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作为一个人物,登上世界舞台亮相,是2009年的事。那年，作为国家副主席兼皇储的习近平访问墨西哥，讲了段颇有意思的话。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段脱口而出的话，虽然缺乏外交素养，但充满个性，展现了习近平的个人特点：七分浅薄，三分蛮横。这种自以为是，奠定了日后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是，习近平当时忘了加一句：“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但却有可能输出病毒”。
自从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把整个世界搞得天昏地黑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群起攻之，或要问责，或要索赔。中国人民大学有个叫金灿荣的，是个乌鸦嘴。他经常讲些习近平喜欢听的话，什么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那时，美国相当于中国一个广东省，日本还不及浙江省等等。因为中国太强大，所以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言下之意，世界其它各国和中国比起来，都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统称外国即可。“新冠病毒”爆发后，乌鸦嘴不幸言中，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譬如，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主张不忙下结论，等科学来慢慢研究。大概赌定证据已经抹干净，科学研究不出名堂。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各国，也即乌鸦嘴里的“外国”，却众口一词，咬定病毒起源于中国。世事纷争，错综复杂，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对一件事能取得“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这样的高度共识，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世所罕见。
世界舞台上的事，规范点就叫“国际关系”。国际关系里的事，用学术视角看，尤其是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1），是一个个主权国家间的博弈。为什么是博弈，而不是协商、谦让，甚而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因为，主权国家内部虽然是有政府状态，但主权国家外部，也即国际关系里，却是无政府状态。在国家内部，张三打了李四，李四可以告官。在国际关系里，甲国打了乙国，乙国没地方告官。在这个由现代国家组成的丛林里，“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便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国家安全”有多重大？不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就是普通老百姓，一听到“国家安全部”，就知道挺吓人的。这次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打的也是这个主意，都提到“国家安全”高度了，还怕你老百姓不闭嘴？
“国家安全”虽然对老百姓绝对权威，但本身却是个相对概念。譬如，甲国有一千辆坦克，本来挺安全。但乙国造了两千辆坦克，甲国就不安全了。甲国便会找乙国谈裁军，谈军控。乙国如果不予理睬，甲国就会多造坦克，扩军备战，形成军备竞赛。甚至，甲国有可能孤注一掷，对乙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按理说，乙国花自己的钱，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制造两千辆坦克，追求自己的“强国梦”，不是纯属主权范围里的内政吗？管你甲国屁事？但事实上，这种“屁事”，却可能导致两国间的战争，因为它打破了国际关系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以，在各国互动的国际环境里，不仅“国家安全”是相对的，就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Westphalia）中诞生的“主权”概念本身，也是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是相对的（2）。你家房子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不等于你可以在房子里胡作非为，打老婆孩子，这是同一个道理。
“国家安全”的概念，不仅相对，而且发展变化。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主要从军事实力出发来解释“国家安全”。他们数坦克、数大炮、数飞机、数导弹，认为这些东西构成了“均势”里的“势”，即power，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最近，“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先生，还数过一遍中国的核弹头，现有的加预期的，据说数到了一千，大概是同样的思路。但现实主义理论家也有局限，前苏联有那么多导弹、那么多核弹头，远远不止一千，怎么就一夜之间城头易帜，“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呢？可见，军事实力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唯一因素。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多年来在军事实力以外，提出过无数其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并据此要求重新定义（redefine）“国家安全”。但真正能做到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不是理论家的文章，而是历史。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要求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呼声，此起彼伏，莫衷一是。有人说“我们即将怀念冷战”（3），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4）。2001年的9/11事件，举世震惊，为“后冷战”时代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争论，划下了句号。随着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数千美国家庭妻离子散，天人永隔。珍珠港事件的悲剧，竟然在美国金融中心纽约重演，这是美国本土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但是，这个入侵的外敌，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导弹，它甚至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本·拉登对美国的“超限战”，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把“恐怖主义”四个大字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当小布什总统含泪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不再区分恐怖主义者和窝藏恐怖主义者的国家”，并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恐怖主义”终于代替“共产主义”，成了不仅是西方，而且是全世界的敌人。连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也声称自己反对“恐怖主义”。当然，中国的反对恐怖主义，和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都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干着自己的勾当。
“恐怖主义”创造了9/11，但9/11并没有创造“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是在9/11那天才存在的。早在9/11以前，无数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就探讨过“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但书生议政，始于课堂，终于论文。没有9/11，他们的议论，终究只是议论而已，改写不了“国家安全”。除了“恐怖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多年来还提出过无数其它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其中就包括病毒和生化武器。
由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在2020年肆虐全球。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一千多万人感染，五十多万人死亡。美国有三百多万人感染，十多万人死亡。美国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造成死亡人数的总和。新冠病毒让整个现代社会陷于停顿，让世界各国公民变成在家软禁的囚犯，创造出闻所未闻的亘古奇观。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显然，新冠病毒远比恐怖主义更危险。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防范病毒入侵，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会看到“国家安全”再次被重新定义，世界格局因此而重新改组。正像在“后冷战”时代，恐怖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在“后恐怖主义”时代，病毒将代替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
把病毒作为敌人，这场“仗”怎么打？没人知道。但一些共识正在全球浮现。首先，世界各国都要求病毒溯源，搞清楚新冠病毒从什么地方，怎么起源的，无疑是防止下一次病毒爆发的起码前提。这一点，连中国政府都不能不同意。中国政府虽然不肯公开承认病毒起源于中国，但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病毒调查组，现在正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调查病毒起源，这不正说明了全世界对病毒起源地的共识吗？病毒的起源无非是两种：自然的或人工的。在一个嗜欲熏天，斯文扫地；人人急功近利，处处贪污腐败；上层公开号召“弯道超车”，下层无比信仰“不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创造了毒奶粉假疫苗，科学沦为金钱的婢女，伦理底线被不断刷新，敢于丧心病狂地编辑婴儿胚胎基因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工制造的病毒，不是都能找到最理想的土壤吗？有人说人类将迎来新的冷战，那人类也会产生新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来重新书写新冠病毒后的“国家安全”吗（5）？让我们坚持乐观主义，相信人类总会有足够的智慧，打扫干净新冠病毒及其产生的土壤。
注释：
1. 国际关系理论里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是Hans Morgenthau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
2. Stephen D. Krasner. November 1991. “Westphalia”.
3. John J. Mearsheimer. August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the Atalantic Monthly.
4.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5.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他在1946年发给美国国务院的著名 “长电文”，以及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署名X的文章，奠定了美国冷战中“遏制政策”的基础。
（原载《光传媒》https://www.ipkmedia.com/）
（202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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