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无中国，领袖头里有思想 --- “正负能量”观下的“不断流”文明

拜刚刚成功加冕“思想”的习近平先生所赐，中国古代史这几天竟然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事情的起因是特朗普访华，中方早早放出风声，说要以“国事访问加”的规格，接待地产大亨特朗普。国事访问的规格，本有外交礼仪可循。这次在国事访问外，杜撰出个“加”字，却让人摸不着头脑，颇费猜测。后来经外交部“加”来“加”去，“加”出来的结果，是封闭故宫博物馆，让习近平主席携歌星彭丽媛，在古老的皇宫里，私密会见特朗普总统携超级名模梅拉尼娅。一座皇宫，两对伉俪，家事国事，夫唱妻随，夕阳西照下，飞阁金殿旁，铁腕握着纤手，红袖环绕领袖，好一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皇家风光。

中国地大物博，中央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为什么偏偏选择故宫来体现“国事访问加”呢？可能嘴巴上说的是“国事访问加”，心里头想的却是巍巍中华，“近悦远来，羁縻怀柔”那套把戏。果然，两对伉俪谈着谈着，就从故宫谈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中间，习近平主席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能“不断流”地传承下来的，就中华文化一家，所以我们人还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是龙的传人云云。两国元首间的对话，央视一般最多播个画面，不至于泄漏内容的。这次大概感到习主席讲得实在太好，博古通今，不播出来等于“衣绣夜行”，所以决定把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播出，昭告天下。

不料，事与愿违，一“语”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引出了反对的声音。学过历史的人反驳说：第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接下来有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克里特岛希腊文明等等，中国文明从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商朝算起，怎么算也排不上老大的位置。第二，中国文明像其它古老文明一样，也曾“断流”。远的有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近的有元清两朝的异族统治。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但这种反驳有点极端，有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味道。说中国文明不是最古老的文明，并不排除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非要具体排名，争进前四或前五，有什么意义？至于中国文明“不断流”的说法，并不是习近平发明的，中国历史学界历来有此一说。说主张中国文明没有“断流”的历史学家，都是溜须拍马的亲共分子，那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和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持中华文明“不断流”的观点。虽然前有南北朝五代十国，后有元清异族统治，但毕竟是这些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汉族同化。总的来讲，在历史上发生的毕竟都是“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

其实，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争论中国文明有多悠久，是否断流，而是一个不断流的悠久文明，或者说一个历来同化别人，却很少被别人同化，因此可以自夸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邓小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明了道理可以有“软硬”之分，习近平继承邓小平的事业，发明了能量可以有“正负”之分。那么，一个从来没有“断流”的文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正能量”呢，还是“负能量”？

大家都知道，最早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的几大文明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 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例如，早期的中东文明曾对希腊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希腊文化又先后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建立，对地中海周边地区以及中东、西亚和印度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在世界历史上称为希腊化时期。当然，反过来也有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例如，在公元一、二世纪时，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和流行病的双重打击，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斯多葛学派日渐式微，而取而代之的新柏拉图主义就受到印度《奥义书》里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文明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就发生在多种文明相互交集的时间地点里。比如，对人类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基督教和大乘佛教，就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诞生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犹太文化、希腊文化、伊朗文化，甚至印度文化交叉存在。而大乘佛教则成熟于印度西北部，那里深受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影响。有位历史学家曾说，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是希腊文化播种在犹太母亲和印度母亲肚子里的两个婴儿，而从这个家谱的世系继续向前追溯，则能发现岳父即伊朗文化的身影。在这些多种文化交叉存在的地区里，尤其在这些地区的大城市里，聚集着世界上第一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无产阶级”，也即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他们离乡背井，居无定所，脱离了旧文化的束缚，却无法获得新世界的承认，正是在这批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人群中，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

