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计量政治学”（polimetrics），一听便知是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衍生而来。自“科学主义”在近代盛行以来，自然科学向物理学看齐，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社会科学中，因为经济学是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标兵，所以社会科学也要向经济学看齐。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政治便学经济，“计量”起来。是为“计量政治学”。

例如，美国选总统，政治学家便要“计量”一番。通过随机选样、试卷问答、编码量化、数据分析等程序，他们能准确预测谁成为当选总统。中国不选总统，计量政治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中国有另一类“计量政治学”，这类“计量政治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因学界尚无系统研究，笔者不敢信口开河，妄作论断。所以，在中国计量政治学前，按上“戏说”二字，是为“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毛主席时代，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那时侯继续革命，运动不断。搞运动，总得有人干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干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这就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计量政治学问题。毛主席亲自计算的结果，是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为干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则是要被革命干掉的坏人。这百分之五，通常称为“一小撮”。但问题是，毛主席喜欢的“运动”太多。每次“运动”干掉百分之五，累计起来数量惊人。所以，连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儿子，中国最正宗的红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问题，说：“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后成了一大片”。

其实，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计量”，改用除法“计量”，也有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为准，便不幸分母过大，百分之五除下来就是四千万人。毛主席再宽宏大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这四千万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还有四十万人。以毛主席的气魄，杀四十万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为虚张声势，一共没“坑”几个。但毛主席的胸怀气量，自我评价又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为此，杀人不宜过多。所以，从这四十万中，曾否又“救”出几位，未详待考。

总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干掉”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败类。至于“极少数极少数”竟有几十万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国人口太多，“国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数，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来，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传的那样前无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龙椅的，都声称代表全体子民。用外国话讲，这叫“朕即国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国话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诏”，说的还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字里行间，那胸怀气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体子民。毛主席因为中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虽然少代表五个百分点，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毕竟明确无误地代表着大多数。

如果毛主席是位异想天开的男人，那接下来的小平同志就有点像是女人。邓小平的特点是现实却难免短视，对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别清楚。所以，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充满邓小平特色。它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经济实惠，高度概括出了邓小平当政期间的时代精神。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这就成了继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后，又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量政治学问题。“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点是不确定，可多可少，充满弹性。你说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说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头。听上去它不像多数，但又没有证据肯定它是少数。总之，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悬念。

邓小平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词当然绵里藏针，工于心计，极其严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你看，他既不说“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做不到；他也不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不得人心。他讲的恰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听上去虽不多，但也没把话讲绝。因此，它让人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挤进“一部分”中去。所以，邓小平的话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中奖机会不大，却在人们心中引起阵阵躁动，激起一片波澜。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不怕飞蛾扑火，不惧斧钺之祸，“虽九死其犹未悔”，毅然决然地冲向“先富起来”的征途，写下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谜底，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揭开。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又是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发言稿的起草人。据于先生回忆，邓小平曾交给他三张亲笔书写的发言提纲，共罗列八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有“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邓小平原话用的是“好”，不是“富”。经于先生等人加工，将“好”定义为“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的思想。可见，在邓小平当初脑海里，“好”与“富”本无甚差别，“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发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低级庸俗，以至讲过“钱越多越好”这类小市民的话。没想到愚夫愚妇的鼠目寸光，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竟也相差无几。看来，钱这东西，真的雅俗共赏。

不管是“富”还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邓小平讲话中都无迹可寻。但在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曾与胡耀邦及于光远多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曾透露所谓“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检验邓小平的目标是否达到，实在是糊涂账一笔。因为，按邓小平当年的“计量”，所谓“富”是指月收入达到人民币一百元。如按这个标准，岂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国人民早就都“先富起来”了。但若按近水楼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尽“改革红利”的人群算，那从八十年代早期听到“先富起来”便闻风而动的胡乔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红打黑”后来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来为止，怎么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认真计较起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误差之大，实在惊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数人的老底。邓小平不愿形成文字，关起门来在“老同志”间讲讲的私房话，竟被于光远闲着无聊，掉文袋给“掉”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于光远足以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罪不可赦(1)。

