不待深考。而“德赛”二位之为“先生”， 却好似天外来人，既无族谱可查，又无“正身”得以验明，所谓“先生”，实乃无稽之谈，近乎姑妄言之。况且，陈先生当年为文时，正忙于笔战。因为有人怪罪《新青年》破坏名教，他便抬出“德赛”二位做后台，说是受了他们教唆，你们“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 才算是好汉”（3），陈先生如是说。言辞之间，义愤填膺，颇为冲动。 “先生”之说，大概也是摇笔即来，脱口而出，不及仔细考量，有点忘了老朋友胡适之博士的忠告：“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

民主和科学，都是外国人。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经陈先生等人摇旗呐喊，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道路。虽然不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有意无意间，“夷夏之辨”终究难以忘怀。所以，外国人来华定居，难免遭受“以夏变夷”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民主和科学，经陈先生中介，移民中国。入关申报，性别一栏，填为“先生”，极有可能正是“文化冲击”下的产物。口说无凭，且容“小心求证”，细细道来。

中国文化，历来有混淆模糊性别的倾向。例如刑罚，外国虽然也有酷刑，但不及中国，在“五刑”中除了割鼻断足外，还专门设有一项“宫刑”。用破坏人的生殖器，将人弄得不男不女作为惩罚，其创造能力，世界独步。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就是这种“宫刑”的受害者。但时至今日，炎黄子孙谈及太史公受刑，记取的教训，却多半是“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4），好像我们都要特别感谢生殖器革除术的发明者。否则，司马迁不挨一刀，中华文明便少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生殖器革除术一经发明，应用不限于刑罚。皇帝需要家奴，“宫刑”移用于太监，便文明地称作“净身”。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三千，太监的需求，自然十分庞大。由此推算，历朝历代，成功进行的大小“净身”手术，应该不计其数。难怪鲁迅先生感叹，中国解剖学不发达，却唯有“宫刑”专业，一枝独秀，实为世界奇迹。

这种混淆性别的做法，也不只限于刑部衙门，皇家禁苑。中国人爱看戏，爱到戏和人生不分的地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然而，在“戏如人生”的民间舞台上，男女演员却往往性别倒错。例如京剧的旦由男扮，越剧的生由女唱。这种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戏文，一代代不知牵动了多少看客的喜怒哀乐，捧红了多少戏曲名伶，梨园泰斗，譬如梅兰芳、程砚秋“二先生”。

红色政权建立后，男女倒错的演出曾一度被禁。但“改革开放”以来，不知是为了“两手都要硬”，还是为了抵消“以夷变夏”的危险，反正“引进开放”的同时，又倡导起传统文化。不仅达官显贵黄陵祭拜，学龄儿童尊孔读经，就连“回归”后的香港演艺圈，也闻风而动。前不久，有香港武生，大概读了“半部论语”，仿佛要“治国平天下”，断言“中国人就要有人管”，不知是否要请宣统皇帝复辟。近日，更有香港男星，演了部《孔子》，大约觉得“戏如人生”，从台上一路唱下来，握着据说是第七十七代“孔府千金”的手，硬要行三跪九磕大礼。但终于不脱“许文强”本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庄严时刻，竟忘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复古风气感染下，传统文化逐一恢复。舞台下，阴阳五行，三妻四妾。舞台上，重新上演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戏文。如今，尚未恢复的传统文化，只剩下两项：女子的小脚和皇上的太监。

不仅舞台上，生活中混淆男女的事也不罕见。中国古代女子出行不便，于是有人“人生如戏”，女扮男装。例如，那位与梁山伯先生同窗共读，创下“千古一恋”的祝英台女士。“梁祝二先生”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梁祝”做榜样，“德赛”二位，入乡问俗，进而效尤，虽然都穿着长袍马褂，却难保其中没有女儿之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不难发现：“赛先生”是梁山伯，而“德先生”却是祝英台。

你看那“德赛”二位移居中国后，“赛先生”一路走来，气宇轩昂，意气风发，颇有堂堂七尺须眉的气概。虽不敢说前程似锦，但至少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赛先生”很有“先生”的特点：理性而实用。兼济天下，可以造出“两弹一星”；独善其身，也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算时运不济，碰上“文化革命”，焚书坑儒，最终还会有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拨乱反正，那更是气象万千，又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又是“科学发展观”，几乎就象梁山伯“进士及第”。毕竟有男人安身立命的真本事，凭的是“硬道理”，不管谁都得买三分账。

反观“德先生”，情况可谓天差地别。一路行来，坎坎坷坷，遮遮掩掩，好象呼之欲出，却是欲言又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名分未定，地位尴尬，一看就像有难言之隐的祝英台。时来运转时，她被捧得冰清玉洁，母仪天下。又是“跳出王朝周期率”的不二法门（5），又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久前，还被热捧为“好东西”，风光一番。运气不佳时，那就是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又是“西方假民主”，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和平演变”的第五纵队。褒贬不一，评说由人，尝尽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辛酸。

“德先生”的社会地位明明不如“赛先生”，但两位一见面，却总要礼让“德先生”走在前面。“德赛二先生”，“德”总在“赛”前面。这种对“德先生”的刻意逢迎，分外殷勤，表现的恰恰是在男权社会里，偏偏要“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所以，“德赛二先生”的称呼本身，似乎都在暗示“德先生”的真实性别。

“德先生”社会地位虽不及“赛先生”，但却不是没有自己的长处。她只是不像“赛先生”那样逻辑严密，是非分明，功利而实用。但是，她感性而富有幻想，柔情而有普世关怀。象任何“柔情”和“幻想”一样，她需要理解、呵护、耐心和宽容。她没有“硬道理”，不会造原子弹，不能立竿见影，无法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一旦失去了她，就像家中失去了女人，就会失去温馨、和谐、公正，乃至秩序，弄得家不成家。然而，就这样一位外柔内刚的女子，偏偏被革命家陈独秀武断为“先生”，以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其实，若去“德赛二先生”原籍“外调”，“德先生”乃闺阁女子的证据，比比皆是。例如，由美国革命催生，并代表着“美式民主”的，是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陈独秀先生最为佩服的法国革命和“法式民主”的象征，是一位坦露酥胸，赤裸玉足，左握滑膛枪，右擎三色旗而冲锋陷阵的少女（6）。漫步欧洲街头，放眼望去，凯旋门下，横刀立马耀武扬威的，如某某大帝，路易“几世”等等，那才是“先生”们的塑像。他们虽被黑格尔尊为“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但代表的不是民主，而是征服。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自陈独秀杜撰出“德赛二先生”以来，倏忽已近一个世纪。中华大地上不时传出“发扬五四精神”，高举“德赛”旗帜的呼声，偶尔甚至风闻“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这些声音恰恰说明，在中国“德赛”精神还需发扬，“德赛”旗帜尚待高举。至于“民主”，更还在母腹之中，未定之天，是否“好东西”，仍需商榷。

“德赛”在中国步履蹒跚，有人怪领导“政治改革滞后”，有人责群众“素质低下”。其实，依我看，两种责备都不对。要怪，只能怪陈独秀先生。“天下有罪，罪在一人”。谁让他当年志大才疏，口无遮拦？上帝造人，尚且有亚当夏娃之别，他却捏造出个“二先生”。既为“二先生”，你让他俩如何相恋，如何成婚，如何生儿育女，如何发扬光大？既为“二先生”，你让他们怎不重演“梁祝”悲剧，有情无缘，难成正果？即使朝夕相处，耳鬓厮磨，难免“十八相送，楼台一别”。就算柔情似水，毕竟佳期如梦。尤其“德”小姐，在故土故乡，本是“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7）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谁曾想被陈先生接到中土，改头换面，女扮男装。从此后“名不正，言不顺”。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受尽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的委屈。怎不令她芳心难平，柔肠寸断？“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8），这正是“德”小姐发自内心的呐喊。不信，只要推翻陈独秀先生定的冤案，还“德”小姐女儿本色，一袭红装，哪怕洗尽铅华，淡扫蛾眉，“德”小姐照样光彩照人，艳压群芳。所以，只要搞清“德赛”二位的真实性别，将陈独秀先生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德赛”二位就能明媒正娶，喜结良缘。到那时，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前景，也许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迎来一番新的天地。