如今当红的“高端”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生，更印证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是谁？习近平自豪地对特朗普讲：“我们人还是原来的人”。西方人说不出这种话，因为他们不是“原来的人”。当我们“秦皇汉武”时，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盎克鲁—撒克逊人，都还是野蛮人。受我们汉代祖先“虽远必诛”的影响，在欧洲大陆引起了民族大迁徙，这才让这些野蛮人有机会在侵扰西罗马帝国的同时，学到了由罗马帝国所继承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结晶。正是这些野蛮人，继承了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制、基督教的终极关怀，以及加尔文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精神，才创造了今天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没有什么“不断流”的一脉相承的祖宗，它是不同文化的继承者，更是在不停“断流”的文化中浴火重生，“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开拓者。熊皮特认为，“创造性毁灭”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创造性毁灭”会不会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果然如此的话，那在文明的发展中，“断流”和“不断流”孰是孰非，哪个更好？

世界上其实不存在纯粹的“断流”，也不存在纯粹的“不断流”。文化在互相影响中发展，所谓“断流”，就是被别人同化；所谓“不断流”，就是同化别人。但不管谁同化谁，都不那么纯粹，不是赢者通吃。“断流”的文化，是被别人同化多点，自己同化别人少点。“不断流”的文化，是被别人同化少点，自己同化别人多点。如果我们不是只专注于自己文化的源远流长，如果我们能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而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角观察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文明，从希腊、西亚、中东、印度，到中国由西向东渐次展开。不幸的是，中国恰好处在这个欧亚大陆文明圈的边缘，其它所有主要文明之间的联系，远多于它们和中国的联系。中国之所以在欧亚大陆的文明圈中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中国地处偏远，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主要文明都相隔万水千山，打开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同时代其它主要文明都相对集中，唯有中国独处一隅，孤悬在遥远的东方。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其它主要文明间不仅相隔“万水千山”，而且在这“万水千山”中，居住的都是彪悍的游牧民族，你想从他们中间通过，谈何容易？在古代，中国把自己周边的游牧民族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也就是说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昏天黑地，都是野蛮人。“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正是这些野蛮人，加重了中国和其它文明间联系的困难。

正因为中国地处欧亚文明链的边缘，正因为中国周围都是野蛮人，所以中国常常误以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正因为能够接触并入侵中国的都是野蛮民族，正因为这些野蛮民族最终都被中国同化，所以中国文明才能“不断流”地，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所谓“一脉相承”，其实就是近亲繁殖。所谓“不断流”，就是失去和其它文明交流的机会，它既是固步自封的原因，又是闭关锁国的结果。所以，一个“不断流”的文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它是文化的短板，发展的“负能量”。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朝气蓬勃的文明，理所当然地要时不时地“断流”，时不时地补充新鲜血液，这样才能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现在，“中国梦”睡意正酣，“一带一路”紧锣密鼓。承载着“中国梦”的“一带一路”的灵感，来自于我们“不断流”的古老文化，即两千多年前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记载的不仅是光荣和梦想，也是屈辱和挫折。张骞本人的经历，他两次被匈奴即野蛮人的囚禁，正说明了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艰险曲折。早在张骞走上“丝绸之路”前，中东、希腊和印度之间已经通过海路有频繁的联系。可惜，这条海路当时没能到达中国。从中东通过印度到达中国的海路，也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后来开通的。在这以前，中东、罗马和中国的联系只能依靠张骞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必须经过居住在中间地带的野蛮人的中介和过滤。西方的文化技术能够输入中国的，必定是野蛮人也能喜欢和欣赏的东西，比如铜制的武器和马拉的战车。这些东西，比较接近“硬道理”，所以能够通过野蛮人的中介而最终传入中国。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字母文字或拼音文字，“道理”不够“硬”，最终就和中国失之交臂。但是，这些“道理”不够“硬”的东西，却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否则，两千年后“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先生，不至于大声疾呼要废汉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距张骞踏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后，“不断流”的文明要从“一带一路”再度出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是不知，这次的“路”将通向何方，会遇见些什么样的“道理”。

（陈翰圣，2017年12月12日）

特朗普的崛起和“政治正确”的陨落？ --- 笑看中国视角下的美国大选

听中国人评论美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物随意转，境由心生，褒贬邻里，却揭了自己的家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结果只是提供了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尊容，是件挺滑稽的事。