如果说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来的“江核心”江泽民就是小人。江泽民既无理想，也没有学问，为人的基本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想独创一套“计量政治学”。于是，网罗帮闲，搜索枯肠，炮制出个“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个很滑稽的东西。从“计量政治学”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词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总书记、军委主席、政府总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动词用，则是说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种人或三股势力。不论哪种情况，“三个代表”都明确承认了自己属于极少数，或只代表极少数人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没想到江泽民竟一把抢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三个代表”不知是哪位帮闲“帮”出来的馊主意，江泽民居然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就像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所以，在这件事上，江泽民的行为，借用他怒骂香港记者的话讲，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语“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么先进的、普通的、甚至落后的生产力谁代表？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充当“贱民”的打工妹打工弟们，都不拥有“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方向或利益谁代表？无论从逻辑、语言、常识，还是统计学上讲，在任何正态分布的人群中，“先进”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一个执政党凭什么只代表极少数？美国总统不可以因为“微软”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就说只代表比尔·盖茨的发展方向。相反，他总是讲要代表大都数中等收入的或弱势的人群。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是“先进文化”？唐诗宋词和摇滚乐，哪个先进？《红楼梦》和肯塔基，莎士比亚和抽象绘画，又是哪个先进？骂街，有人擅长“国骂”，有人喜欢洋泾浜的“那亦腐”，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比代表“先进生产力”更荒谬的地方在于：生产力至少可以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积累起来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互比高低。中国有汉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法兰西文化，它们哪个更先进？不要说“代表”，就是光讲“先进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衡量，这种说法也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可见，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代表的既不是“先进”，也不是“文化”，而是惊人的狂妄和同样惊人的无知。如果没有太强的表现欲，本来与其学洋泾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学学汉文化的启蒙读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极少数”时间长了有点心虚，“三个代表”最后一条，终于想起要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广大人民”自然不错，听上去颇像人话。但唯一费解的是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来易懂，赵钱孙李去市场买菜，要价一元，还价八毛，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那就不仅“那亦腐”，而且扭曲价格信号，扰乱供需曲线。至于“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终极真理”、“共产主义”等东西一样，因为没人见过，无从知道是方是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则，何必脱了裤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要不，就是纵容子弟，操纵股市，倒卖土地，“闷声发大财”？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对“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下岗虽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强占耕地虽不符合农民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虽不符合小贩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虽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还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适”。可惜，脚不会说话， 非得偏劳习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撇开制造“和谐社会”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当“脚”代表的习主席不论，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国计量政治学”，由此及彼，浮想联翩，虽属“戏说”，难免“满纸荒唐，假语村言”，但慢慢梳理，细细品味，却也能悟出一点道理。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体现的是红色理想主义崩溃后，向丛林现实主义的迅速蜕变。它是一个双向发展的合成，一种喜忧掺半的历史跨越，是进步，也是倒退；是升华，也是堕落。它虽有时貌似沧海巨变，天上人间，但其核心价值，却可能贯穿始终，一成不变。习主席最近号召大家“做梦”，但一碰到核心价值，便梦中惊心，睡意顿消，变得异常清醒，说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实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断不容随意切割。可见，连习主席，也即当今圣上，都是“一成不变”论的粉丝，可喜可贺，亦可悲可叹！

注释
（1）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页。


（陈翰圣，2013年5月2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4期）

康州枪击惨案后的随想

康州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朝野又掀起一阵控制枪支的呼声。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发生后，总会有这样一片呼声，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媒体热议，政客慷慨激昂后，这片呼声就会归于平静，直到又一次枪击案发生。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对一个估计有两亿支枪流于民间的国家来说，控制枪支，谈何容易。首先，当然是有人反对，反对者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他们反对的理由，可以归结为几条。第一，“枪不杀人，人杀人”。 这，自然无可辩驳。不幸，除了自然灾害，世上的坏事都是人做的。枪，只是工具。工具既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但却能提高做坏事或好事的效率。枪，提高的是杀人的效率。所以，枪虽然“不杀人”，却帮助“人杀人”。

第二条反对理由是：如果禁枪，交枪的都是守法的好人，坏人不会交枪。这会使情形变得比现状更糟，坏人可以持枪行凶，好人却不能拥枪自卫。这派理论家颇有点经济学功底，据他们说，好人和坏人对枪的“需求弹性”不同。好人对枪的需求有弹性，坏人没有。因为对坏人来说，枪是做坏事的必需品。所以在禁枪的条件下，坏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枪搞到手，好人不会。但是，这种逻辑稍微向前推进一步，结论应该是好人更没有“弹性”。因为，在人人需自卫的前提下，坏人对枪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抢钱，好人却是为了保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派的论点总之是不能禁枪。不但不能，还要扩大合法携枪的范围。五个月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就有人建议要在电影院里合法携枪。这次，自然是要在学校里合法携枪。只要全民武装，人不离枪，枪不离手，枕戈待旦，坏人一旦来犯，即可立歼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自然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战略设想。可惜，历史记录对此不捧场。美国民间有两亿支枪，每次枪击案后，凶手不是被警察制服，便是自己饮弹身亡，从未听到过人民群众奋起歼灭凶手的动人故事。再说，好人必须拥枪自卫，还纳税养警察干什么？人人必须持枪自卫，离霍布斯（Hobbes）的人自为战，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有多远？