注释：
1. 英文原文用的是“turn on”，一语双关。意思既是“打开开关”，又是“吸引异性，使他来电”。
2. 这是李泽厚先生的重要论点。大意是“五四运动”的不足，主要是因为思想启蒙运动被民族救亡运动所压倒。似乎如果没有列强，尤其没有日本人，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便很好。详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6页。
3.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载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
4.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5. 详见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民主”的谈话。谈话主要内容，见下述网址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559
6.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现藏于巴黎如浮宫。该画感动过无数文人墨客。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载有此画。转载于此，以备参考。
7. 那位写下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革命英烈秋瑾女士的豪言。详见《秋瑾诗钞》。秋瑾也曾女扮男装，东渡扶桑。“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是她当日的自我写照。
8.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唱段：“只盼深山出太阳”。样板戏中，照样有女扮男装的人物。

（陈翰圣，2010年1月30日）

“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北京奥运 ------兼谈张艺谋、江泽民、三宝太监及隋炀帝们的关系

北京奥运落下帷幕，全世界松口气，皆大欢喜。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草木皆兵的日子终于过去。居民得以正常出门，邮路运输得以恢复畅通，工厂企业得以重新开张。对中国军人来说，完成了自“六四”以来在北京地区最大的兵力部署，动用了包括地空导弹在内的现代武器，终于有惊无险，得以安然班师。对进城谋生的民工来说，无须再自惭形秽，在自己的祖国，因为“有朋自远方来”，需要“回避”、“肃静”，而被任意驱赶隔离。对洋人，尤其对洋人政客来说，不必再进退两难：出席北京奥运，会被国内人权组织抨击；不出席北京奥运，老婆裸照便会在网上流传，供成亿双“爱国主义”的眼睛轻薄。中国不愧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丈夫轻慢我们的奥运，便向妻子的身体报复，这接近“超限战”的思想，是十分具有创意的谋略。可惜，美中不足，法国总统偏偏是化外蛮夷，不受五千年礼教规范。所以，英特网上虽然趣味盎然，爱丽舍宫不为所动，终究没有“休妻”的消息，这多少使中国愤青们有点扫兴。后来，那位总统又冠冕堂皇地跑到北京，与我们胡总书记握手言欢，同桌共餐。 这更使“超限战”的裸体战略家们始料未及，战绩上稍有几分逊色。

这次北京奥运，使包括裸体战略家在内的人们，都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感到扬眉吐气。成就感的原因，是在洋人面前挣足了面子。旁的不论，光说开幕式，据说就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场面恢宏，艳丽多彩，把个秦皇汉武、四大发明、博学鸿儒、阴阳五行、易经八卦、太上老君，总之五千年最古老的文明，上演得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洋人们据说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仅仅几个小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举洗雪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屈辱，此时此刻，其情其境，除非用当年老Q的戏文，“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注1），是决不能表达灵魂里的喜悦和惬意于万一的。

但讲到弘扬“传统文化”， 在今天的中国，听上去难免有点滑稽。远的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说，单拿共产党执政近一个甲子来讲：前三十年，有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即“革”文化“命”的冲击；后三十年，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代表的见利忘义、物欲横流的涤荡。“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双重夹击下，名亡实亡，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整个中国早已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要说孔丘老聃，就是晚他们几千年，被称为“最后一代儒家”的章太炎、梁漱溟们，也都成了时代的木乃伊。现在突然要弘扬“传统文化”， 听上去不但象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而且几近与死人调情。况且，这死人，我们还亲手参加过围剿和杀戮。

更为滑稽的是，这次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帅，千挑万选，偏偏选中了张艺谋。张艺谋何许人物？张艺谋是以丑化和践踏中国“传统文化”发家的专业户。在中国近代史上，光靠攻讦中国“传统文化”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物，张艺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早期电影，无一不是煞费苦心，不择手段地迎合西方文明对落后东方的好奇心理和审美偏见。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贯穿始终的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果西方文明好奇于东方女人的小脚，张艺谋就调动一切手段，用特写、用慢镜头、用蒙太奇将中国女人的裹脚布一寸一寸地揭开。通过张氏摄影术，捕捉裹脚布上的每一处污秽，放大展示其中每一个细菌。在张艺谋近乎病态的创作中，西方文明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满足。在与东方的对比中，他们体验到了期待中的优越感。于是，张艺谋迎来了鲜花掌声，博得了西方某些人的赏识，从此声誉鹊起。

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中宣部仍掌握在那些虽然政治上“左”得出奇，但不失基本民族气节的人手里。他们本能地不喜欢张艺谋。所以，张艺谋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吃香，作品遭封杀，本人被边缘化。然而，时过境迁，等到丧失了任何政治原则和理想的江泽民们登上历史舞台，张艺谋就变成了可以被利用的统战对象。与此同时，功成名就年近半百的张艺谋，也感到自己的处境有点悬在半空，不上不下，不中不西。为了谋求更实惠，更脚踏实地的后半生，张艺谋决定金盆洗手，认祖归宗。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政治和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艺术，一方带着西方赏赐的荣耀，一方拥有东方无边的权势，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履行与中国政府新签的卖身契，张艺谋一改肆意丑化中国文化的基本创作风格，开始导演了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一系列电影。可惜，人的才能是有限的，某些人只适合做某些事，张艺谋就只能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自从和中国政府签下隐形契约后，张艺谋履约不能说不卖力，但毕竟年过半百，中途改行，因此难免力不从心，处处捉襟见肘。如果说“英雄”还只是乏善可陈，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地摊上的下流作品，成为人人口中的笑柄。就这么个人物，被赋予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责任，他除了能把一个放大十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搬进国家体育场，还能做什么？当然，这次可是真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了，因为这次张艺谋不受任何预算约束，一掷千金，花钱如流水到暴殄天物的地步。但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金钱能够遮盖一切，请张艺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难免暴露出几分请老鼠看粮仓，让婊子讲贞操的滑稽。

然而，反面角色演久了，演正面角色就难免破绽百出。所以，习惯于丑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张艺谋，一出手就为奥运开幕式献上一曲“击缶而歌”。 把个代表战国时期落后文化的“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和庄周吊亡妻的挽歌，作为北京奥运的开场白，居然能瞒天过海，逃过党国精英、衮衮诸公的审查，实在是个奇迹。要知道，现在中共中央的一百多位委员，个个混有博士以上文凭，且对奥运的苛求，是连一张九岁女孩的脸都不放过的。怎么这样一批饱学之士，就没看出“击缶”中的问题？莫非，张艺谋歪打正着，一语道破了这个时代上层社会的本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开场白不行，压轴戏怎样？压轴戏是李宁被一根粗大的钢索吊在半空，去点燃“圣火”。这根钢索，在开闭幕式上反复使用，将各色人等吊来吊去。中国传统文化，有“解民于倒悬”的说

法。历来改朝换代，从宗周共和、汤武革命起，都说要“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将人“悬”于半空，和历史上任何一位要开创“和谐社会”的统治者的理想都格格不入。就算没有“倒”悬，看着李宁身负钢索在半空中奔跑，犹如目睹一位在河滩上艰难前行的拉船纤夫的背影，感到格外沉重和残忍。莫非，张艺谋又一次歪打正着，无意中反映出了这个时代下层社会的不幸：即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为代表的下层人群，是怎样胼手胝足地挣扎生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付出代价的？