八年前，那位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歧山先生访问美国。他好像不知道世界上有种叫“政治正确”的东西，信口开河地把奥巴马，希拉里和麦凯恩之间的总统之争，称为“一场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战争”。就像赵本山到纽约演出，拿出看家本领肆意嘲弄残疾人，自以为幽默一样。八年后，“黑人”辞官归故里，“女人”星夜赶考场。只是，这次“女人”另有谥号，被称为“骗子”，开打一场“骗子和疯子的战争”。

“战争”结束，“疯子”胜利。“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们，一股脑地跑到“疯子”一边。这次，众星拱月般首先捧起的是“疯子”的女儿伊万卡，如何漂亮，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几乎把不久前用在无产阶级国母彭丽媛身上的一套溢美之词，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位房地产大亨的千金小姐身上。更有甚者，有人意犹未尽，发掘出了“千金”家的先生，也即“疯子”的女婿，又是一顿狂夸，如何帅气，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夸的虽是洋人，展现的却是巍巍中华“成则为王败则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的民族精神。

特朗普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一个新词：政治正确。就像当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特朗普为什么胜利？据说因为他政治不那么正确，或者说他瞒嘴跑火车，敢于藐视“政治正确”。于是，“激扬文字”的笔端下，也开始流露出对“政治正确”的不屑。一时间，甚嚣尘上，“政治正确”好像成了贬义词，成了活该痛打的落水狗。虽然对“政治正确”究为何物，“激扬文字”们，似乎并不比王岐山先生更为了然。

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当奥巴马和希拉里辩论时，那是因为他们政见不同，不是他们性别或种族不同。他们辩的是理念，争的是治国之道，不是在打一场“黑人和女人”的战争。“政治正确”在美国非常敏感，往前多跨一步，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即仇恨犯罪(hate crime)，遇到是可以报警的。很多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要说以前的屠杀黑五类，消灭阶级敌人，就是现如今普遍存在的招聘用人规定性别年龄，路上吵架辱骂对手“外地人乡巴佬”，以及其它一切漠视“人人生而平等”，不尊重个体人权的言行，都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当然有其缺陷，有其盲点，也有被滥用的时候。但就总体而言，它是美国人民历经几代奋斗，通过反复政治博弈达成的共识，它在美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不能随便轻薄。八年前，当王歧山嘴里的“黑人”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时，全美国欣然接受，波澜不惊。而今天，当嘴里不时藐视一下“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整个美国炸开了锅，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这不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正确”的强大实力吗？

“政治正确”过于强大，让特朗普上台摸摸老虎屁股，并非坏事。历史不是在试错里发展，民主不是在妥协中诞生吗？特朗普当选的出乎意料，可能就和“政治正确”的过于强大有关。当代政治学的骄傲之一，是能准确预测总统选举。这种预测自1948年杜鲁门竞选总统后，历经68年从未失误，而这次却在特朗普身上错得如此离奇。是什么使各大新闻和民调机构威信扫地，导致了需要改写政治学教科书的失误？“激扬文字”们的答案，不是惯用的“阴谋论”，就是自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的衰落等等，这些回答全都文不对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任何“阴谋”或技术上的失误。其实，这次民调的失误可能和一种称为“布雷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 的现象有关。布雷德利是洛杉矶的一名非裔市长，在1982年的加州州长竞选中，民调曾一路领先，但最终却竞选败北。人们后来发现，布雷德利所以民调领先，是因为受访者在“政治正确”的意识支配下，羞于坦承自己将支持布雷德利的白人对手，从而误导了民调。特朗普这次会不会因为藐视“政治正确”，使他的部分支持者在民调中羞于启齿？如果真是这样，“政治正确”不是太强大点吗？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