第三条反对理由最有学术深度，运用的是社会科学里所谓Counterfactual（反事实）的论法。按这派说法，估量枪支泛滥的后果，不能只注重被枪击杀害的人数，还要想到如果没有枪支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正因为人人有枪，所以强盗才不敢贸然入室打劫。否则，强盗早已明火执仗，为所欲为。这派的根据，是一种和事实相反的假设，颇接近国防军事理论。为什么要花钱建设国防？因为没有国防，别人可能侵略你。但有了国防，侵略者不敢来，国防反倒显得貌似无用。因为这种论法建立在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上，所以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威慑论（deterrence），即有了茅，就要有盾来威慑；有了盾，则需要更锋利的茅来反威慑，这便形成了军备竞赛的逻辑。强盗有枪，所以好人要有枪。等到好人有了枪，万一强盗（出于没有“需求弹性”）搞到坦克了呢？好人得买反坦克火箭？美苏两家军备竞赛，还能找到明确的谈判对手，所以军备竞赛是有节制的。好人到哪里去找潜在的强盗谈判？

以上是思辨，实际情况怎样？同样莫衷一是。拥护禁枪者以英国和日本为例，说两国控制枪支，所以谋杀率低；反对禁枪者以瑞士和新西兰为例，说两国不控制枪，谋杀率同样低。这种类似英语里“苹果比桔子”（apple to orange）的比较，没有多大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卡尔·博古斯（Karl Bogus）的一项研究。他对比了美国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发现两地除枪支管理法律不同外，其它各方面，从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到地域、文化、人口、种族、失业率、中间家庭收入等等，都十分相似。他在收集了两地长达七年的犯罪数据后，得出结论说西雅图的枪击谋杀率是温哥华的五倍。更有趣的是，两地除枪击谋杀率外，其他犯罪率，如打架、盗窃等等，都十分相近。这虽然不能说是“最终证明”，但至少是一项控制了其它变量后，推论出枪支管理和持枪行凶间因果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控制枪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所以枪支泛滥，有其历史原因。讲高尚点，是人民拥枪，可以保卫民主，推翻坏制度。讲实际点，则是美国当年地广人稀，要向不毛之地开拓，带杆枪，可以壮胆。谁知两百多年后，时过境迁，原因早已消失，结果却留了下来。现代政治制度，不可能被民间几条破枪推翻；现代民主，也不靠民间几条破枪保卫。流传在民间的枪支，纯粹只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但要改变这种沉淀，却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弱项。

民主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主是维持现状最好的制度。民主需要妥协，左右互相拉扯，结果总是离现状不远。这也是民主制度所以稳定的原因之一。在非民主的环境里，情况可以不同。譬如毛主席当家，他老人家喜欢枪，是军委主席兼NRA董事。那用不着什么Counterfactual的论法，全国也就“不爱红妆爱武装”起来，枪立即风靡神州。但毛主席有个缺点，就是他终要死掉。毛主席一死，邓小平上台。碰巧邓小平不喜欢枪，喜欢“稳定压倒一切”，那自然即刻禁枪。谁不交枪就是反革命，统统枪毙。同样不用什么“西雅图PK温哥华”，照样把枪给禁了。民主做不到这点，民主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等到了“珍珠港事件”；反对恐怖主义，也等来了“九一一”。控制枪支，同样需要等。所以，世上鱼与熊掌总难兼得。民主也不能兼得，民主有民主的局限。

（陈翰圣，2013年1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29-330合刊）

新常委与大革命

朋友来信，嘱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是王岐山推荐的。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吃新闻饭，有从胡耀邦、赵紫阳身边传出的消息，业内便称作“海里”（指中南海）来的消息。不料，二十多年后，朋友还有“海里”的消息。不久，在网上看到当年的改革闻人中，也盛传此说。一时间，如“托古改制经世致用”般地议论起来，于海外奇谈中，“尽得京朝风气”。