斩头去尾，奥运开幕式中间还剩下场重头戏：郑和下西洋。郑和是谁？郑和是明朝成祖皇帝身边的三宝太监。这回张艺谋没有弄错，总算找到了国粹。太监，和中国女人的小脚一样，是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郑和下西洋去干什么？历史学家说不知道（注2）。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规模超过哥伦布的船队几十倍，耗费了无数民脂民膏，出海七次远达西亚东非，航程足以绕地球几圈，但既不为军事征服，也不为贸易扩张，在一没有明确军事目的，二没有实际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去完成一项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孕育出的国策：“扬威海外，怀柔远人”。怎么“扬威”？如何“怀柔”？就是装满一船船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每到一处，给当地的古代洋人送一份厚礼。古代洋人拿了我们的，用了我们的，自然讲几句好话。有的还特别慷慨，允许我们立块碑：“刻石于兹，永垂万世”（注3）。于是，我们明代的先人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我们装出去的是一船船中国人的血汗，运回来的是一船船洋人们的“友谊”， “得得，锵令锵，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就是“扬威海外，怀柔远人”。

这种“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国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最早大概可追溯到那位“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隋炀帝。六一0年，隋炀帝为了“扬威”和“怀柔”，力邀远古的洋人们齐集首都洛阳。于正月十五日夜间，在皇城大街上为远古洋人们设百戏场，演奏百戏。据史载：百戏场方圆五千步，乐工一万八。音乐起处，声闻数十里，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注4）。盛会前，因“有朋自远方来”，隋炀帝命臣民整顿市容，广备珍货，连卖菜小贩都要以龙须席铺地，树枝上以帛缠饰。洋人所到之处，食宿一概免费。远古洋人玩得吃得不亦乐乎，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免“友邦惊诧”，问道：“隋朝也有乞丐，为何不予救济”？但除少数“敌对势力”外，大多数洋人均对主人的好客和美食赞不绝口，尤其对百戏场恭维有加，说“隋朝乃泱泱大国，我等决无如此气魄”。于是，我们隋代的先人同样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感到扬眉吐气，几乎要在洛阳城里唱起 “手执钢鞭将你打”。

中国“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历史，自“郑和下西洋”往前追溯，固然颇多辉煌。但若向后展望，则形势有点不妙。因为，自郑和下西洋后几十年，一些住得太“远”，以至郑和不及“怀柔”到的“远人”，陆续从大西洋出发，以比郑和少得多的水手，小得多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发现新大陆，他们促进贸易扩张、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久，他们子孙的舰队，就直逼“泱泱大国”的门户，与我们签订“城下之盟”了。从此，我们便不再有机会“扬威海外”。至于“怀柔远人”，则有所发展，变成“羁縻绥抚”。这是官话，翻译成普通白话，就是“笑脸相迎，割地赔款”。当然，这些不太光荣的变化，是专对“远人”即洋人而言。对待“近人”即国人，则依然“赫赫当年旧威风”，照样可以呼来喝去，随意驱赶隔离的。

就这样，经几代人的韬光养晦，我们迎来了二00八年北京奥运。沉寂了一百多年的“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终于等到了发扬光大的机会。于是，我们全国总动员，“鸡鸣即起，洒扫庭院”。驱赶出千千万万的进城民工，培训起万万千千的礼仪小姐。下定决心，拿出最漂亮的面孔，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此，我们投下四百三十亿美元巨款，创下奥运史上主办国费用前所未有的记录。据对过去二十八年共八届奥运会的统计，按二00八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北京奥运的费用，是上届奥运，也即除北京奥运外最奢侈的雅典奥运费用的三倍多，是前苏联莫斯科奥运的三十倍，是美国洛杉矶奥运的四十七倍（见附表）。如此巨大的费用，任何一个对纳税人负责的政府都不可能支出；如此与其它主办国不成比例的支出，除了“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心理，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北京奥运的费用纪录，不象体育竞赛的记录，不是超过对手几个百分点，而是超过对手几倍几十倍，这在奥运史上闻所未闻。所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最大金牌，应该奖给北京市市长。

中国是否有如此奢侈挥霍的能力，见仁见智。说没有，是因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00七年对世界各国经购买力平均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PP Per Capita）的统计，对奥运吝啬得如同第三世界的美国，名列第六；而对奥运一掷千金的中国，排名第九十九（注5）。说有，是因为中国有无数富可敌国的贪官。据报载，仅北美洲地区，就生活着一千名从中国出逃的贪官。其中，一位小小的广东开平的银行支行行长，就贪污了四亿多美元。既然中国国库有承受贪官的能力，那当然就有承受奥运的能力。如果把所有国内国外、在位在逃、知名不知名的贪官加起来，他们的能量，一个小小奥运，何足挂齿！他们有能力，也应该有兴趣举办奥运。因为，这个奥运，本来就是他们的。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奢侈的奥运，奢侈的奥运又创造着更多的他们！因此，请不要混淆视听，请不要将姚明身边那个汶川男孩拉进奥运，请不要强奸这个劫后余生的幼小心灵，奥运不属于他。因为，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先富起来”的幸运，他们没有资格也不需要到“鸟巢”里来沾光。他们需要的，只是用建筑“鸟巢”万分之一的钢材，来加固他们随时可能倒塌的校舍和危房。对汶川地震中无数幼小的亡灵来说，这就是他们最奢侈的愿望。奥运承办者，请不要亵渎亡灵！拜托拜托。


注释：
1） 鲁迅，《阿Q正传》，载《呐喊》集。引自亦凡书库网页。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luxun/luxun.html
2） 陈学霖，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3）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89页。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0页。
5） 维基百科全书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


（陈翰圣，2008年9月10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10月号）

戏答复旦大学新闻系“奥组委”问

【 今年，是我那一届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入学三十周年。三十而立，又逢奥运会将于今年在北京举办，所以年前同学中就盛传，要在奥运会时相聚北京。一来庆祝入学三十周年，二来观摩奥运开幕盛况。聚会发起者保证，凡到会同学，每人获赠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券。果然，今年三月起，我便在美国陆续收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委员会兼“奥组委”（戏称）的公告，通知“公元二00八年八月六日至七日”，相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公告要求全体同学“拿出点新闻系的专业精神”，将自己毕业后的经历、成就或各类感言写出，以便汇集成册，“为自己留下点历史”。语多殷勤，却之不恭。于是，欣然从命，逐项奉答，为自己写出了如下历史。】

复旦大学新闻系XXXX级“同聚会”暨“奥组委”各委员并XX主任：

文告二次，先后拜读；承问各项，奉答如下：

关于入学三十周年聚会暨北京奥运盛会：本人申请缺席。

缺席时间：公元二00八年八月六日 – 七日。

缺席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缺席理由：（一）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二）平生最怕烈日当空，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摩肩擦踵。（三）奥运会固然堂皇。但当年故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也即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检阅百万红卫兵，场面更为牛皮。然本人一怕吃苦，二怕吵闹，故不克前往。当年无缘躬逢盛会，今日不便厚此薄彼。（四）体育而比赛，犹如文艺演出中之“杂技”，两者似乎专职与“肌肉筋骨”作对，不知为何有趣？据说有“奥运精神”，博大精深。我因愚昧，不谙其中三昧。文告二号以下，有否见教？

关于“感言”：不多。同学聚会，想来难免回首往事。如何“同学少年”，怎样意气风发。我在复旦，说来惭愧，读书四载，养气八“期”，不算标点，总共学会四个字。平均每一年凡两学期，修成一字。进度之慢，悟性之低，愧对师长，羞见同窗。但说起这四个字，倒有些来历，乃名家传承，字字经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前主任王中亲执教鞭，师徒相传修成的真经。这四字即“无书，不读”。字间逗点，不可省略。没有逗点，意为“什么书都读”。有了逗点，则为“因为没有书，所以不读”。在王中教授，这四字是对自己“文革”处境的感叹。在我，这四个字却概括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包括王教授任上、本人在学期间，中国大学文科教育的实况。所以，“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究为何物，实在不知。就是一“点”，奈何“拿”将不“出”。