特朗普上台，会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造成多大变化，是不少“激扬文字”关注的焦点。“激扬文字”之所以“激扬”，是因为他们总要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心里装的不是翻天覆地，就是改朝换代。正像美国人心里总有一道抹不去的“政治正确”，中国人心里也总装着忘却不了的集体记忆。在那里，不是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把邓小平的儿子害成永久残废，就是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的老婆搞成终身监禁。风云突变，口蜜腹剑，腥风血雨，在丛林里待久了，就容易相信丛林法则是全世界的常态。特朗普会带来多大变化，现在回答为时尚早。但“激扬文字”笔下那种激动人心，天翻地覆，那种“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变化，在具有稳定民主制度的美国，多半不会发生。

特朗普能不能成为另一个里根？就具体政策而言，尤其在与奥巴马反其道而行之的领域里，譬如减税，削减福利，对外作风强硬等方面，特朗普非常可能成为另一个里根。但就大的历史背景而言，特朗普未必能成为另一个里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以能领一代风骚，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股世界范围的巨大思潮在涌动，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那股方兴未艾的“新保守主义”思潮“骑在马上”的代言人。特朗普背后有什么？有的最多是“利益”。特朗普是商人，认的是真金白银。他有点像一位从古代穿越而来的重商主义者，他又有点像邓小平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问题看得近，但看得很清楚。你想叫他吃眼前亏，门都没有。几个月前，当选战正酣之际，流传过一句米歇尔·奥巴马发明，希拉里·克林顿一再重复的名言：“当他们变得下流时，我们变得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特朗普心里或许想，在一个充满“下流”的世界上，“高尚”顶个屁用？但是，“下流”最多只能是手段，“高尚”却和“政治正确”一样，你用不用它，它都在那里。当今世界，不会回到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像高新技术，也像“政治正确”，可能潮起潮落，可以时隐时现，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在那里。所以，特朗普和奥巴马一样，只是一个钟摆。特朗普和奥巴马，或许代表了那个左右摇摆的钟摆的两个极端，但他们同样离不开的，却是那个始终在那里的轴心。

（陈翰圣，2016年12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76期）

近平·毛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在其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处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通过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也即拿破仑三世。但是，这位皇帝的结局有点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不懂军事的他御驾亲征，并亲自指挥作战，结果屡战屡败，自己被敌军活捉了去，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虽然借用他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那样“勉强模仿”着拿破仑，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幅“拿破仑的漫画”。所以，拿破仑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正剧或悲剧，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却是喜剧、笑剧，甚至闹剧。

十九世纪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似乎正在当前中共红朝重演。习近平刚上台时，很让一些人激动过一阵。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据说是中共开明人士。在中共另一位开明人士胡耀邦下台时，习老先生是唯一一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人。所以，不少人以为习近平幼承庭训，子承父业，终将为中国开辟一个开明的时代。殊不知，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他更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集体的儿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位叫陈云的说过：“接班还是我们自己子弟可靠”。这个所谓“我们自己”，指的就是这个总共不过几百个家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长大的儿女，以前统称为“太子党”，后来又叫“红二代”。最近有位网络神人，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赵家人”的称谓，一时传遍神州，脍炙人口。

但不管叫什么，这个集体的儿女大多在1949年前后出生。这段时间里，中共大局渐定，“红二代”的父辈们开始享用自己的胜利成果。其中不少人，江山和美女，鱼与熊掌尽收囊中。于是，“红二代”们大批来到人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批baby boom（婴儿潮）。这批人虽然姓氏不同，或姓薄，或姓习，但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生在父辈们的“新中国”，长于自己人的“红旗下”，从小生活优渥。然而，他们又有着和优渥生活极不相符的知识贫困。他们既没有历代公子王孙必须经历的四书五经的发蒙，又没有西方上流社会放眼现代文明的条件。满脑子被灌输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便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狂妄。刚成年，他们正赶上“文化革命”，满脑子的阶级斗争加上满肚子的志大才疏，使他们急于品尝父辈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滋味。于是，他们组建起最早的红卫兵，身着将校呢军服，手舞铜头皮带杀向社会。在1966年炎热的8月，有多少人倒在了他们的愚蠢、无知和少年特有的残忍之下？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成人间地狱，杀成众人眼里的“红色恐怖”，他们心中的“血色浪漫”，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情青史终将笔笔记录在案。“文革”后，别的红卫兵遭到大批清洗，他们作为红卫兵的始作俑者，却非但没被清洗，反而在父辈的庇佑下，和他们一度被打倒的父母一起重返权力中心，身上没有伤痕，心中没有忏悔。“改革开放”后，他们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一夜暴富，在陈云“自己子弟接班”的嘱托里青云直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红卫兵的创建者们，终于全面登上政治舞台。和当年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极其相似，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帝国，伴随着一个“红二代”的拿破仑三世，一齐粉墨登场。