王岐山，无缘认识。只是四年前他访美，恰逢欧巴马和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讲话，好像不太得体。他说：“当前美国，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老人在争斗”。这话，本是美国媒体的调侃。但出自一个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口，却极不恰当。好比去邻居家做客，邻居自不妨讲几句“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也跟着“蓬荜生辉”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令人吃惊。在西方，这与社交礼仪有关。在东方，则更有一层深意，叫作“疏不间亲”。更何况“黑人、女人、老人”之类的话，充满美国最忌讳的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哪个美国政客，敢在公开场合捅这种马蜂窝？讲这番话前，王岐山说：“我这人离开讲稿讲话，容易犯错”。果然，如他自谦，离开讲稿，讲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实，说是“犯错”，严肃了点。准确地讲，这种话不是“犯错”，而是童言无忌。当然，四年前这段“童言”，希望只是一时口无遮拦，并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领导人的任何特质。

这次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不错。与毛主席当年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相比，更好，也更现实。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前翻过。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与其说是读托克维尔，不如说是凑热闹，顺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头脑，都知道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维尔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所以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未必有反抗；压迫越轻，反抗反倒越烈。法国大革命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宗旨，但爆发革命的法国，却恰恰是当时欧洲封建压迫最轻微的国家。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在位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革命的来临。因为，痛苦虽在减少，痛感却在增加，枷锁恰恰在最轻的地方，显得最不能容忍。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托克维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

中国民间的“痛苦”是否在减少？不知道，也无法测量。但中国的“痛感”却无疑在增加。这无需调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也不用搞复杂的民意测验，只要乘次出租车，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就足够了。托克维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例如，他说法国教会所以在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然而，它们对自由干涉的程度，只足以令人厌恶，却不足以让人害怕。这，与今天中国的中宣部多么相像？不幸，枷锁在最轻的地方，再一次显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国，有人要“讨伐中宣部”。姚文元领导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讨伐吗？所以，痛苦在减少，痛感在增加，这是新常委最担忧的现象。马克思曾说：让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面前发抖吧，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历史转了一圈，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们发抖了。以“革”别人“命”为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的红二代们，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许新常委是杞人忧天。据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幸好，中国没有“真诚的改革者”。自上世纪改革以来，“真诚的改革者”在中国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饭的。改革初战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连吃“改革”饭的也已所剩无几。眼下，中国多的是行贿的大款和受贿的“裸官”，他们现实、精明、势利，“杀头生意敢做，亏本生意决不做”。在这样的“精英”圈里，到哪里去找路易十六那样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国革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旧制度给人们留下了“哲学思考”的自由。托克维尔说，英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德国知识分子躲进知识的象牙塔，而法国知识分子既不参与实际管理，也不躲进象牙塔。他们利用“哲学思考”的自由，侈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企图用理性改造整个传统世界，为革命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随“五四”运动一齐走进了历史。中国现在盛行的，除“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外，就剩下王立军这样的兼职学者，以及“小沈阳”那样的社会名流，他们一般没有空“哲学思考”。伏尔泰和卢梭可能错了，但他们错误的前提，是他们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优势，恰恰在于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卖多少钱一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他们没有兴趣做社会良心或时代灵魂，他们本身就没有理想，更遑论为革命创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离不开理想。无论在法兰西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背后，都闪耀着或尘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环。只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产生革命。索马里就没有革命，只有海盗。有了理想，才有无私，才有反抗强权的动力。没有理想的痛苦，产生的可能是极端的自私。他们不敢反抗比自己强大的，却擅长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他们不搞革命，却制造混乱、无序、以邻为壑、力大为王，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国不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爆发革命，但却可能在每个村落、每个街角孕育出无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陈翰圣，2012年11月30日)

两个诺奖，一种偏见

十月十一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呢，据说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一时舆论轰动，群情振奋。继奥运、航母后，中国又一次实现零的突破，足以额手相庆，耀祖光宗。

但是，莫言并非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以前多数华裔得主，都住在国外。前年，倒有个住在中国叫刘晓波的人，也中了诺奖。可惜的是，他是住在牢里。所以，莫言的“零的突破”，是他住得不远不近，不偏不倚，既在国内，又在牢外。能行走于这两者之间，分寸拿捏恰到好处，又中得诺奖，不会点“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不行。

