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阅兵随感

九月三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军队承平已久，没打过什么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军队，“养”了不止千日，但从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和邻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打过一仗。这一仗，中国说是“教训”越南，越南也说是教训中国。所以，胜负难分。但不管怎样，“同志加兄弟”互殴过一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次，没有“同志加兄弟”般杀得难分难解，但杀出了明确胜负。不足的是，那次战场设在国内，就在九月三日阅兵的同一地点，况且敌人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所以中国军队长驱直入， 北定中原，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王师北定中原后，打出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于是“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而低调地“闷声大发财”，不再打仗，变成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军队。军队的主要精力，从事三项和平工作：捞钱，唱歌，阅兵。其中第一项事业，经由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公布后，人们终得略窥一斑。原来，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捞钱能手。东窗事发后，涉案倒台的将军人数，远超过抗日中阵亡的将军人数。可见，中国的将军们多么热爱和平，多么“钱”仆后继，无所畏惧。当然，这些都是两个月前的旧闻，不是此次阅兵主题。此次阅兵，主要是展现后面两项才能。而这后两项，平时训练有素，都是军中强项。所以，这次虽然有将军因“捞钱”锒铛入狱，畏罪自杀，但临阵易帅，并不动摇军心，“兵”照样阅得惊天动地，“歌”依旧唱得人仰马翻。

此次阅兵，说是纪念二战及抗日。家有喜事，远道前来共襄盛举的，是俄罗斯的最高统帅普京。但普京的俄罗斯，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当年参战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苏联。苏联解体，中国的最高统帅习近平主席深为惋惜，兔死狐悲，发出了“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但普京，不正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中的一员吗？按照习主席的逻辑，普京非但不是“男儿”，而且“窃国者候”，是共产党苏联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习主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抗日的参战国。当年抗日的参战国，是中华民国。这个“国”，早被习主席代表的政党，“革”去了“命”，逃到台湾成了“蒋匪”。所以，这次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煞有介事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是一对叛徒。一个背叛苏联，一个背叛民国；一个背叛共产党，一个背叛国民党。一对叛徒站在一起，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不胜滑稽。

大概健在的当年参战国，都不肯前来共襄盛举，弄得主人颇无颜面的缘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听上去虽然很有气势，但仔细想想，实在也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国家变成“主战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辈子的霉。国家养兵，本来守土有责。人民纳税供养正规军，是要他们守护边界，保卫家园。不是叫他们把强敌放进来，让后院变成“主战场”，在家里实行“焦土抗战”的。汉唐盛世时，知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要把“主战场”推进到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国运日衰，这才会发生日俄两国交战，“主战场”却放在中国的怪事。两个不相干的人打架，打着打着，打到我家里来了，我要具备怎样的好客精神，才会把这种“主战场”视为一种荣耀？

等到抗日的“主战场”放进中国时，蒋委员长、毛主席，以及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纷纷崛起。他们各领一彪人马，逐鹿中原，勾心斗角。其中，蒋委员长势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里整天盘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给灭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美梦。小兄弟心里也在盘算，怎么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进来，说兄弟几个打心底里高兴，那是瞎说。毕竟日本真把中国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委员长就做不成蒋委员长，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几个去“抗战”，他们也没那么傻。首先，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打不过日本。真和日本人拼命，把老底拼光了，将来拿什么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几个既读过书，又混过江湖，“隔岸观火，借刀杀人”之类的国粹，烂熟于胸。日本人来了，确实给中国制造了危机。但中文里的“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若能把危险推给别人，机遇留给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纷争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下一个“真命天子”。所以，蒋委员长要杂牌军上前线当炮灰也好，毛主席对匹夫之勇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厉声呵斥也罢， 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种谋略。

但在这场谋略比赛中，蒋委员长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个顶着；家中有难，老大扛着，这多么天经地义？所以，小兄弟几位，不怕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自己不出钱不纳粮，喊喊口号，弄不好能把别人逼去“抗日”，何乐不为？蒋委员长对这等小阴谋，自然洞若观火。于是也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老子按兵不动，奈我其何？但口号喊久了，兵却不动，总有点讲不过去。蒋委员长是老大，个头高，目标大。别人按兵不动不要紧，他按兵不动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蒋委员长的老大地位，本来是凭实力抢来的，谁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现在倒成了缺点。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蒋委员长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几位小兄弟谁会开赴前线？他们只会一拥而上，向徒有虚名的国民政府要钱、要枪、要子弹、要编制。真要开赴前线，半个都不会前来报到。蒋委员长要能令行禁止，还能被拜过把子的小兄弟张学良，在西安串通敌军，把自己给抓了？