于是，他们需要借用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来上演自己的活剧。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位伯父可供选择：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毛泽东，他们选择了大伯父毛泽东。这种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他们今天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是拜邓小平所赐，但他们的精神家园，却是在毛泽东的雨露阳光下发育长大的。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他们幼年的人生洗礼；“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壮怀激烈，是他们少年时代的精神初恋。他们内心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都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别的不论，光看语言风格，无论是薄熙来的“敢同恶魔争高低”，还是习近平的“洗洗澡、治治病”，都和毛泽东的文风一脉相承。第二，他们继承的政治遗产来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通过江泽民实现的那些“改革开放”，在中国造成了天怒人怨的腐败和不公。“红二代”们虽然才疏学浅，但自视甚高，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玩着手里的政治遗产，他们总要找个地方下手“革”点“命”，方显出英雄本色。然而，对一个红色传人来说，有什么比“革”黑色的“命”更顺理成章，比“唱红打黑”更令人神往呢？“文革”初期，他们打过“黑五类”，现在他们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黑五类”。这个新“黑五类”包括官场的腐败、民间的自由，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切不符合他们“政治规矩”的事物。这次，他们要“革”改革开放的“命”，所以必须绕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直接乞灵于毛泽东。中国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一样，遏制不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冲动，决定拿起童年的玩具，披上毛泽东的外衣，像“文革”初期那样杀向社会。

他杀向官场，杀得那里人人自危，自杀率一度逼近“文革”时期。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杀出一个“红二代”的贪官。他杀向东莞，杀得那里人仰马翻，花容失色，狼烟四起，一片萧杀。只是到目前为止，杀翻在地的都是贫民的女儿。他杀向文艺界，穿越时空，召开毛泽东式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所及，把北京城杀回到几年前的重庆，把猴年春晚杀成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杀向党内，提出要讲“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不要说共产党如今是执政党，就是当年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时，至少表面上讲的也是“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至于把个黑社会的“规矩”，成天挂在嘴边。他杀向股市，没杀成一万点，恼羞成怒，调公安部进驻证券所，谁抛股票抓谁。用专政PK股票，警察应付熊市，经济思想之不拘一格，前无古人，真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国内杀厌了，他杀向国际。越境抓人，法外刑讯，四面出击，到处“亮剑”。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沙，杀得自己不剩一个朋友，杀出一个反对自己的联盟，把毛泽东周恩来苦心经营的中美关系，杀到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运筹帷幄，折冲尊俎，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没听说过一路送钱，送出个孤家寡人下场的。毛泽东周恩来地下有知，眼看这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一定会指着陈云的鼻子大骂：“谁说自己子弟接班可靠”？

国际上没杀出成就，最近又杀回国内，提出媒体要绝对忠诚，一概“姓党”。在共产党眼里，媒体叫“笔杆子”，军队是“枪杆子”。这“两杆子”，如同李逵手里的两把板斧，是用来砍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姓党”本是祖传秘诀，并无创意。但同样的话，放在毛泽东嘴里，这叫“不要书生办报，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的话，听上去总还像领袖的语言。如今到了习近平嘴里，变成了赤裸裸的“姓党”，那么直白、粗鲁、市井，江湖气息呼之欲出。所以，读书多少，文化高低，自会流露在言谈举止中。不必如数家珍，专门告诉别人，自己看过几本书。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同样共产党执政，苏联东欧至少没有“文化革命”。邓小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资本主义。同样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初级发展阶段，香港台湾至少没有发展出官僚权贵加流氓地痞的资本主义。