我们这代人，以前听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吃蜜糖”长大。后来拨乱反正，才知道我们是“喝狼奶”长大。这次莫言获奖，又有新发现，原来我们是“吃煤块”长大的1。诺贝尔奖怎样评审，是学术机密，不可妄测。但若以小人之心加以揣度，倒也有这种可能：你说中国人吃“麦当劳”长大，洋人便觉无趣；你说中国人“喝狼奶”长大，最多也就算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谈不上美感；但若你说中国人“吃煤块”长大，洋人就会激动起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文学的惊艳。

刘晓波只是“政治正确”，莫言才是“文学惊艳”。逛动物园，游客的心理，是决不怕野兽丑陋。相反，野兽越丑陋、越可怕，游客反倒越高兴，越好奇，越“惊艳”。当然，前提是野兽必须关在笼中。野兽若跑到笼外，与游客零距离亲密接触起来，便没了“惊艳”，只有惊吓了。文学很“魔幻”，可以放在笼中欣赏。所以不妨三教九流，每下愈况。政治太现实，犹如跑到笼外的野兽。所以政治不能和“游客”长得太不像。政治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当然，说是“长得像”，决不是叫你长得高大。就好比叫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绝不是叫你自己变成“党中央”；要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决不是要你自己变成毛泽东。

刘晓波所以好，不仅因为他“保持一致”，更因为他甘当小学生，绝不功高震主。刘晓波对西方文明的诠释，是一种肤浅的模仿和机械的死记硬背。西方文明不需要中国出杰佛逊，更不需要中国出尼采。莫言所以好，是因为他和西方文明太不同，太另类。如果西方文明是“白”，莫言能提供“黑”；如果西方文明是“美”，莫言就能提供“丑”。莫言对西方文明来说，是“无用之用”。否则，就是写出部《红楼梦》，未见得能获诺贝尔奖。毕竟，到目前为止，西方文明尚不愿意，甚至还没有能力，去欣赏一朵和自己齐驾并驱的奇葩。所以，两个诺奖，出自同一种偏见，那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人。我们把这种偏见之“奖”接过来，趋之若鹜，含之如饴，那就活该别人看不起。

如果我们也“魔幻”一把，让刘晓波写小说，莫言搞政治，结果会怎样？刘晓波写什么呢？最多写出部《河殇》，“啊，亲爱的蓝色文明”！可惜，太直白，没有美感。况且，“蓝色文明”有时就不和你“亲爱”，奈何？莫言搞政治，到可以做做大学生村官。但可惜“村官”太渺小，太微观，“蓝色文明”看不见，又奈何？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张艺谋倒是个活证据。张某以莫言的《红高粱》起家，动用影视制作的特殊手段，无限夸大“黄色文明”的“黑”与“丑”。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做得轰轰烈烈，生意兴隆。“蓝色文明”很高兴，大奖滚滚而来。后来，不知何故，张某突然金盆洗手，改拍起《英雄》来了。从此，就算中宣部拿出整个国库作后盾，张某也与“蓝色文明”的大奖无缘了。“时不利兮骓不逝，张某张某奈若何”？

三十八年前，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奖的典礼上，哈耶克说：“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2。哈耶克敢说这种话，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使然，更因为他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以外，另设经济学、文学、以及和平奖，本来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是出自科学的自大。如今，在人文领域里，如果带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优越感，给“黄色文明”颁发起奖状来，那就在科学的自大外，又加上了文化的自大。


注释

1. 见莫言代表作《蛙》。
2. Hayek, F. A. 1974. “Hayek’s Speech at Nobel Banquet”.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speech.html