幸亏蒋委员长只是中国的老大，在世界排名里算不上什么角色。所以，蒋委员长的策略就一个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对日本人动手的那一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叫“以夷制夷”。其实，在“拖”的问题上，蒋委员长和毛主席“英雄所见略同”。所不同的只是，毛主席把这种战术叫做“论持久战”，蒋委员长把它称为“用空间换时间”，说白了都一样，就是“等”。等什么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么时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给炸了，那就是拖到了头，等到了头。至于在这之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将功成万骨枯”，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人民付点代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发展壮大，以便战后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中国”。所以，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什么抗日英雄，更没有什么抗日领袖，有的只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领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着天安门城楼上“抗自己人的领袖”生出来的红二代，检阅着天安门城楼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发展出来的军队，扛着“抗日本人”的战旗走来走去，和当年一样，歌声嘹亮，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禁抚今追昔，对眼前这场演出，啼笑皆非，不胜感慨。

（陈翰圣，2015年9月6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361期）

比“砍人头”更坏 ------ 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

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陈翰圣，2014年7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7期）

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华文媒体，除刘云山先生领导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纪念。二十五年来，华文或非华文的媒体上，不知已发表过多少有关“六四”的文字。但是，在这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大概没有一行字，是用来纪念他的。

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陈翰圣，2014年6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6期）

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 ------ 再评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近来，神州大地，千里反腐，万里抓嫖。至今年二月，终于以央视卧底为先锋，广东警力做殿后，对东莞实行地毯式扫荡，掀起了习近平“打黑”运动第一波的戏剧性高潮。说“戏剧性”，倒不因为央视的忸怩作态，广东的兵强马壮，也不因为前者揭露妓女时展示的义愤及贞操，配上后者逮捕嫖客时的勇猛及无畏，显得那样的滑稽，那样的相映成趣。戏剧的高潮，在于

民间舆论随后迅速形成的反制力量。刹那间，犹如打响了一场“东莞保卫战”，“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的口号，通过网站、电邮、微博、群聊，迅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了那天网络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那晚，在网络形成的精神世界里，万人空巷，一夜无眠！

让央视打先锋，确实不高明。习近平有位助手兼打手（打黑之手，没有贬义），叫王岐山。王岐山屡屡向人推荐一本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现在看来，这本书王岐山自己没有读懂。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教会所以招人痛恨，是因为它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陋的角色，即钳制言论，控制思想。央视不仅是中国现代条件下的法兰西旧教会，更因为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被广泛讥讽为高级娼妓二奶的培训基地。这样一个小丑，主持台春晚，尚且要被冷嘲热讽几个礼拜，更何况现在让它去做打手。于是，就有了“出卖灵魂的打击出卖肉体的”网络调侃，有了“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辛辣讽刺。

毛泽东时代，曾消灭过公开卖淫。和出卖身体的自由一齐被消灭的，还有其它各种自由，如建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等。邓小平上台后，提倡“两手都要硬”，企图在不允许高层次的政治自由的前提下，还给人民低层次的经济自由。这样，在被允许的赚钱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带动下，人们也有机会尝到了腐败的自由、声色犬马的自由的甜头。在邓小平划定的“政治”和“经济”两个空间当中，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名字叫“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声色犬马的自由，安身立命于这个“市民社会”之中。那里有六朝金粉地，富贵温柔乡，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不巧从未留意过这个灰色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所以，至死也没弄明白，对它究竟该用哪一手，是用“硬”的呢，还是“软”的？

 这里，不妨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试验品香港做个例子，来说明中共几代领导人这方面的思想沿革。毛主席不喜欢香港，他喜欢“五七干校”。邓小平相反，打心底里喜欢香港，因为在他看来，那里有钱、恭顺、没有太多好高骛远的理想，这种氛围，正符合自己的性格。所以，邓小平一再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造起来的第一个香港，众所周知就是深圳，当然也包括深圳属下的东莞。九七香港回归之前，邓小平的中共一再对外保证，九七后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所谓“舞照跳，马照跑”，就是允许有“声色犬马的自由”。你看，他既没有保证香港享有“政治自由”，因为这不便保证；他也没有保证香港享有“经济自由”，因为这无需保证。他保证的恰恰是中间层次的“声色犬马的自由”。这说明，“声色犬马的自由”，是邓小平的共产党对自由可以容忍的极限，是邓小平的“擦边球”。当然，这里说的是真的香港，内地的人造香港，还不在此列。江泽民被邓小平逼着“改革开放”起来后，凭着他没有原则唯利是图的本性，为了邀功，便大干快上地在内地乱造起香港来。这样，在无意中他就把共产党对自由的极限，带进了内地。但这些内地“香港”与真的香港比，缺少法制，多了腐败。换句话说，内地香港的“声色犬马”，更多地是由腐败撑腰的“声色犬马”。这就造成了九十年代所谓“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的现象，造就了“十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的人间奇观。

