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十五年，再读纪思道有关今天中国的报道，不禁有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觉。这次在北京采访“民主”和“新闻自由”，纪思道已不必去天安门广场，而只需坐在计算机前进入互联网的聊天室。据他了解，中国目前拥有七千八百万网民和两亿五千万手机用户。他上网时，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正在美国访问。他连续三次企图用中文在中国网站上贴出一则有关温家宝访美的短讯。第一次他写道：“为什么温家宝不管国内的严重问题，而去给帝国主义者磕头”？ 短讯被禁。第二次他稍加修改，短讯依然被禁。第三次他这样写：“温家宝访美相当成功。但当国内面临失业等严重问题时，他在国外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次短讯成功贴出。纪思道认为这是胡温当政后中国的巨大进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自八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允许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虽然这种批评仍需用中国新闻特有的“擦边球”技巧。
在这篇刊于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中，“擦边球”三字用的是汉语拼音。大概纪思道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去上海访问“世界经济导报”的旧事吧。正是那个多事之秋的一天上午，在“导报”故总编辑钦本立与他的会面中提到了这三个字。从此，“擦边球”三字通过纪思道的笔走向世界。我从来不太相信靠“擦边球”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但也从未料到当“擦边球”三字在纽约时报刊出之日，便是“导报”危机四伏，英雄末路之时。
这次从上海发出的报道，纪思道谈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主义情绪。他认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军事战略相当谨慎，正在国际事务中日益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却远为可虑。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网民对美国“九一一”的反应，以及中国媒体对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事件的报道。面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妓女，他认为后者颇为虚伪。
我想问题不止虚伪。我们不妨将事情作另一番设想。譬如，日本来华的不是“集体嫖娼”，而是“集体走私”、“集体贩毒”、“集体洗钱”、“集体行贿”团，结果怎样？交易双方能听凭舆论宰割？舆论能一脸正气，穷追不舍？如若不是，“集体嫖娼”，错就不在嫖娼。因为法理也好道德也罢，嫖娼不比贩毒行贿更罪不容赦。“集体嫖娼”错更不在集体。集体必人多势众，法不责众，何罪之有？“集体嫖娼”的真正错误，是日本男人寻欢的中国妓女的无权无势。错在她们都“集体”地、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的弱势群体。弱势而有错，色情而里通外国，打着灯笼找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此时不施行“舆论监督”，甘当“人民喉舌”，中国新闻界难道还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写出中国的“水门事件”？
另有一说：日本人不该在“九一八”纪念日来华寻欢。但考虑到目前繁荣“娼”盛的国情，我们能否反求诸己？譬如，吁请全国人大公开立法，明令天下：凡逢国耻纪念日，如甲午海战、辛丑条约、七七事变、八国联军，全国所有发廊、酒吧、桑拿、按摩、夜总会、三温暖、街头流莺巷尾暗娼，统统停业一天，以示卧薪尝胆，以昭毋忘国耻？
与“集体嫖娼”类似的还有女演员赵薇穿日本国旗装一案。记得当时不仅舆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还有壮士挺身而出，泼粪示威。幸好中国是礼仪之邦，法治国家，并且“稳定压倒一切”，赵薇才免被乱石击毙，吐沫淹死。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国人道歉了事。
我始终不懂赵薇何“歉”可“道”？中国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侈谈赵薇有否穿衣的“言论自由”。但是，查遍党纪国法、红头文件、四书五经、马恩全集，上穷碧落下黄泉，恐怕也找不到穿日本国旗，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根据。若穿日本国旗事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痛心疾首者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重金延聘日本艺人，着中国国旗登场助战。以爱国者的慷慨激昂、中国政府的“综合国力”计，这点应该不难做到。果真日元贬值、东京地震，岂不兵不血刃称雄亚洲，轻而易举“和平崛起”？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因而民族主义情绪备受外界关注。纪思道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政府对青年的教育有关。我不太相信中国政府在青年中有如此高的号召力。中国政府曾经有过这种号召力。它始于1949年大多数中国公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日，终于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期。从“文革”结束到1989年6月的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处于摸索阶段，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套新的统治方式。“六四”开枪最终确立了这套新的统治方式及其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远超出本文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建立在“号召力”之上。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能力。今天西方有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正像当年中国指责美国政府煽动1989年中国学生上街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误解。