关于“个人经历”：有点，只是不太光彩。四字修成，复旦毕业，便到上海某小报供职。不料，某年某月某日，据说北京——又是同一个共和国首都——发生“动乱”（也称“暴乱”、“事件”、“风波”，因时间场合需要，版本有所不同），殃及池鱼，祸延八方。文字狱起，我供职的小报，被上海某先生封杀。更不料，又某年某月某日，城头王旗变幻，某先生突然接受衣钵真传，成了执政党的三世“核心”。“核心”封报，好比御驾亲征，“以伸天讨而张挞伐”，文狱遂成钦案。报馆同仁，或下狱，或隔离。我幸亏“无书，不读”，根基浅陋，从来没有“察见渊鱼，智料隐匿”的本事，方免牢狱之灾，“隔离”之苦。但终被驱出报界，革去“记”籍。如此履历，不堪入目。足见“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经官方考定，确实没有。

近闻“奥运”期间，政策宽大，新闻采访，毋庸政府备案。这次，好象“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真要光照“首都北京”，泽被五湖四海。我自恨生不逢辰，无缘沐浴盛世，承恩“奥运”。但转念一想，既有奥运“期间”，必有奥运“期后”。“期后”一到，恐怕又有“御驾亲征”，又有“驱出报界，革去记籍”。我胆小，对自己的安全，又过份重视，总以为“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所以，不敢冒然重蹈覆辙，再续前缘。凡此种种，和盘托出于委员、主任之前，万望拨冗倾听，体察下情，准予告假缺席。在下临窗遥望，静候批复。

敬祝

同学聚会愉快，委员工作顺畅！

陈翰圣

2008年3月10日

【 “批复”极具效率，少顷即至。除坚持相邀外，还有“兄之胸中块垒，尚需友情之酒浇之”的劝说。尔后，又连接数道公告。大有“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之势。无奈，再复信如下。】

XXXX级“奥组委”并XX主任：

大函收悉。二号文告后，曾逐项奉答。不料四号文告，又要重新表态，不知再说什么。不说吧，有劳远念；说吧，胸中又有“块垒”了。非要说几句，那大概是我对北京奥运，本来就心存反感。我知道，眼下普天同庆，我的感受不合时宜，几近反动。若在过去，当归入“极少数极少数”或“一小撮”之列。时至今日，就有点“做人CNN”了。虽然卡弗蒂大骂“垃圾产品”后不久，汶川地震就将“豆腐渣工程”，震成了公众话题。因此，“触及灵魂”一想，我的反感可能也有道理，兹陈述如下：

第一，奥运于国于民，百无一用。一不解决三农问题，二不清除党内腐败，三不减少环境污染，四不加固校舍危房。上述前三项的解决，是执政党多年的承诺。后一项，则是汶川地震后，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的事物，好的不多，坏的不少。奥运会和麦当劳快餐、好莱坞打斗片一样，是典型的西方大众消费产品。无论对应付“五千年之变局”，还是对实现“大国崛起”， 都无甚助益。当然，其它一些时髦货色，如教育产业化、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警察开妓院等等，则纯属我国自创，与引进无关。

第三，汶川地震前，打开中国电视，天天“全国人民迎奥运”。虽然，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意见，体育应秉承奥运精神，和政治截然分开。但是，外交和内政，自然不同。所以，今天北京城里，哪个敢对奥运说半个不字，罪孽程度，相当于当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谁敢反对？那要砸烂狗头，永世不得翻身……想着想着，“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顿悟到一条藏于潜意识背后的道理：即为什么提起奥运，我会联想到毛主席当年检阅红卫兵。

第四，这点与“新闻系的专业精神”有关。据说奥运前后，即从二00七年元月一日起，到二00八年十月十七日止，全国实行“新闻自由”。外国记者无需政府批准，便可访问中国公民。叨奥运的光，新闻自由犹如粮票、 糖票、布票一样，于去年初统一发行，至今年十月中旬，过期作废。如此政令，制定者大概熟读清史，把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会得深入骨髓，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类趣闻，以前只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里，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这类书中，方能拜读。

第五，我心胸狭窄，凡与江泽民有关的事，都讨厌。——对不起，胸中又有“块垒”了——数年前回上海，时值江泽民领衔北京，陈良宇执政上海，“三个代表”甚嚣尘上的日子。我走进南京路一家音响商店，一群“推销”女郎蜂拥而至。为首一位，手举CD向我兜售：“先生，这歌好听，连江总书记都喜欢”。我答：“小姐，对不起，这正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小姐闻言，花容失色，一迭声：“先生，这话不能乱讲”！不幸得很，奥运申办期间，江泽民正在中国风光，以至北京奥运，难免带上江泽民身上的气味。所以，北京奥运，至少它带有江泽民气味的那部分，和江泽民的讲英语、背唐诗等等低级表演一样，令人作呕。

第六，另外……。且慢，暂时打住。先留一手，万一再有文告，可作应付。

再次敬祝委员们工作顺利！

陈翰圣

2008年6月1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7月号）

理发店与中国“政治生态” ------ 回国见闻之二

上海理发店也“与时俱进”，经历着时代的“制度创新”。“创新”理发店与“南京”、“紫罗兰”、“白玫瑰”等沪上老店不同，采用“麦当劳”连锁店形式上市：同样的招牌，同样的店面，遍布居民小区，通衢大道。“创新”理发店服务广泛：不仅理发，还美容；非但洗头，也洗

脚。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一身兼备发廊、桑拿、足浴、按摩诸多功能。众多“创新”理发店中，有家独占鳌头，名字分外响亮，称作“文峰国际集团”。

“文峰国际”虽没有“国际”业务，规模之大却是超“国际”水准，光上海一地，分店数百，员工逾万。“文峰国际”设施一流：装潢考究，设备先进，环境舒适，气氛优雅。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理发店相形见拙。 “文峰国际”价格低廉：理发、吹风、洗头加按摩整套服务，收费人民币十元。“文峰国际”口号响亮：“堂堂正正经商，规规矩矩做人”。儒商风范，正气浩然。至少，比尔 • 盖茨的“微软”公司，没有如此辉煌的口号。口号中还有一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更是拔地而起，壮志凌云。好象《共产党宣言》，胸怀“解放全人类”的激情。“文峰国际”商号醒目：大红底色招牌，衬托该店“总裁”头像。头像下铭记“总裁”社会荣誉，“中华管理英才人物，十大杰出青年，浦东新区人大代表”。这尊头像，如今悬挂于上海大街小巷，数量至少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头像的总和。

“文峰国际”总裁，鄙同姓，单名“浩”。陈浩总裁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湖南农村，童年放牛，长大经商。据其日后自述，少年时代即受影片《上海滩》激励，立志做“许文强”似的人物。十多

年前，陈先生以小学文化程度，只身东进，闯荡上海。其间，历尽艰辛，数度沉沦，终于打出“文峰国际”一片天地。发迹后，陈总裁苦尽甘来，春风得意。不仅倚红偎翠，而且结交名流，宴会政客。成功后，陈总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不仅开口“知识”，闭嘴“读书”。而且宏论于塞北传媒，演说于江南学府。今天的陈总裁，和中国许多党政精英、国企老总一样，不仅在名利场中日理万机，而且于百忙之中，拨冗修身养性，获取硕士、博士多种学位，“革命生产两不误，政治经济双丰收”。

“文峰国际”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员工穿黑色西装。女员工夏季着黑白相间衬衫，配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冬季加红色套装，换高筒皮靴。男女一律系领带，佩肩章。肩章金光闪闪，星自一颗至四颗，标志职务不同，区分阶层高低。男女员工大多二十出头，男的如英俊的骑兵，女的似凯旋的空姐。顾客到此，推门而入，但见“满园春色，红杏数枝”。这是灿烂青春堆起的宫殿，如花年华酿成的盛宴。