等到太子党也即“红二代”在政治上长大成人，也就是等到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以及什么刘源、刘亚洲等等全面接班时，他们对弥漫于全中国的腐败和“声色犬马”极为不满，因为这和他们从幼年就被灌输的理想格格不入。他们这批人，自幼具有红色理想。青春岁月，又赶上“文化革命”。“文革”初期，是他们最意气风发的年月，是他们政治上的debutant（少女在社交界的初露头角），正像几十年后，“巴黎社交名媛”的选拔，是红三代的debutant一样。那时，他们组成毛主席的红卫兵，也即“老兵”，杀向社会。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得血雨腥风，充分体验了“红色恐怖万岁”中的血色浪漫。“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庇佑下，他们又和“党的工作重心”一齐华丽转身，下海的下海、从政的从政、领军的领军，一天等于二十年，取得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大跃进。但说来奇怪，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和邓小平更近，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却始终和毛主席更亲。所以，在他们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非常现实地把“红三代”们送到“巴黎社交名媛”的沙龙中，送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堂里后，却大概因为“青春无悔”，又回过头来希望通过毛主席的“革命”，缅怀父辈的红色经典，回忆自己的“意气风发”，甚至“血色浪漫”。

今天，当“红二代”们终于有机会把当年“西纠”、“联动”打人的铜头皮带，换成全部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他们未见得有多少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们想起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把内地的人造香港，打成“舞不跳，马不跑”的香港。他们中有位急先锋，叫薄熙来。薄熙来也有个助手兼打手，也姓王，叫王立军。薄熙来和王立军，敢为天下之先，曾把个重庆城，杀得血雨腥风。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不能用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来补充修正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就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再讲得透彻点，就是“红二代”的现实利益和红色理想，要被兼而顾之，调剂得恰到好处。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城里整顿吏治，打黑扫黄，把个“市民社会”，吓得人人自危，为“红二代”的统治，树立起了全国的样板。别看薄熙来现在倒霉，关进了秦城监狱，但在整个“红二代”眼里，他将永远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是为他们政治理想壮士断臂不幸落马的先锋。

当然，“舞不跳，马不跑”，针对的是普通百姓的“市民社会”。在“红二代”的禁苑里，却依然是“舞照跳，马照跑”，而且要“跳”得“跑”得风景这边独好。这点，在薄熙来倒台后，已获得官方证实。这点，在将来不管哪位“红二代”倒台后，还将同样获得证实。所以，无论是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还是没有薄熙来的全国“唱红打黑”，打出来的，都无非是变成特权的腐败，是更少数人可以享受的腐败，是“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腐败。

一九四九年，当“红一代”们刚进城时，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扫黄。但和“红二代”不同，他们的扫黄，多少带着几分真诚。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把风尘女子当作“阶级姐妹”，宣扬要让她们“当家做主站起来”。“红二代”不同，看看东莞扫黄的照片吧，他们不是让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站起来”，而是要她们统统抱头“蹲下去”。这不只是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侮辱，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暴露。在“红二代”眼里，这些姑娘不是“阶级姐妹”，而是“贱货”。在这个时刻，中国互联网上发出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的呐喊，是在向“红二代”们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它告诉“红二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会任人宰割，它会站起来自卫；它告诉“红二代”，被他们强迫“蹲下去”的姑娘们，她们不脏，她们比今天的贪官，当年的红卫兵干净一百倍！她们不像女红卫兵，她们一不骂人，二不打人，三不杀人，四不制造“红色”的或任何其它颜色的恐怖，她们凭什么没有尊严，凭什么“蹲下去”？最后，它还告诉“红二代”，他们在“血色浪漫”里浸淫太久，人生又过于顺利，饱食终日，脑满肠肥，大概忘了今日何日。今天，已不是他们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时代，“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个时代，早已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陈翰圣，2014年3月5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3期）

秋风秋雨愁煞人 ------ 闻许志永、侯欣庭审有感

年终岁末，中国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法制剧：在习近平法学博士领导下，一个叫许志永的法学博士，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北京人民法院判刑四年。

