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央视打先锋，确实不高明。习近平有位助手兼打手（打黑之手，没有贬义），叫王岐山。王岐山屡屡向人推荐一本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现在看来，这本书王岐山自己没有读懂。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教会所以招人痛恨，是因为它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陋的角色，即钳制言论，控制思想。央视不仅是中国现代条件下的法兰西旧教会，更因为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被广泛讥讽为高级娼妓二奶的培训基地。这样一个小丑，主持台春晚，尚且要被冷嘲热讽几个礼拜，更何况现在让它去做打手。于是，就有了“出卖灵魂的打击出卖肉体的”网络调侃，有了“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辛辣讽刺。
毛泽东时代，曾消灭过公开卖淫。和出卖身体的自由一齐被消灭的，还有其它各种自由，如建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等。邓小平上台后，提倡“两手都要硬”，企图在不允许高层次的政治自由的前提下，还给人民低层次的经济自由。这样，在被允许的赚钱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带动下，人们也有机会尝到了腐败的自由、声色犬马的自由的甜头。在邓小平划定的“政治”和“经济”两个空间当中，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名字叫“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声色犬马的自由，安身立命于这个“市民社会”之中。那里有六朝金粉地，富贵温柔乡，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不巧从未留意过这个灰色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所以，至死也没弄明白，对它究竟该用哪一手，是用“硬”的呢，还是“软”的？
这里，不妨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试验品香港做个例子，来说明中共几代领导人这方面的思想沿革。毛主席不喜欢香港，他喜欢“五七干校”。邓小平相反，打心底里喜欢香港，因为在他看来，那里有钱、恭顺、没有太多好高骛远的理想，这种氛围，正符合自己的性格。所以，邓小平一再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造起来的第一个香港，众所周知就是深圳，当然也包括深圳属下的东莞。九七香港回归之前，邓小平的中共一再对外保证，九七后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所谓“舞照跳，马照跑”，就是允许有“声色犬马的自由”。你看，他既没有保证香港享有“政治自由”，因为这不便保证；他也没有保证香港享有“经济自由”，因为这无需保证。他保证的恰恰是中间层次的“声色犬马的自由”。这说明，“声色犬马的自由”，是邓小平的共产党对自由可以容忍的极限，是邓小平的“擦边球”。当然，这里说的是真的香港，内地的人造香港，还不在此列。江泽民被邓小平逼着“改革开放”起来后，凭着他没有原则唯利是图的本性，为了邀功，便大干快上地在内地乱造起香港来。这样，在无意中他就把共产党对自由的极限，带进了内地。但这些内地“香港”与真的香港比，缺少法制，多了腐败。换句话说，内地香港的“声色犬马”，更多地是由腐败撑腰的“声色犬马”。这就造成了九十年代所谓“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的现象，造就了“十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的人间奇观。
等到太子党也即“红二代”在政治上长大成人，也就是等到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以及什么刘源、刘亚洲等等全面接班时，他们对弥漫于全中国的腐败和“声色犬马”极为不满，因为这和他们从幼年就被灌输的理想格格不入。他们这批人，自幼具有红色理想。青春岁月，又赶上“文化革命”。“文革”初期，是他们最意气风发的年月，是他们政治上的debutant（少女在社交界的初露头角），正像几十年后，“巴黎社交名媛”的选拔，是红三代的debutant一样。那时，他们组成毛主席的红卫兵，也即“老兵”，杀向社会。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得血雨腥风，充分体验了“红色恐怖万岁”中的血色浪漫。“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庇佑下，他们又和“党的工作重心”一齐华丽转身，下海的下海、从政的从政、领军的领军，一天等于二十年，取得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大跃进。但说来奇怪，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和邓小平更近，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却始终和毛主席更亲。所以，在他们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非常现实地把“红三代”们送到“巴黎社交名媛”的沙龙中，送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堂里后，却大概因为“青春无悔”，又回过头来希望通过毛主席的“革命”，缅怀父辈的红色经典，回忆自己的“意气风发”，甚至“血色浪漫”。
今天，当“红二代”们终于有机会把当年“西纠”、“联动”打人的铜头皮带，换成全部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他们未见得有多少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们想起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把内地的人造香港，打成“舞不跳，马不跑”的香港。他们中有位急先锋，叫薄熙来。薄熙来也有个助手兼打手，也姓王，叫王立军。薄熙来和王立军，敢为天下之先，曾把个重庆城，杀得血雨腥风。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不能用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来补充修正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就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再讲得透彻点，就是“红二代”的现实利益和红色理想，要被兼而顾之，调剂得恰到好处。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城里整顿吏治，打黑扫黄，把个“市民社会”，吓得人人自危，为“红二代”的统治，树立起了全国的样板。别看薄熙来现在倒霉，关进了秦城监狱，但在整个“红二代”眼里，他将永远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是为他们政治理想壮士断臂不幸落马的先锋。
当然，“舞不跳，马不跑”，针对的是普通百姓的“市民社会”。在“红二代”的禁苑里，却依然是“舞照跳，马照跑”，而且要“跳”得“跑”得风景这边独好。这点，在薄熙来倒台后，已获得官方证实。这点，在将来不管哪位“红二代”倒台后，还将同样获得证实。所以，无论是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还是没有薄熙来的全国“唱红打黑”，打出来的，都无非是变成特权的腐败，是更少数人可以享受的腐败，是“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腐败。
一九四九年，当“红一代”们刚进城时，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扫黄。但和“红二代”不同，他们的扫黄，多少带着几分真诚。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把风尘女子当作“阶级姐妹”，宣扬要让她们“当家做主站起来”。“红二代”不同，看看东莞扫黄的照片吧，他们不是让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站起来”，而是要她们统统抱头“蹲下去”。这不只是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侮辱，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暴露。在“红二代”眼里，这些姑娘不是“阶级姐妹”，而是“贱货”。在这个时刻，中国互联网上发出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的呐喊，是在向“红二代”们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它告诉“红二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会任人宰割，它会站起来自卫；它告诉“红二代”，被他们强迫“蹲下去”的姑娘们，她们不脏，她们比今天的贪官，当年的红卫兵干净一百倍！她们不像女红卫兵，她们一不骂人，二不打人，三不杀人，四不制造“红色”的或任何其它颜色的恐怖，她们凭什么没有尊严，凭什么“蹲下去”？最后，它还告诉“红二代”，他们在“血色浪漫”里浸淫太久，人生又过于顺利，饱食终日，脑满肠肥，大概忘了今日何日。今天，已不是他们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时代，“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个时代，早已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陈翰圣，2014年3月5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3期）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