从欧美回国的人，往往对上海诸多美发店、洗浴城、按摩院等“创新”享乐，印象深刻。对其美轮美奂的环境、价廉物美的服务，惊叹不已。有人还据此认为，上海生活已优于欧美，好像为“大国崛起”，多少找到了实在的依据。经常光顾“文峰”，和“空姐”们混熟后，才逐渐听说了“美轮美奂”背后的故事，看到了“价廉物美” 底下的代价。在“文峰国际”，无论是英俊的“骑兵”，还是凯旋的“空姐”，每天工作都是十二小时，每逢加班，工作时间则延长至十五小时。他们每月休息三天，平均每周不到一天。按此计算，每周工作时间为八十小时，是法定时间的两倍。可以说，在“文峰国际”员工的生活里，除了做梦，就是上班。“空姐”和“骑兵”，正当金色年华。然而，对他们来说，渴望睡眠却是比任何青春梦想更为强烈的实际需求。

“文峰国际”大多数员工没有基本工资，员工收入靠“分成”。就“空姐”而言，“分成”有“二八”和“三七”两种。轻松的工作，如洗头、美容，

按“二八”分成。“空姐”在顾客付费中得二成，老板得八成。较累的工作，如按摩、SPA，“空姐”分三成，老板分七成。做一小时按摩，“空姐”收入约为十五元。“空姐”们最怕，但又往往最多的生意是洗头。洗头会使双手过敏，且每洗一次，仅得一元。比洗头更可怕的是“站门”。“站门”并非“文峰”独创，而是当今上海无数商号共同的风景线。所谓“站门”，就是一群身穿制服的女孩，站在门旁为顾客拉门。顾客来时，她们口呼“欢迎光临”；顾客走时，她们口呼“谢谢光临”。在“文峰”，站门是一种轮班。顾客来时，站在第一位的“空姐”会迎上前去，为其服务。遇到生意清淡，顾客不来，这“门”可就“站”得无穷无尽。这时，“空姐”非常渴望顾客到来，哪怕洗头也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活动活动，稍坐片刻。“站门”对顾客来说其实并无意义，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服务。但是，“站门”对“空姐”来说，却是一种没有报酬的劳动。不对，“站门”是劳动吗？“站门”不是劳动。“站门”是对劳动的蔑视，是对贫穷的嘲弄，是对青春的践踏，是对社会公正的放肆挑战！

大概要体现军事化管理，“文峰国际”有出晨操的规定。每天早上九点，全体员工集合于店门，立正、稍息、唱歌、做操、请示、训话、不一而足。晨操最重要的项目，是向陈总裁宣誓效忠。誓词全文如下：“我宣誓，我热爱我的美容事业，因为我是财富的创造者。我忠于我的公司文峰，因为是您总裁培养了我。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我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坚持正义的人，我是一个不被外来诱惑所打动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用真

诚的微笑对待每一天。没有任何借口。是，总裁！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我坚决执行总裁的命令。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誓词虽然写得不伦不类，颠三倒四，但模仿的却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气势，充分展现了当今中国暴发户的自我感觉。向陈总裁致敬的闹剧，并不发生在边远山区，穷乡僻壤。相反，这一幕每星期七天，每天上午九时，在数百个不同地点，通过逾万人的宣誓，反复演出于据说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

“文峰国际”内部，“制度创新”不断。忽而成立“飞虎队”，忽而组建“空降兵”。“飞虎队”靠业绩，“空降兵”凭长相。一位阶层最低的“空姐”，只要选为“空降兵”，立刻“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陈总身边的人”，享有高于分店经理的权势，随时可以奉旨“空降”分店，指导工作。录用“空降兵”条件之苛刻，不亚于选拔“超女”。不仅论相貌身材，还需能歌善舞，长于交际。当然，对领袖更须绝对服从，听凭召唤。成为“空降兵”最难的一关，是为期一周的“特殊训练”。据一位因身高落选“空降兵”的“空姐”相告，“特殊训练”的项目，超乎常人想象，包括要求学员“下跪学狗叫”。 大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在“文峰国际”， “下跪学狗叫”这种业务，究竟是真有顾客需求，还是陈总推己及人，未雨绸缪的“战略储备”，不得而知。陈总目前拥有“硕士”头衔，今后万一百尺竿头，学问见长，除“飞虎队”、“空降兵”外，或许还会推出“御林军”、“锦衣卫”，甚至“党卫军”、“冲锋队”，都未可知。届时，想必有更为“创新”的制度诞生，益发“特殊”的业务面世。

陈总好学异常，诲人不倦。据“文峰国际”网透露，他自幼即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一琢磨。且研究过“天为什么下雨，太阳为什么升起”。“总裁”加冕后，多年积累，不

禁文思泉涌，一发难收。所以，“文峰”店内店外，挂遍总裁格言。其中，开宗明义高居卷首的，便是这位自幼研究“天为什么下雨”的总裁有关“知识”的参悟：“我们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有用的知识，当你在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供给你装潢”。科举时代，有过“学而优则仕”；欧风西来，听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经过“文峰”理发，方知“读书就是消遣，知识便是装潢”。我佩服陈总，佩服他的勇气。我怀疑陈总，怀疑他是那位背唐诗、讲英语的江泽民的朋友。否则，他怎么可能对知识有如此精彩的论述？怎么可能对江泽民治下的时代精神，有如此准确的把握？

江泽民治下，产生了两位时代宠儿。一位源于上层，出身贵胄。如今，他们的孙辈们，也已妩媚海外，在巴黎争当“社交名媛”。另一位来自民间，起于草莽。他们中正在涌现成千上百个周正毅，陈总无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们酒足饭饱，脑满肠肥，难免“高谈阔论”，“装潢”知识，“消遣”风雅，进行种种“制度创新”。但是，他们的无聊游戏，却在无意中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培育一种政治生态，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盛行，准备着相应的民间环境。

中国三十年改革产生的最伟大成果之一，便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但是，如果这个市民社会里充满了“文峰宣誓”和“下跪学狗”之类的“制度创新”，改革未来，前景堪忧。近年来，国内“政治改革”呼声迭起，“民主是个好东西”时有所闻。然而，所有这些议论，讲的都是民主的制度建设。殊不知，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民主更是一种文化。台湾立法院为什么打架不休？因为台湾只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文化。江泽民的两位宠儿，老大托庇余荫，欺行霸业，领衔“三个代表”；老二承恩“资本入党”，忝陪末座，分得残羹，也算被“代表”所代表。可惜，这对孪生兄弟，大的恋栈，小的无知。大刁二傻，或与民主有违，或与文化无缘，民主文化，谈何容易？今天，“代表”的既得利益、“被代表”的狂妄无知，犹如前进道路上两块顽石，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面前。试问今日之域中，孰为天下之先，谁能点石成金？


注：文中图片，除第一张外，均出自“文峰”网页。

（陈翰圣，2008年3月8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

亲历“没有权威的专制” ----- 回国见闻之一

九月的上海，盛行台风。二00七年九月，上海更是台风预警不断。坊间流传：那位后来成为中国新一代皇储的习近平先生，此刻正从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中转上海主政。浙江是台风多发区。习先生居浙有年，可能“积久成习”，可能要“提高执政能力”，反正到任不久，沪上警报频传。