习博士和许博士，一位毕业于清华，一位毕业于北大。论教育水平，应该旗鼓相当。但如果撇开政治，从纯学术角度看，那习博士比起许博士来，相形见绌。许博士生于内陆，长于贫寒，在挤进中国高等学府的狭窄道路上，涉嫌“走后门”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许博士读博期间，未曾兼职封疆大吏，既没有宾客盈门，也没有文牍满案的纷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具备成名成家的条件；许博士的博士论文，论述的是法学范畴之内的学问，没写过和法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农村改革战略”，所以选题专业，议论中肯。当然，这种比较，只限于眼下的情形。鉴于北大有为政治原因解聘教授的前科，形势难以逆料。万一北大与时俱进，决定吊销许博士的博士文凭，那比武擂台上就只剩下习博士一个人，自然雄霸天下。

大概出身贫寒，许博士总是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胡温当政时，他因孙志刚事件一举成名。后来，又多次加入山西黑砖窑、三聚氰胺奶粉、教育平权等事件的调查和法律援助。他这次获刑，党的喉舌“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评表示喝彩。但大概为了持平起见，社评说许的目标并不错，只是追求目标的手段过于激烈，冒犯了法律的底线。所以，获刑四年，不是“是非的分辨”，而是“法律的厘清”。言下之意，中国的法律似乎并不具备道德基础，一旦“厘清”，“是非”便模糊了。社评写得洋洋洒洒，可惜欠通。例如，它警告许志永们，通过这次审判，他们应该“洞悉”，“他们已站在高风险的对立面上”。牢狱之灾，大祸临头，死不悔改，可以叫“执迷不悟”；认罪服输，可称作“幡然悔改”。“洞悉”是洞察先机，明察秋毫的意思，这种本事，只有“文革”时号称“红太阳”的毛主席才有。用在倒霉到沦为阶下之囚的许志永们身上，显然不伦不类。至于什么是“高风险的对立面”，“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大概自己也读不懂。拿着政府的俸禄，喝着人民的血汗，写出这等社评，如能“分辨是非”，这叫文理不通；如果要“厘清法律”，这就是涉嫌渎职。

这次，人民法院好像不给党的喉舌面子。判决书开宗明义就指责许志永是在“利用”群众的诉求。既是“利用”，说明许志永另有罪恶目的。可见，判刑四年，不仅是“厘清法律”，更是要“分辨是非”，镇压邪恶，是不折不扣的诛心之论。人民法院和党的喉舌，本是一家人。这次双簧唱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见撒谎，也要有起码的智商。不信，不妨为人民法院的智商立此存照，再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书结尾，大概想写得气壮山河，竟不惜借用“普世价值”的语言，一本正经讲道：“经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一样，是不言而喻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的存在，不受法官调查结果的影响。能把这种常识，“经查”后考证出来，并大言不惭地写入法律文本，如果不是文理不通，那就是审案的人民法官，审案前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此法盲到近乎白痴的程度。