习近平上台，本应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毛泽东邓小平的两个“最坏”。如能把这个问题想透想清楚，兴许能踏踏实实干点事，点点滴滴谋进步，比做什么“梦”都强。可惜，他偏偏宣布“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难道真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他要把两个“最坏”合起来，创造出个“更坏”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革”毛泽东“前三十年”的“命”。他当时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习近平的“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其实质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否定邓小平的“后三十年”。这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困境：不反腐，等死；反腐，找死。目前看来，习近平对后半个困境，即“反腐，找死”，认识明显不足。把件毛泽东的外衣，披着披着披成了自己的灵魂，正是这种“认识不足”的表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罪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大多数。但毛泽东在有生之年能坚持“继续革命”，能成功地把中国搞成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自有他的历史条件。习近平若想再搞一次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他有这种能力和历史条件吗？所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顺势而为，便是风云际会。失败了，也还算历史的悲剧甚至正剧。反之，昧于大势，一味蛮干，那不叫意志坚定，那是刚愎自用。披着伯父的外衣，画虎不成反类犬，哪怕一年“请您检阅”十次姓党的媒体以及同样姓党的军队，演出的终究只能是历史的笑剧甚至闹剧。

（陈翰圣，2016年3月1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8期）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

前不久，有人发明了一个名词：“中国病毒”，在纽约据说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再以前，曾有人也发明过一个名词：“北京共识”，这个名词因为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审美标准，所以享受过不止一次研讨会的待遇。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好像没一个人能举出个简单的例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究竟什么是“中国病毒”，什么又是“北京共识”。

专家做不到的事，有时群众能做到。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联合国大门坏了，向全世界招标修门。第一个来的是印度人，报价三千；第二个来的是德国人，报价六千；第三个来的是中国人，报价九千。联合国主管大惑不解，问中国人为什么报价比德国人还贵？中国人说，我报价的九千里面，三千是给你的贿赂，三千是我的利润，另外三千则是用来雇印度人修门的成本。这种无法无天且又自鸣得意的生意经，正是活灵活现不折不扣的“北京共识”，同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

三千贿赂，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话讲，是交易成本，它在中国孕育出了一个腐败的上层。三千利润，用革命经济学家的话讲，是剩余价值，它在中国创建了一支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土豪队伍。三千印度人的劳务费，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话讲，是比较成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它在中国生产出了庞大的低质量GDP，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由农民工们打造的那片“京上广”里的繁华。三个“三千”加在一起，发展出一个“硬道理”，名字叫“中国奇迹”，它既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又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伦理道德。阿谀奉承者称其为“北京共识”，谈虎色变者称其为“中国病毒”，其实两者讲的是一个东西。不过因为立场不同，褒贬迥异而已。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虽然针锋相对，但它们之间进行的并非学术之争，它们间的争辩是价值取向的背道而驰，它们的冲突是不同政治营垒间的话不投机。然而，就这么个死对头，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评论对象无限拔高，都在有意无意间抬高了中国特色“大国崛起” 的国际地位。

无论是“中国病毒”还是“北京共识”，讲的都是一种可以复制的东西。如果不能复制，叫什么“共识”？如果不能传染，算什么“病毒”？但是，中国特色之所以是中国特色，就在于它不能复制。“北京共识”，谁和你“共”？就凭北京城里满天雾霾，一地腐败，谁愿意和你“共”？至于“中国病毒”，请问这种“病毒”怎么传染？它开始从哪里“传入”中国？一个从来没有“传入”的东西，怎么“传出”？“中国病毒”之所以不是“病毒”，因为它内生内成，不能传染，一见阳光空气，顷刻化为泡影。所以，“北京共识”是涂脂抹粉，“中国病毒”是危言耸听，两者同样不靠谱，同样把“中国特色”夸大成了“普世价值”。