这天，警报又起，言之凿凿：十一级大风晚六时袭击上海。大概算对美国生活的“反动”，在沪期间，我素喜安步当车。这回借习先生光，亲戚坚持驾车相送。上车一路驶来，但见路人行色匆匆。平日“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上海，交通更显拥挤。车近居住小区，开始寸步难行。这时，本来前后有序每排一辆的车队，逐渐变得肥大臃肿。接踵而至的车辆，不分先来后到，硬挤进来。前后左右，几乎摩肩擦踵。不久，有人“归心似箭”，开始借用对面车道，逆向行驶。再不久，有人冲上人行道，半边车轮在“道”下，半边车轮在“道”上，如杂技表演般，疾驶而去。亲戚叫苦连天，抱怨被挤在中间。否则，一定也如杂技表演般，飞车向前。我暗暗感叹，对上海汽车驾驶员技术之高超，行为之勇敢和法制观念之淡薄，不胜惊讶。

终于拐上小区旁主干道，谁知情况更糟。本来南北走向的大路，已被众多“归心似箭”的车辆，改造成单向行驶。“鄙车”所属由南向北的车流，占据着整个路面。“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任何对面驶来的车辆，休想从此通过。亲戚久居上海，颇具经验。眼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嘱赶紧下车，徒步返家。下车前行几步，回头看，亲戚的车已淹没在巨大的车流中。复前行，路势渐高。登高望远，顿时被眼前景象所惊呆：原来，我刚离去的那股“车流”，只是沧海一粟。正对面，一股同样“归心似箭”、且遵循同样行为原则的车流，也占据了整个路面，正从反方向扑面而来。两股车流，组成两个方阵，如两军对垒，交锋于楚河汉界，旗鼓相当，阵营分明。放眼望去，如此“两军对垒”的方阵，不止一个。而是每两个“方阵”组成一对，在霓虹灯、街灯和车灯的交相辉映下，犹如即将出征的罗马军团，蜿蜒伸展，一望无际。细观“罗马方阵”，公交车辆和出租车不多，多数是“私有”或“公有”的小汽车。在中国，能拥有私人汽车，或能享用公家汽车的人物，当属“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中产阶级。百闻不如一见，原来“中产阶级”如此开车。

路上挤满刚从车中撤退，徒步返家的“中产阶级”。大家议论纷纷，或咒骂警察，或嘲笑习先生，却偏偏没人指责逆向行驶的汽车。不远处，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好似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在“罗马方阵”中动弹不得，显得如此孤单、可怜和无能。几位警察，挤在“两军对垒”交界处，声嘶力竭地企图疏导交通。而一位逆向驾车的“中产阶级”，却在和警察争论不休。如果在美国，我暗自寻思，这位雄辩的“中产阶级”，应该已被戴上手铐，押往警局。当然，近年流行“中国可以说不”，美国的故事，不足为训。但是，就算在第三世界里，在她们饱经忧患的土地上，在她们逃避敌军炮火的人群中，我们可曾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交通混乱？环顾四周，大上海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中产阶级”红男绿女，香车宝马。我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在歌舞升平风情万种的夜上海，在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仅为一个后来证明一场虚惊的台风警报，就使一个现代化交通，在顷刻间退回到几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我暂住的小区，和上海许多“中产阶级”住宅区一样，设有称为“保安”的门卫。门卫身穿制服，头顶盖帽，腰系皮带，好似三军仪仗队。一日，一辆外地人货车欲进小区。“仪仗队”盘问，双方发生口角。不知何故，“仪仗队”突然动怒，挥拳相向。“外地人”不敌，逃窜报警。警察到，听完原告诉述，警察甲劈头问道：“你要怎么办”？“外地人” 一怔，不防有此问题。稍顷，答要“验伤”。警察甲好象学过“主流经济学”，颇懂“机会成本”，声言验伤麻烦，耽误送货得不偿失，不如让“仪仗队”道歉。几经讨价还价，“外地人”让步，但庄严地坚持道歉必须态度诚恳。于是，警察甲通知“仪仗队”道歉。孰料“仪仗队”态度虽然“诚恳”，却是同样“庄严”地拒绝道歉，理由是“外地人”骂人在先。于是，警察乙介入调查，经过权衡，改判双方“互相道歉”。警察乙判案，犹如法院判决甲方赔偿乙方一万元，同时判决乙方赔偿甲方一万元，双方都有收益，双方均无损失，转眼间便创造出“双赢”结局，构筑起“和谐社会”。此案自警方介入到警察乙宣布改判，历时超过一个时辰，经历了一场零加一再减一的游戏，终于回到起点。到我离开现场，警方对此案调查仍在进行。

中国有庞大的警察部队。近年来，这支队伍更引进西方技术，建筑起举世闻名的网上长城。“金色盾牌”外汇铸就，在网络这个几近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意识的疆域里站岗， 在灵魂的边境上放哨，保证只有最卫生的思想方能流入中国。但是，装备如此精良，能将互联网封锁得滴水不漏的国家机器，却不能有效管理最起码的城市交通和张三李四的吵嘴斗殴。莫非，中国警察也两极分化了？

今天，中国警察或许可分为几种。第一种专门对付包括“动乱精英”、“维权人士”在内的“国家公敌”。他们肩负党国兴亡，身系社稷安危，拱卫京师，猛不可挡。网络警察，是这支精锐部队中与时俱进的新秀。第二种警察一般出没于边远地区，他们黑白不分，兵匪一家。朋友曾投宿于海南某酒店，当地警方或许也想“提高执政能力”，公然布告于酒店：“如遇骚扰，请打警局电话；如遇警察骚扰，请打局长电话”。“警察骚扰”，如此罕见的案例，居然大言不惭地出现在警方的友情提示中，实为旷古奇闻。第三种警察，介于前两种之间。他们基本信奉老庄哲学，身体力行“无为而治”。精明的上海警察，大多属于这一种。在他们脸上，既没有往日“无产阶级专政”的凶狠，也没有现代专业警官的威严，新添的是一层小贩的猥琐和油滑。靠这等警察，既不能严肃纲纪，更不能除暴安良。“没有白没有，有了也白有”。

经济学上有一种称作“停滞膨胀”的现象（简称“滞胀”，stagflation）。这是一种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本来，在经济周期中“停滞”和“膨胀”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经济停滞时，一般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一般不会有经济停滞。因此，政府可以交替使用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这两个相反的手段，分别对付两个问题。经济停滞时，采用“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时，采用“紧缩”政策。但是，一旦“停滞”和“膨胀”同时出现，也即“滞胀”出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会陷入两难局面。今天，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滞胀”？

本来，一个能有效地对互联网实行新闻检查的制度，是标准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不需要分享权力，没有平衡制约，所以比较容易产生权威。即使从词源学意义上说，“专制”（authoritarian）和“权威”（authority）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国的“专制”，却似乎正在失去“权威”。上述所见所闻，不过是民间随处可见的冰山一角。这种丧失“权威”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共上层，体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说中。这种强“专制”和弱“权威”同时并存的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没有权威的专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这种现象，颇象经济学上的“滞胀”，也是一种两难局面。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想朝“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方向前进，就可能冒进一步丧失“权威”的危险。相反，如果中国政府要加强“权威”，则可能和“民主是个好东西”背道而驰。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学者似乎认为和石油涨价有关。后来西方经济“滞胀”得以缓解的原因，同样莫衷一是。有人说和“高利率”有关，有人说和技术进步，代用能源有关。今天，如果中国真存在政治意义上的“滞胀”，原因是什么？对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对有缘目睹上述那场“交通奇观”的芸芸众生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这些问题对象习先生那样的当朝重臣、衮衮诸公而言，却无疑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陈翰圣，2008年1月2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3月号）

赵紫阳和邓小平分手的真正原因 ---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读书能读出不同的东西。一部《红楼梦》，有人读出儿女情长，有人读出宫廷权术，有人读出看破红尘，有人读出阶级斗争。同样，最近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也能读出不同东西。海内外不少人，从书中读到了赵紫阳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凤鸣先生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便是：“献给为坚持正义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献身的赵紫阳”。有位朋友来信，说读出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我却两者都没读出，非但没有读出赵紫阳的“民主信念”，还偏偏读到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相似。