说要“厘清法律”，其实谈何容易。在中国，法律的边界具有充分的政治弹性，可以因政治的需要而随时随地伸缩自如。譬如，邓小平要“严打”，刑法便可“从重从快”。哪天邓小平心情好了，刑法又可相应地“变轻变慢”。再如，许志永去教育部抗议几声，检察官们立刻排成一列，煞有介事地到法院提起公诉。但一位教育部官员兼中学校长，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谋杀于校园，至今历时四十八年，苦主控告无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检察官不闻不问，好像全都变成了死人。又如，拿“扰乱公共秩序”罪来说，你千万别以为不上街，不喊口号，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没事。足不出户，但文章写得招蜂引蝶，被人在网上转上五百次，就有可能和许博士一样，冒犯法律底线。同样，“言论”和“行动”也难以“厘清”。例如，“煽动”究竟算“言论”还是“行动”？对几个人讲话算“煽动”？唱“红歌”，唱到万人体育场，不是“煽动”。对几个朋友说要“维权”，却可能变成“煽动”。那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写下文字只供本人阅读，总不算“煽动”，不犯法了吧？未必。我们的执政党，就有拿着别人的日记问罪的可耻记录。那再退一步，不写日记，也即不讲话、不写字、只磕头，总算良民了吧？仍然未必。因为我们祖宗有项发明，叫做“腹诽”，翻译成我们执政党的白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近颇出风头的陈小鲁、宋彬彬们，相信当年对这种罪行，都有过破案和审讯的经验。所以，不讲话不写字，照样可以问罪。这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据说，现在在大街上高呼“打倒共产党”，已经不能定罪。因为要执政党下台，毕竟不触犯刑律。那么，共产党凭什么抓人呢？就凭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知道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心怀不满，就把人家给绑起来“做”掉，知道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不上台盘，讲不出口，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类似“知耻近乎勇”。比起“红二代”的父辈们，动不动“肃反镇反”、“焚书坑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这种知耻之心，是在人类文明的阶梯上，艰难地攀登了一步。但是，这个日渐成为执政党新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也不像党的喉舌讲的那样容易“厘清”。比如，前几天那位和许志永一样有着法学博士头衔的习近平博士，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跑到北京的庆丰包子铺吃了顿包子。结果引起人群骚动，围观的围观，拍照的拍照，不知这是否冒犯法律底线，算不算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许志永的同案犯中，有位叫侯欣的女性，身体羸弱，在押期间，两次病危。面对牢狱之灾，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她说她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恐惧。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获刑，恐无生还之日。但是，她说，她更恐惧违背自己的良心，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她毅然选择后者。用她多次讲过的话说，那就是“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侯欣的朋友肖国珍说，侯欣的话“能点燃南极的冰”。在金钱至上的氛围中，我不知道国人今天的情感是否都在冰点以下，但侯欣的话确实打动了我。我未见得同意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但这不妨碍我对她的尊敬。她孤身一人面对法庭慷慨陈辞的形象，使我想起了那位鉴湖女侠秋瑾，想到了她“漫云女子不英雄”的诗，想到了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词，更想到了她写在供状上那句与其说是绝笔，不如说是对大清皇朝末日进行宣判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北京人民法院对许志永、侯欣的审判，究竟是谁审判谁？

（陈翰圣，2014年2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2期）

不如“厕所崛起” ------ 回国见闻之三

中国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捧出“大国崛起”后，屈指算来，已有些年月。不过，漫步在“大国”最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上厕所却仍是个问题。南京路上的厕所，是否已清洁到与“大国”身份相符，路人或可不必较真。但南京路上的厕所，绝大多数都没有为如厕者提供厕纸的习惯。这却是个“屁股指挥脑袋”，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叫“南京路上缺厕纸，路上行人欲断魂”。

曾在网上读到一位仁兄的回国游记。说是走在路上一时内急，冲进厕所，不及细察就蹲下方便。事毕，定睛细看，方发现目力所及之处，片纸不存。吃惊之余，不禁叫苦不迭。正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际，他突然急中生智，掏出手机向一位朋友求救。朋友接到告急电话，立马专程打的，为其送去厕纸。当那位仁兄整顿衣冠，走出厕所，重返阳光世界时，不禁激动得紧握朋友双手，一股面对人民救星的感激之情，在胸中奔腾升起。

前车覆辙，殷鉴不远。走在路上，本人既难免有如厕的需要，又有不带手机的习惯，两者相加，似乎是一种危险的结合。所以，每每出门，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一日，漫步在号称金融中心的浦东陆家嘴，只见前有东方明珠，后有金茂大厦。正眼观前后左右钢筋水泥堆起的祖国现代化，耳闻四面八方各地乡音呼朋唤友汇成的喧嚣，那种“需要”，不期而至。急抬头，见不远处有家麦当劳快餐店。心想麦当劳，乃美企。其中厕所，应像麦当劳在全球的连锁店一样，提供统一标准的免费服务。于是，满怀信心迈向麦当劳。进得店来，方知这里的麦当劳，不仅出售汉堡，还提供烧饼油条。至于厕所，得到的回答简洁明了。不存在是否干净，有无厕纸等具体问题。因为，这里的麦当劳，根本没有厕所。麦当劳，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但在上海金融中心的麦当劳，没有厕所，却卖油条。看来，中国真的“可以说不”。

浦东没戏，遂将目光投向浦西，首先想到的便是和平饭店。和平饭店与当时笔者所在位置，仅一江之隔，耸立在南京东路外滩转角处，位于全中国最顶级的黄金地段，其规格相当于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在这种酒店的大堂内，通常设有豪华到奢侈程度的厕所，供游人随意使用。一念及此，下定决心，渡江西行。从和平饭店东门进入，向西装革履的侍者一打听，果然有厕所。闻言，喜从中来。到底“和平饭店有和平”，侍者笑容可掬，厕所宾至如归。于是，按侍者指示，穿大堂西行，直奔厕所而来。至堂西，未见厕所。再问，被告再西行。再西行，眼看就要走出酒店，厕所仍渺无踪影。不得已，三问。这次，说出了西门便到。出西门，再次向门童“不耻下问”。终于，顺着门童白手套遥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高楼底下，大墙背后，有条破旧不堪的老式弄堂。而在弄堂深处，根据飘来的气味判断，存在一间改革开放以前的上海弄堂公厕。望着一脸无辜的门童，心中不知为何，冒出一句山寨版唐诗：“借问厕所何处有？门童遥指旧弄堂”。虽然明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和原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格调意境，天上地下，格格不入。