几天前，洛杉矶华人圈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新闻主体是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清一色的花季少女。她们中一位因感情纠葛，集合起十二位小姐妹，要给情敌一个教训。这批少女，离开中国大陆不久，身上带着原生态的“北京共识”，以为打个同学，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给学校写份检讨。于是，她们私设公堂，对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拘禁殴打凌辱达五小时之久，包括拳打脚踢、剥光衣服、用烟头烫乳房等等，肆意妄为，丧心病狂，行为之野蛮，手段之残忍，堪比半个世纪前宋彬彬小姐领导下的红卫兵。更有甚者，首犯作案后，居然警告受害人不准报案，扬言她们“局子里有人”。幸亏受害者及时从“北京共识”中醒来，毅然决然于当晚报案。幸亏洛杉矶警方不受“北京共识”干扰，以绑架罪、攻击罪、折磨罪、人身伤害罪等多项重罪，于当晚将除在逃外的全部案犯逮捕。幸亏美国刑事法庭不受“北京共识”管辖，按律判处三名成年首犯十三年，十年和六年徒刑，并将于刑满后把她们永远驱离美国。案发后，小留学生远在中国的家长又作何反应？据说有位父亲，平日大概笃信“北京共识”，第一反应便是飞赴美国，打算“用钱摆平一切”。结果，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才踏上美国领土，刚出手“用钱摆平”，便被美国警方以涉嫌贿赂逮捕归案。

至此，这场由中国小留学生上演的恶剧加闹剧，终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批少女把她们同学的人权和尊严，看得贱若尘埃？是什么使得她们的父辈，坚信金钱可以摆平一切？他们父女两代人这种自信和底气，这种错误的自信和愚不可及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要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才能锻造出这种自信和底气，才能让邪恶变成自然而然的习惯，无法无天变成不假思索的本能？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知道，这种自信、底气、本能和习惯，已经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它就叫“北京共识”，又名“中国病毒”。

小留学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北京共识”或“中国病毒”，并不能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这次，它们不是在美国法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吗？然而，法制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屏障。比法制更深刻更重要的屏障，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底蕴，这才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所以，在中国政府豢养的孔子学院能够取代哈佛耶鲁之前，在他们能用诸如“皇帝的太监”和“女人的小脚”之类的文化糟粕征服整个西方文明之前，“北京共识”终将不成其为“共识”，“中国病毒”也终将不成其为“病毒”。

陈翰圣，2016年1月31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7期）

九三阅兵随感

九月三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军队承平已久，没打过什么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军队，“养”了不止千日，但从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和邻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打过一仗。这一仗，中国说是“教训”越南，越南也说是教训中国。所以，胜负难分。但不管怎样，“同志加兄弟”互殴过一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次，没有“同志加兄弟”般杀得难分难解，但杀出了明确胜负。不足的是，那次战场设在国内，就在九月三日阅兵的同一地点，况且敌人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所以中国军队长驱直入， 北定中原，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王师北定中原后，打出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于是“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而低调地“闷声大发财”，不再打仗，变成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军队。军队的主要精力，从事三项和平工作：捞钱，唱歌，阅兵。其中第一项事业，经由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公布后，人们终得略窥一斑。原来，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捞钱能手。东窗事发后，涉案倒台的将军人数，远超过抗日中阵亡的将军人数。可见，中国的将军们多么热爱和平，多么“钱”仆后继，无所畏惧。当然，这些都是两个月前的旧闻，不是此次阅兵主题。此次阅兵，主要是展现后面两项才能。而这后两项，平时训练有素，都是军中强项。所以，这次虽然有将军因“捞钱”锒铛入狱，畏罪自杀，但临阵易帅，并不动摇军心，“兵”照样阅得惊天动地，“歌”依旧唱得人仰马翻。

此次阅兵，说是纪念二战及抗日。家有喜事，远道前来共襄盛举的，是俄罗斯的最高统帅普京。但普京的俄罗斯，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当年参战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苏联。苏联解体，中国的最高统帅习近平主席深为惋惜，兔死狐悲，发出了“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但普京，不正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中的一员吗？按照习主席的逻辑，普京非但不是“男儿”，而且“窃国者候”，是共产党苏联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习主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抗日的参战国。当年抗日的参战国，是中华民国。这个“国”，早被习主席代表的政党，“革”去了“命”，逃到台湾成了“蒋匪”。所以，这次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煞有介事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是一对叛徒。一个背叛苏联，一个背叛民国；一个背叛共产党，一个背叛国民党。一对叛徒站在一起，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不胜滑稽。