赵紫阳并不“民主”的信念，书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赵紫阳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但党要改变领导方式。第二，中国要实行法治（宗凤鸣，146页）。这两条都与民主无关，倒与邓小平思想颇为近似。下台后，赵紫阳说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变，但仍坚持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在长达十六年的软禁生涯中，赵紫阳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的言论，是说要象香港那样，给人民以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宗凤鸣，84页，344页）。赵紫阳为什么说要像“香港”，而非“台湾”或“南韩”？赵紫阳主政时流行的“新权威主义”要仿效的榜样之一，历来是作为整体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台湾、南韩为何排除在外？因为台湾、南韩在九十年代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在西方学者开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 排行榜上，台湾和南韩恰恰是亚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却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在赵紫阳书中读出或希望读出“民主”的人，对此大概颇感尴尬。而我却从中读到了赵紫阳思考问题的严肃、理性和诚实。赵紫阳没有因为不再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随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自封“民主领袖”，信口开河，不计后果。同时，宗凤鸣先生也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思考，不管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为这样，《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才不失为一本追踪下台后赵紫阳思想轨迹的好书。

在《红楼梦》中读出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说：《红楼梦》第四回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以此类推，理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并由此推广至理解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人恩怨为中心的那段中国政治历史的总纲，可能是赵紫阳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与和赵紫阳分手不一样。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赵紫阳分手却只有“六四”一件事。邓小平和胡耀邦关系很深，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学潮，而是政见不合，主要表现在“反自由化”上。邓小平说过，“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错了人”。即使没有八六年学潮，邓小平也要让胡耀邦体面地下台。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不同，他们间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却大力支持，尤其在经济改革上，邓小平宁可压胡耀邦而挺赵紫阳。“六四”前不久，邓小平甚至要赵紫阳接掌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没有经过长久酝酿，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学潮一件事，这与邓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后，邓小平从来没说对赵紫阳是“看错了人”。相反，在“南巡”这个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中，还公开夸奖赵紫阳，可见邓小平对赵紫阳由衷赏识（宗凤鸣，61页，83-84页，125页，143-4页，177页，207-8页，238页）。

为什么邓小平说起用胡耀邦是“看错了人”，而不说起用赵紫阳是“看错了人”？因为起用赵紫阳，邓小平确实没有看错人。无论讲理想抱负、治国方略，还是论聪明才干、人情练达，邓小平在整个中共高层难找第二个人，能象赵紫阳那样合适来贯彻落实自己的政治主张。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热衷于“理论务虚”、 “真理标准”。他不会关心“作协四大”的选举自由，不会为想象中“艺术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凭赵紫阳的才情、敏锐、眼界、甚至天性，他又远比胡耀邦更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年那个铜墙铁壁、令人生畏的社会主义。赵紫阳的这种能量，从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共同的政敌邓力群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对邓力群来说，胡耀邦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赵紫阳是敌我矛盾。邓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险来自何方。

然而，赵紫阳却获得邓小平的赏识：一种男人对男人的赏识，政治家对政治家的赏识。这种赏识，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为过。赵紫阳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们都追求民富国强，都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宗凤鸣，324页，327页）。他们都相信经验，尊重实践，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他们都“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摸”到的都是同一块 “石头” ，通向的都是同一个市场经济。他们的改革时间表有同样的轻重缓急，都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他们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快速变革的年代，需要权威政治保持社会稳定（宗凤鸣，83页）。如果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系是“私交”的话，那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则是“公谊”。当然，“公谊”未必胜于“私交”。因为对政治家来说，政治联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断丝连，“公谊”却注定荡然无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后还应邀赴“邓府”切磋牌艺。而赵紫阳与邓小平“八九”一别，从此无缘再睹天颜。整整十六年，漫漫长夜，寂寂永昼，“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中共党内有人这样概括邓、胡、赵的特点：“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这个概括原本不错，如果它不排除“邓小平也有头脑，赵紫阳也有手段”。赵紫阳不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邓小平相像。这种相像，虽不一定“神似”，却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邓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公开道破了自己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决心。同样，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也曾泪洒广场，以一句“老了，无所谓了”公开宣示了自己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决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占尽“天时人和”。所谓“天时”，是指天从人（邓）愿，毛泽东一九七六年按时一命归西。所谓“人和”，是指中共高层“人心”，一九七六年确实在邓小平一边，而一九八九年未见得在赵紫阳一边。

不仅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相似，如果将两段历史，各自推前两年，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一九八七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四年的邓小平同样相似。一九七四年，刚从江西返京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批评周恩来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大考验。在会上，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厚望，对周恩来讲了那段日后注定永载史册的名言：“你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谦，472页）。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批评与“四人帮”不同，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右倾投降”、“评法批儒”等废话。但是邓小平的批评远比“四人帮” 厉害，短短三十一个字，字字千钧。同样，在一九八七年导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赵紫阳也身手不凡。赵紫阳问胡耀邦：“现在老人还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变，你我如何共事”？（宗凤鸣，203页。邓力群，444-445页）。“生活会”前夜，即将扶正代总书记的赵紫阳造访胡耀邦，谈话中赵问胡：“小平多次招呼，为何不听？究竟有什么考虑”？据赵紫阳说，胡耀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宗凤鸣，216页）。面对这样的问题，真不知胡耀邦该如何回答？与赵紫阳不同，邓力群在胡耀邦“生活会”上，作了三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邓力群，417-443页）。通观全篇，邓力群虽然洋洋万言，对胡耀邦主政时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不厌其详，如数家珍，却远不及赵紫阳寥寥数语的份量。与一九七四年邓小平讲话相比，赵紫阳讲话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逊一筹，但两者同属“诛心之论”，同样直刺命穴，一剑封喉。

正因为如此，下台后的赵紫阳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在书中不惜用大量篇幅进行表白。对那封引起误解、自己在“生活会”上提起过的致邓小平的信，更是全文发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实，赵紫阳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会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正如赵紫阳所说，“自己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忙，帮也没用”（宗凤鸣，209页，238页）。至少从实际效果讲，赵紫阳讲的是真话。赵紫阳所作所为，和当年“批周”时邓小平所作所为一样，都不会影响被批判者的命运。但是，他们的讲话却能影响自己的前程。特别有趣的是，下台后的赵紫阳还将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这位未亡人的谅解。据说，那位当年为“自由鸣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礼的胡家长公子胡德平，深明党国大义，慷慨表示：他们这代人不会计较此事，只是他母亲难以释怀（宗凤鸣，217页）。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道破的其实不是代沟，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如此豁达，因为他不仅是儿子，更是厕身庙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这点，因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难以释怀，因为她不仅是妻子，更是以家为中心的女人！

既然赵紫阳和邓小平如此相似，为何最终难逃被废的命运？其实赵紫阳的被废，恰恰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相似。《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过程，和我却只有‘六四’一件事”。试想，如果政见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个矛盾逐渐暴露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政治决裂就必定起于风云突变，利益对峙。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广场上同样群情沸腾，北京城中同样人心所向，导火线同样是一位政治领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统治者同样风烛残年。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还知道，“邓小平身体非常不好”（宗凤鸣，361页）。可惜，这种表面的相似掩盖了更深刻的差别：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改革开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后两年，赵紫阳第一次会见宗凤鸣时，还颇具自信。他不无调侃地说：“我什么都不愿干了，总理也当了，总书记也当了，还想做什么呢”？是啊，他还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想的就是不当那个有名无实的总书记，他要的就是不再做 “儿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多么相似，他们都要在上一代强人离世后，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一个血性男儿，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和邓小平有着类似聪明才干和雄心壮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邓小平同样的渴望和抱负，这能怪赵紫阳吗？