入东门，出西门，在和平饭店免费旅游一圈，不来白不来，来了也白来，原来“和平饭店无和平”，厕所还是没有着落。人被一逼，有时就有创意。心想上海最洋派的地方，当属衡山路。那里的酒吧，乃上海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在那里，难不成让外企高管社交名媛共度良宵之刻，携手漫游高尚精神世界之时，还要为厕所这等下贱的事操心？所以，到那里一游，顺便解决厕所问题，一举两得，几近浪漫之旅。于是说干就干，从和平饭店直接打车，横穿整个上海闹市，直奔衡山路而来。

车抵衡山路，在一家名字透着几分暧昧，叫“一千零一夜”的饭店停下。这家饭店，每当华灯初上，便有年轻舞娘前来助兴，表演所谓的“肚皮舞”。选择这里，是因为多年前来过，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进门拾级而上，便见有两个去处，右边是“一千零一夜”，左边却是家新张发廊，装潢十分讲究。心想先到这里试试，遂推开发廊大门，见迎面端坐一位白领丽人。趋前说明来意，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厕所只对发廊顾客开放，外人一概谢绝。眼见没有通融余地，怕要和高等厕所咫尺天涯，失之交臂，便问“贵发廊最低消费多少”？心想如果价格公道，不妨忝陪末座，权当购买厕所使用权。不料“白领丽人”狮子开口，理发最低要价，竟是六百八十元。花六百八十元上趟厕所，就是在衡山路上，也是暴殄天物！

无奈，退而求其次，转战隔壁“一千零一夜”。夜市尚早，“一千零一夜”处于大战前的沉寂。进门遇一领班小姐，虽不及“白领丽人”高傲，但却更显年轻俏丽。这次决定战略迂回，先不商谈厕所，只问晚间有何节目？领班小姐回说是“肚皮舞”。闻言不觉一惊，心想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肚皮舞娘们人来人往，一批批大概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人，但同样的艳舞却在同样的地方长盛不衰，真正物是人非，几度秋凉？但面对如此年轻美丽的领班小姐，“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话题，自然不合适谈。便淡淡说道，以前来过，不想“肚皮舞”仍在上演。小姐闻言，嫣然一笑，说道：“那就是因为有人爱看啊”！

叙过往事，寒暄已毕。遂切入正题，道明来意。领班小姐出人意料地慷慨，朗声说道：“可以”。闻言，再次喜从中来。心想真是“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芝麻开门，总算求得正果。迈进男厕，环境差强人意。但唯一缺憾，是厕纸已行告罄。不得已，再度打扰领班小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 谁料领班小姐语出惊人：“去女厕所用嘛”！见我犹豫，又鼓励道：“怕什么，里面又没人”。见领班小姐如此豁达大度，通融应变，大概读过《孟子》，懂得“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的道理，于是斗胆走进“一千零一夜”的女厕，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厕纸。厕所静悄悄，定神细想，自己跑遍半个上海，最后竟在肚皮舞娘们的厕所里，找到归宿，真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的感觉。

几年前在上海书城的厕所里，碰到过同样问题。书城，乃书香之地。但厕所，却未能免俗，和上海绝大多数厕所一样，没有厕纸。那里男女共用一个洗手池，池内没有洗手液，放块多年不见的“固本”肥皂，有两位上海大嫂看管。有钱雇人看厕所，却没钱买厕纸？百思不得其解，便请教大嫂。大嫂惊讶于有人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大概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职责所在，乃耐心解惑道：“放厕纸？早就被人顺手牵羊了。放多少，偷多少”！看来，这不是个经济学所能解答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盛行“大国崛起”。但在我看来，“大国崛起”，不如“厕所崛起”。“大国崛起”，只是富国、富党、富政府。“厕所崛起”，才能富民、富草根，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才不会“放多少，偷多少”，才能拉动那老也拉不动的“内需”。近一年来，中国又盛行“做梦”。但“中国梦”，既可以是“厕所崛起”，也可以是“大国崛起”。从中国领导人的行为看，无论从过去的“奥运”、“世博”、越盖越豪华的政府大楼，还是从最近的“防空识别区”、“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看，恐怕偏好的终究都是“大国崛起”的道路。

