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陈翰圣，2014年6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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