近年来，我更相信中国政府失去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愿。“六四”刚过时，中国政府曾有过这种意愿。但随着邓小平南巡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这种意愿早已束之高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希望中国民富国强，但民富国强对毛泽东来说是手段，对邓小平而言却是目的。毛泽东要通过民富国强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邓小平却只求在现存秩序下完成民富国强，不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体现在国际战略中，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说“不称霸”，但毛泽东的“不称霸”是有霸王之心而暂无霸王之力，心中念念不忘“国际的农村包围国际的城市”。邓小平的“不称霸”却是根本没有霸王之心，虽然也虚晃一枪，自称“韬光养晦”，但真正在意的却是在“内地再建几个香港”。香港能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廉价玩具，却不可能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野心和能力。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接轨”，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成为这种“接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更不会允许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任何情绪轻举妄动，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享乐生活。正是这种差异和变迁才是纪思道所谓中国“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的真实基础。
纪思道文章中还有一段令人瞩目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政治统治历来建立在“畏惧”
(fear) 之上。中国人受苦时不一定抗议，但当预料到抗议而不会遭惩罚时，就一定会抗议。这种模式已被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历史所验证。他认为“六四”后中国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又有了畏惧。而胡温的亲民举动却在削弱这种畏惧，因而可能导致新的抗议浪潮。他预言“好戏”正在开头。
我敢断言“好戏”不会开头。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已开始非政治化，而物质利益又已充分多元化。因此，很难想象能用一句口号凝聚成千上万的民众。能用一句简单的口号凝聚民众拥护或反对某种东西，恰恰是传统共产党社会的典型现象。因为这种社会重视意识形态，强调统一行动，提倡非对即错的是非观念，相信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种社会又往往是“革命”的直接产儿，“革命”还留在这种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还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浪漫理想。在这种社会中教育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年青人，天生地具有激进的、简单的、非敌即友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他们拥护某物，往往拥护到迷信的程度；反对某物，又往往反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种社会中爆发的“群众运动”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口号，但在这种口号掩盖下的却往往是同样的“革命”胎教。所以，虽然1966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高举“毛主席语录”，而1989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挥舞 V 字型手势，他们的口号虽有天壤之别，但他们的内在冲动却不到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已与这种传统共产党社会渐行渐远，它虽然难免平庸，但已更为正常。
纪思道非常正确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畏惧”和“抗议”此消彼长的模式，虽然“畏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原则并不是中国政治的专利。但是，从1956年到1989年的中国历史确实证实了这种模式：即在两个相反的极端间来回摆动，要么“于无声处”，要么平地惊雷。然而，1989年很可能是这种模式的最后一次灵验。因为，1989年是一条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后，中国正式接受了一套新的政治原则。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公开遗产，那么，这套新的政治原则就是邓小平的秘密遗产。这笔遗产或被外界粗心忽略，或被内部刻意淡化，但决不会被邓小平的继任者轻易更改。最后，这次“胡温”新政亲民的对象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下层民众。民众没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激情，新政也不带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正是这种平庸，却可能是朝历史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本文到此原已该结束，但传来了恐怖主义对西班牙的袭击。听说国内不少网民又在欢呼这一悲剧，好像北京又一次“申奥”成功一般。这使我想起纽约时报上纪思道文章中的另一句话，他说：“我热爱中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如果有一天，人民日报的记者能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我热爱美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那么，我相信中国一定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健康。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相信其意义一定超过在北京举办十次奥运会。
陈翰圣
200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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