（陈翰圣，201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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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41期）

习近平即将掀起“唱红打黑” ——— 浅析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中国人盼好皇帝盼了几千年，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的事。这次因为皇帝迟到，讲了句“让大家久等”。臣民们，包括称为“无冕之皇”的臣民们，喜形于色，浮想联翩，议论纷纷起来。海内外，居然有人上表，有人进谏。有人甚至从皇上生父的历史中揣摩圣意，透露出“六四”即将平反的喜讯。一时间，“河出图，洛出书”，好像“东方红，太阳升”，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如果碰巧这次登基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不久前倒了霉的薄熙来，估计大家的兴奋，不会稍减。毕竟，盼的是新皇帝。至于谁当皇帝，好像反倒不重要。

几个月过去了，象历史无数次重复的那样，皇帝不尽如人意。臣民们因此而彷徨，因此而失落。于是，谣传四起，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有人从“太子党”那里打听到消息，有人传说皇上已被“左派”绑架。网络上，充满皇上内部讲话，犹如道道密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的泣血成书，有的声泪俱下，足以感动一批人，又足以吓唬另一批人。可惜，所有这些网络新闻，道听途说，都不靠谱。其所以这样，除了盼好皇帝心切，恨铁不成钢，病急乱投医外，更主要是无限夸大了皇帝的能量，即夸大了皇帝可以有所作为施展拳脚的余地。

在当今中国做皇上，其实很可怜，左右牵制，捉襟见肘。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共和”。几十年前，毛主席老人家健在时，中国也已“共和”。但当时情形，今非昔比。那时，毛主席曾对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说：“你算什么？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看看，这是何等有派头？这才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习近平能对谁这么横？开个政治局会议，要“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谁敢跟他“碰撞思想”？娶个唱歌的太太，有几分姿色，便被捧为具备了“软实力”。这也叫“软实力”？真不知是哪位“帮闲”的创意，不知算是明褒还是暗贬，是真痴还是假呆？凭这点“软实力”，不要说征服敌人，就是说服同志，能有足够“正能量”？习近平上台不久，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很让右边的朋友兴奋了一阵。其实，这话如果不是有口无心，也不过是在许诺一场遥远的“中国梦”。而眼下的现实，不是“权力”，倒是习近平本人，正被关在了各派势力和各种利益格局的“笼子”里。

皇帝的龙椅，不管是抢来的，还是“奉天承运”世袭的，要坐得稳且坐得有声有色，给历史留下印记，多半靠运气，更要因缘际会生逢其时。毛主席是“抢龙椅”的好手，历史给他留下了施展拳脚有所作为的巨大余地。但“有所作为”，未见得一定能把国家治好。把国家治得民不聊生，也算一种“作为”。小平同志的龙椅，是半抢半“袭”。也就是说，龙椅是继承的，但继承权是抢来的。能在共产党内把继承权抢到手，也算江湖高手一代豪杰。又恰逢拨乱反正，人心思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因缘际会，高举起“改革”大旗，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男儿当自强，算是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到了江泽民，情况完全不同。江泽民的龙椅，是坐在邓小平划定的框架里。但江泽民这人有个长处，那就是他从不梦想“有所作为”，更不在乎什么“青史留名”。他天生的没有原则，唯利是图。“邓小平是太上皇，他不是喜欢改革吗？那就‘改’嘛，‘改’它个天昏地黑”！这大概是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内心独白。江泽民另一个长处是为人随和，不霸道。自己发财，也允许别人发财；自己腐败，也允许别人腐败。一般人坐在龙椅上，最多做到“凡朋友，都允许腐败”。江泽民却几乎做到“凡腐败，都可以成为朋友”。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不过几年，江泽民就纠集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创出天朝前所未有的腐败盛世。他人缘不错，不仅允许自上而下的腐败，也允许自下而上的腐败，几乎做到“腐败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他当政期间，不仅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就是平民百姓只要善于钻营，外加几分运气，也能成为乱世英雄。