（陈翰圣，2012年11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327期）

劝君莫入“政治局” ------ 闻薄熙来“双开”有感

北京时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唱红打黑”的教父薄熙来，终于被他的政敌，也就是不久前的同事、朋友、甚至“哥们” ，革去教籍，踢出了他们的红色政党，沦为人人可打的“黑”类。自江泽民当道后，不少中国官员都患上了附庸风雅的毛病，大庭广众之下，搔首弄姿，背诵诗词。薄熙来如果有此同好的话，狱中感怀，此时此刻涌上心头的应该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判决书，确实“相煎何急”。十大罪状外，还要另加“性生活”罪状一条。文字猥琐、格调低下，招来满城风雨。惹得某电影明星按耐不住，放下国际风范，回归国骂：“你妈在，我就在”！骂街，捎带对手他“妈”；克敌制胜，公布敌方“性生活”。如此名流，如此“中央”，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幼年时，听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肃然起敬，以为是很神圣的地方。可惜，那里不很太平，时不时有家丑外扬。先是出了“叛徒、内奸、工贼”。那是“文革”初期，“政治局”里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忽被“打翻在地”，继而“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后来，没几年，那位夺得刘主席交椅的林副统帅，一夜之间，竟由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堕落成了叛国投敌的“林贼”。再后来，越发不像话，那些把“叛徒、内奸”以及“林贼”们送进地狱的人，自己也被送进地狱。这次罪名叫“四人帮”，成员有“流氓、文痞、白骨精”，外加“狗头军师张”，听上去好像在谩骂。

古时候，有“不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说法。好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这些讲究。所以，毛主席刚死，就把他老婆，即“白骨精”，拿下问罪。按当时刑律，问出的罪名，自然是“反革命”。由“白骨精”而“反革命”，本不吃亏。只是这一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成了反革命家属。“政治局”里打架，打到最后，把毛主席打成了“黑五类”。如此“政治局”，成何体统？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刘贼”也好，“林贼”也罢，终究还算政治犯。谁知，我们又“改革开放”起来。从此，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党的“政治局”里，犯罪重心也实现了向经济领域的转移。过去“政治局”里打架，打的是“路线斗争”，打出的是“反革命”政治犯。如今“政治局”里打架，打的是反贪反腐，相互“双规”，打出的都是陈良宇这类贪污盗窃犯。贪污盗窃，乃鸡鸣狗盗之辈，属刑事犯罪。没想到，堂堂中央政治局，竟然是贼窝。

至此，本已叹为观止。不料年初王立军一跑，竟把杀人犯也弄了出来。谷开来杀人，争议颇多。但争论各派归根结底只有两派：一派坚持“谷杀人”，一派认为“谷没杀”。其实，无论将来哪派胜出，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政治局”里的打架，已经从打“政治犯”，到打“贪污犯”，如今已达到打“杀人犯”的高度。谷开来如杀人，薄熙来难逃其咎；谷开来如没杀人，则除薄熙来以外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是不惜以杀人罪栽赃。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其江湖险恶，都类似于电影里黑社会火并时的情节。

中国人素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著称。学龄前儿童，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惜重金地被送进奥数班、英文班、钢琴班、芭蕾班，以及闻所未闻的“班”中去折腾。其实，这些都是舍本逐末。在我看来，教育孩子的第一条，应该是让他们从小立志不进“政治局”。“政治局”有什么好？那里藏污纳垢，每下愈况。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一部不停地在“政治局”里发现各色犯罪分子的历史。而且，在那里工作，属于高危职业，凶险莫测，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所以，如果中国所有家庭，都能幡然觉悟，教育孩子从小树雄心、立壮志，长大不进“政治局”，那将是件利己、利家、利国的好事。如能达成如此共识，那中国就离真正的“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甚至“大国崛起”，接近了一步。

（陈翰圣，2012年10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326期）

“六四”二十三年忆钦老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对我和我所属的那个群体而言，“六四”所以挥之不去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曾同属那份有劳江泽民御驾亲征而遭封杀，却又因“封杀”一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上海干部队伍中，造就颇多“中央首长”的报纸。这份报纸就是当年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

《导报》的灵魂人物，自然是创办人兼总编辑钦老钦本立。“六四”后的钦老，是赵紫阳加“天安门母亲”。于公，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他失去了内心的信仰；于私，钦老虽两次结婚，却没有孩子，《导报》是他的孩子，封杀《导报》，对他来说是痛失亲人。在公私双重打击下，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在胡耀邦去世两年后的同一天，带着无穷的失望，离开了这个令他厌倦而又留恋的世界。此后，海内外不少人写过钦老，可惜大多属道听途说，耳食之言。不如我辈闲聊时道出的钦老，有血有肉，真实立体。

当然，回忆是私人的事情。回忆中的形象，因人而异。我的回忆，说出来对执政党有点不恭。因为在我的回忆中，钦老最可爱的地方，是他不像共产党员。世上凡革命，都必须把政治铸成一部机器。投身革命的儿女，便是这部机器最早的螺丝钉。革命逐渐胜利，机器日渐增大，螺丝钉越来越多。等到革命成功，全国人民便无一例外地成了螺丝钉。