大概健在的当年参战国，都不肯前来共襄盛举，弄得主人颇无颜面的缘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听上去虽然很有气势，但仔细想想，实在也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国家变成“主战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辈子的霉。国家养兵，本来守土有责。人民纳税供养正规军，是要他们守护边界，保卫家园。不是叫他们把强敌放进来，让后院变成“主战场”，在家里实行“焦土抗战”的。汉唐盛世时，知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要把“主战场”推进到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国运日衰，这才会发生日俄两国交战，“主战场”却放在中国的怪事。两个不相干的人打架，打着打着，打到我家里来了，我要具备怎样的好客精神，才会把这种“主战场”视为一种荣耀？

等到抗日的“主战场”放进中国时，蒋委员长、毛主席，以及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纷纷崛起。他们各领一彪人马，逐鹿中原，勾心斗角。其中，蒋委员长势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里整天盘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给灭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美梦。小兄弟心里也在盘算，怎么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进来，说兄弟几个打心底里高兴，那是瞎说。毕竟日本真把中国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委员长就做不成蒋委员长，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几个去“抗战”，他们也没那么傻。首先，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打不过日本。真和日本人拼命，把老底拼光了，将来拿什么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几个既读过书，又混过江湖，“隔岸观火，借刀杀人”之类的国粹，烂熟于胸。日本人来了，确实给中国制造了危机。但中文里的“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若能把危险推给别人，机遇留给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纷争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下一个“真命天子”。所以，蒋委员长要杂牌军上前线当炮灰也好，毛主席对匹夫之勇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厉声呵斥也罢， 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种谋略。

但在这场谋略比赛中，蒋委员长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个顶着；家中有难，老大扛着，这多么天经地义？所以，小兄弟几位，不怕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自己不出钱不纳粮，喊喊口号，弄不好能把别人逼去“抗日”，何乐不为？蒋委员长对这等小阴谋，自然洞若观火。于是也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老子按兵不动，奈我其何？但口号喊久了，兵却不动，总有点讲不过去。蒋委员长是老大，个头高，目标大。别人按兵不动不要紧，他按兵不动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蒋委员长的老大地位，本来是凭实力抢来的，谁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现在倒成了缺点。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蒋委员长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几位小兄弟谁会开赴前线？他们只会一拥而上，向徒有虚名的国民政府要钱、要枪、要子弹、要编制。真要开赴前线，半个都不会前来报到。蒋委员长要能令行禁止，还能被拜过把子的小兄弟张学良，在西安串通敌军，把自己给抓了？

幸亏蒋委员长只是中国的老大，在世界排名里算不上什么角色。所以，蒋委员长的策略就一个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对日本人动手的那一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叫“以夷制夷”。其实，在“拖”的问题上，蒋委员长和毛主席“英雄所见略同”。所不同的只是，毛主席把这种战术叫做“论持久战”，蒋委员长把它称为“用空间换时间”，说白了都一样，就是“等”。等什么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么时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给炸了，那就是拖到了头，等到了头。至于在这之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将功成万骨枯”，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人民付点代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发展壮大，以便战后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中国”。所以，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什么抗日英雄，更没有什么抗日领袖，有的只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领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着天安门城楼上“抗自己人的领袖”生出来的红二代，检阅着天安门城楼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发展出来的军队，扛着“抗日本人”的战旗走来走去，和当年一样，歌声嘹亮，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禁抚今追昔，对眼前这场演出，啼笑皆非，不胜感慨。

（陈翰圣，2015年9月6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361期）

比“砍人头”更坏 ------ 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

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陈翰圣，2014年7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7期）

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华文媒体，除刘云山先生领导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纪念。二十五年来，华文或非华文的媒体上，不知已发表过多少有关“六四”的文字。但是，在这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大概没有一行字，是用来纪念他的。

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陈翰圣，2014年6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