等习近平坐上龙椅，改革红利早已瓜分完毕，利益格局已然成型。上有几百家统称为“太子党”的上层门阀士族，下有成千上万以赖昌星、周正毅、王立军等人为杰出代表的草莽英雄。出身红色名门的习近平，和他那些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等太子党俱乐部里的朋友们一样，幼承庭训，铭刻心头的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对红色江山充满使命感，对当今中国的腐败乱象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们中有的几代世交，有的素未谋面，但共同的利益，一致的归属感，却使他们极易达成共识。几年前，这种共识被当时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凝炼成一句旗帜鲜明的口号：那就是“唱红打黑”。

 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以为“唱红打黑” 是薄熙来的私货。当然，“唱红打黑”作为一个名词，确实是薄熙来的个人创造。但“唱红打黑”所代表的全部精神内涵，却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是他们盘根错节利益交叉中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唱红”可以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打黑”则可以清除特权阶层以外一切“自下而上”的腐败。“自下而上”的腐败是大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天都在那里招摇过市。打击它们，就能漂白整个社会，让老百姓眼不见为净；打击它们，还能使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一种少数高级会所里的游戏，变成高级干部的另一种“特供”，既隐秘又安全，让享受者真正体会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滋味；打击它们，又有历史经验，驾轻就熟，四十多年前成立的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和“联动”，自己抄家打人残害百姓可以，等到“自下而上”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时，他们就看不下去了。“西纠”和“联动”正是今日“唱红打黑”的先头部队，不过那时他们手中只有打人的铜头皮带，今天却换成了整部国家机器。

习近平和薄熙来不是政敌和仇人，他们是同志、兄弟，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无论是家庭背景、个人经历，还是知识水平、道德修养，都决定了他们是同路人。所不同的只是薄熙来运气不佳，碰上个敢把天捅个窟窿的王立军。当然，薄熙来和习近平也有不同之处，他们虽为同一个集团效命，但薄熙来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这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相反，习近平更能体现集体英雄主义，行事低调，中规中矩，使整个太子党集团感到“你办事，我放心”。因此，习近平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他所属那个集团的大管家而已。所以，习近平决没有什么自己的路线方针，他有的只是他那个集团的路线方针。而这个路线方针，不需要上天入地搜寻，更不需要道听途说费尽心机瞎猜，因为它明摆在那里，早在几年前已由薄熙来公诸于世，这就是薄氏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昨天，就是习近平的明天。习近平可以推行的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可以上演的只是一场不叫“唱红打黑”的唱红打黑。只是习近平的“唱红”比较缺乏文采，不是“前后三十年”，就是“鞋子穿在脚上”；而习近平的“打黑”则较为低调而土气，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好像当年毛委员在作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

亚里士多德说政府可以有三种形式：即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少数人手里，或者多数人手里。不管哪种形式，统治者只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就是坏政府。反之，统治者为公众谋福利，就是好政府。“一个人”的统治，习近平和他的哥们不喜欢。在毛主席“一个人”统治下，“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父辈吃过苦头。毛主席“动根小指头”，他们的父母就沦为贱民。“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其实不是“先富起来”，而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平等”，这是一种崭新的特权，弥足珍贵。所以，他们“唱红”，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用他们话讲，这是“老路”，不能走。“多数人”的统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们看来都是“邪路”，也不能走。苏联解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的震惊。幸好中国有诸多维稳的国安、武警、特警、城管，“男儿”颇多，一时江山无虞。所以，符合国情的“正路”，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唱红打黑”，正好符合“少数人”统治的需要。

清除腐败，哪怕只清除“自下而上”的腐败，谈何容易。面对“六四”挑战，邓小平曾说“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要两手硬。但“六四”后的历史却证明，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四项原则”，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维稳”和“腐败”。在“四项原则”意识形态的废墟上，今天高高耸立的是赤裸裸暴力“维稳”的大厦；而在“改革开放”表面文章的背后，二十多年来真正的推手就是腐败。在理想主义彻底崩溃，谁有理想谁倒霉的今天，改革和腐败根本就是同义词。没有腐败，哪来改革？没有腐败，谁为你改革？甚至，没有腐败，谁帮你“维稳”？没有腐败，谁当共产党？更何况时代不同了，今天“自下而上”的好汉们，绝不是当年被“红二代”的父辈们随便“革”掉“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都是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今天的好汉，也不是当年在“西纠”和“联动”皮鞭下发抖的“黑五类”，那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待宰羔羊。今天的好汉，是共产党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身上淌着共产党的血液，带着共产党的基因，是共产党的标准复制品。他们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娴熟“超限战”，他们中多得是王立军那样的“男儿”。想动他们，你试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将是：要么习近平知难而退，要么好戏正在开头！

（陈翰圣，2013年8月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