再后来，邓小平“南巡”，讲了句“谁不改革谁下台”。赵紫阳的朋友们闻风而动，纷纷议论邓小平是否会象当年毛泽东再度起用自己那样，起用赵紫阳。而此时的赵紫阳，独具慧眼，知道大势已去，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赵紫阳说，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恩怨”的问题，而自己在“六四”问题上和邓小平结下了“恩怨”，形成了对立。要邓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凤鸣，42-43页）。在书中，赵紫阳多次断然否定了外界有关“六四”前邓小平曾想要赵紫阳下台的猜测（宗凤鸣，61页，240页，358页，362页）。同样，在书中赵紫阳也多次断然否定了“六四”后邓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这一前一后两个“断然否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结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手就为“六四”一件事。在为什么分手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两人都表现得比他们的追随者高明，他们两人对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后很少批评对方。“六四”后，在处理赵紫阳问题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发言，陈云讲了两句话，邓小平则一言不发（邓力群，499页）。在其它场合，邓小平除了夸奖赵紫阳外，要批评也就一句话：“赵紫阳是自我暴露”，言简意赅，回味无穷。同样，赵紫阳在书中也很少批评邓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欢胜于民心”（宗凤鸣，118页），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虽然邓小平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这并不说明邓小平对此掉以轻心。恰恰相反，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邓小平一定思前想后，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毕竟是自己“看错了人”。胡耀邦虽然和自己私交甚笃，虽然对“改革开放”热情奔放，但毕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风格上相去甚远，所以“私交”不足为凭。但万万没料到，找了个赵紫阳，和自己如此相似，从治国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谓一拍即合。却又恰恰因为太相似，最终还是分手，可见“公谊”也不可靠。大概正是从这一刻起，邓小平下决心要找一个和自己既无私交，又无公谊的人来接班。他终于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因为，如果和邓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层必定盘根错节，且政见未必相合；如果和邓小平有“公谊”，则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煮酒论英雄”，你可以有“邓小平时代”，我为什么不能有“赵紫阳时代”？“六四”后，邓小平再三说要“冷静地思考过去，冷静地思考未来”，他一定将这层也“思考”了进去。正是从这层“思考”出发，邓小平产生了选择江泽民的思想基础。当然，真要讲清邓小平选择江泽民的详情细节，必须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下台后的赵紫阳，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身陷富强胡同四合院内的狭窄天地，耳闻时代变迁历史前进的隆隆脚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纵有千种不甘寂寞，更是万般无可奈何。所以，赵紫阳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虽然自己有抱负，有使命感，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实在抱憾终生（宗凤鸣，1页，286页）。毕竟，和邓小平一起进行“改革开放”，是赵紫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下台后，虽然曾经宦海沉浮，惊涛骇浪；虽然阅遍世事变迁，荣辱毁誉早以置之度外，在平静外表掩盖下，赵紫阳内心深处却难免波澜起伏。这种波澜，有时会突如其来，如惊鸿一瞥，冲口而出。一次，赵紫阳指着秋风落叶的庭院，对宗凤鸣的孩子说：“我就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宗凤鸣，286页）一时间，落难政治家心有不甘却又壮志难酬的内心世界，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昔日的党国元首，当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从中来的肺腑之言，却只能托付后生晚辈。“都道牢骚言，谁解其中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多少寂寞，多少无奈，怎不令人倍感凄凉。赵紫阳主政时，多少人谬托知己，左一个“赵紫阳智囊”，右一个“赵紫阳幕僚”。结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败事有余。待到大厦既倾，万念俱灰，始有故知旧友，经年累月，记下一言一行，遂使《谈话》一书流传于世。孰料紫阳虽已永生，世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读罢全书，有感于此，不禁掩卷唏嘘：软禁中的英雄虽已“永远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样的寂寞与孤独。

注释：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自述》，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版。

（陈翰圣，2007年5月28日）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10月号。标题为“都道牢骚言，谁解其中意”）

《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常识性错误

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见诸报端后，评者蜂起，反响强烈。然而，众说纷纭中，却没人指出其中一个常识性错误。该文第六段结尾处写道：“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

上文有关“国内政治”的论述，基本是同义反复。所谓“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云云，接近于说“专制就是专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上文有关“国际政治”的论述，可谓异军突起，闻所未闻。如果论点成立，它将不仅刷新迄今为止有关“专制”和“民主”的全部论述，而且必将颠覆政治学的整个分析框架，导致一场政治学革命。因为，所谓“国际专制”，就像它的必然对立物“国际民主”一样，是前所未有的概念。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和“专制”，历来研究的是一国国内的政治形式，讨论的是“国”和“民”的关系，从来不涉及“国”和“国”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子学科中，比较政治学谈论“民主”和“专制”，但研究和比较的是各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政治哲学也谈论“民主”和“专制”，但讨论的是其形而上学的部分，如“民主”的理论、起源、发展等等，也不涉及国与国的关系。政治学中研究国与国关系的子学科是“国际关系”，其理论虽然五花八门，流派纷呈，但从来没人用“民主”和“专制”两个概念来概括国际关系。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国家后，“国”与“国”的关系可以睦邻友好，可以纵横捭阖，但从来没有“民主”或“专制”的关系。国际关系史上有过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有过不战不和的冷战时期，却从来不存在“专制”时期或“民主”时期。“国际专制”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强国欺负弱国，那么，这一概念虽然貌似指责“强国欺负弱国”，其实却在无意中为“强国欺负弱国”提供了合法依据。因为，“专制”虽然不合“理”、不合“情”，却恰恰可能合“法”。譬如，封建帝皇的“专制”，就符合“王法”。“国际民主”又是什么意思？是指国际事务由各国投票决定？那么，如何投票？一国一票，还是大国数票，小国一票？以国家为单位投票，还是以个人为单位投票？

为什么“专制”和“民主”两个概念只适用于国内政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这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常识问题。因为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是政府的一种统治形式。“专制”和“民主”的存在，有赖于一个能实行有效统治的政府的存在。国内政治有这样的政府，国际政治没有这样的政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适用于国内政治而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是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即国内政治的“有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要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民主”或“专制”的概念，就必须在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主权国家”之上，再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而这种事，到目前为止，似乎还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就算有一天，地球上真产生了“世界政府”，那么今天所谓的“主权国家”和“国际政治”就必然随之消亡。到那时，“民主”或“专制”就仍然只适用于国内政治，讲得就仍然是“国”与“民”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不过那时的国变成了“地球国”，民变成了“世界公民”。

这里有两点要稍加澄清。第一，现在的“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国家，联合国只是一个世界组织，世界论坛。第二，以“国”与“国”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涉及“民主”或“专制”这样的概念。但“国际关系”理论涉及“民主”或“专制”等概念时，讲的是一国国内政治的“民主”或“专制”，对国际关系的“战争”或“和平”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九十年代盛行一时、并为克林顿总统津津乐道的“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理论，就属于这一范畴。它讲的不是“民主国家”间有“民主”关系，而是讲“民主国家”间有“和平”关系。可见，就是这些理论，在讨论“国”与“国”的关系时，也不涉及“民主”或“专制”的概念。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讲，上述错误源于混淆了“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这是方法论上的典型错误。“国”与“国”的关系，分析的是国际政治层面的问题。“专制”或“民主”，讲的是“国”与“民”的关系，分析的是国内政治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层面上作的分析，不能随意提升到另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去，即不能将国内政治的概念随意引申到国际政治中去。同理，在一个层面上作的分析，也不能随意延用到另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去。假设，我们都同意俞先生的说法，“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将“国”与“民”关系中的“民主”，应用到一个更微观的层面，即引申到“民”与“民”的关系中去，“民主”就可能不是个“好东西”。例如，在学校里由老师和学生“民主”地决定考试成绩，学生这个“多数”将永远击败老师这个“少数”，正常的教育就无法进行。将“民主”这个概念套用于国际政治，国人中颇有市场。故特意提出，抛砖引玉，就正方家。

（陈翰圣，2007年2月14日）

（原载2007年3月15日《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