在我们这部“伟大、光荣、正确”的机器里，有两种人可能免做螺丝钉。一种人是领袖。领袖缔造机器，处于机器之上。如你有幸遇见毛主席，一定感到他不像共产党员。他幽默诙谐，海阔天空。在年轻女文工团员中谈笑风生，如鱼得水，私生活颇为开放。与毛主席相比，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就更像共产党员。不仅一脸党的原则加无产阶级专政，还美其名曰“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历次整人运动中，比毛还左三分。等到文革开场，死到临头，居然想起中国有部宪法，好像忘了自己一辈子吃的什么饭。你自己造反起家，是颗大大的革命螺丝钉，卸掉你或“做掉你”，还需要宪法？如此不知所云，可悲中透出几分可笑。在我们这部金字塔式的机器里，越往下去，刘少奇式的党员越多。从中央要员到街道大妈，个个满脸党性。这是一种比专政机器本身更可怕的专政文化。

第二种人，是因为太聪明，所以太自由；因为太自由，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螺丝钉。钦老属于后一种人。这种人不是领袖，没有资格处于机器之上，便时不时想处于机器之外，若即若离，时分时合。他们在庞大的机器中，掌握了部分权力。于是，在他们掌权的部门里，就少了点党性，多了点人性。《导报》，便是这样一个部门。

说钦老不是螺丝钉，也不尽然。钦老这代人，有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是“五四运动”，那是他们的精神初恋；另一个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那是他们的黄昏之恋。现在许多所谓“两头真”的老干部，其实都有这两个情结。“五四运动”，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渴望在地上建立天国。“改革开放”，让他们重拾希望，以为又一次找到了终极真理。所以，晚年的钦老，在“第二次握手”式的激情鼓舞下，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螺丝钉。

对改革开放，钦老一往情深。他坚信改革开放就是真理，改革开放必将中国引向光明。所以，政治上，他对改革开放不假思索地一边倒；行动中，他对改革开放无条件地、宗教信仰般地宣传报道。他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手段，一股应运而生的合力，一项暂时的政治共识。它既不能完全洗刷历史的沉淀，更无法摆脱革命机器的巨大惯性。它既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第二次解放”。它只是一种政治选择，和任何政治选择一样，改革开放同样包含着派系、倾轧、斗争，甚至血腥。所以，当改革开放还是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时，钦老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当改革开放涉及各派利益格局时，钦老的阵地便日渐缩小。同理，在钦老领导下，当改革开放尚是清纯少女时，《导报》声誉鹊起，喊出了时代的心声。但当改革开放嫁作人妇，盘算起柴米油盐时，《导报》便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导报》被许多人视作改革开放的旗帜，却在改革开放真正推行前（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早已寿终正寝，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无论在朋友或敌人眼里，钦老都是“自由化分子”。其实，钦老有时很不自由。如果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愚昧或冷冰冰的机器，钦老是自由的，人性的。他思想敏锐，没有媚骨，从不同流合污。但是，钦老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果面对的是一股他们内心认同的“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叫“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有时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时则叫“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要鞍前马后，托付终身。这时，钦老就是不自由的，从而难逃螺丝钉的下场。钦老作为革命干部也好，报业同仁也罢，几十年来就这样在门里门外，理想现实，自由不自由间矛盾、彷徨、周旋。直到一天，他周旋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中国虽大再无立锥之地时，他的“擦边球”就打到了最后一天。这，就是钦老的悲剧。钦老的悲剧，也就是《导报》的悲剧。

我常梦见《导报》，因而也梦见钦老。人物悲情，场景凄凉。我在《导报》工作九年，除一年在美国外，前六年办报，后二年整顿。不知为什么，梦魂萦绕的却总是那最后两年，《导报》在似关门非关门之时，钦老在方死方生、似生似死之间，烟雾弥漫，愁云惨淡。当然，这只是小人物的梦境，与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相比，无限渺小。但是，“庄生梦蝶，蝶梦庄生”，有时梦幻和现实，很难讲清哪个更真实。所以，值此“六四”二十三年之际，遥想当年，临笔神驰；辞难达意，情不自禁。写出来，算对钦老和《导报》 的一点纪念。

（陈翰圣，2012年6月2日）

王立军“可以说不”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发明一句口号：“不折腾”。对此，中国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说它是“不作为”的借口。物议汹汹，众口铄金，网上甚至流传“击鼓传花，把难题遗留后任”的鼓噪。其实，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号，不可作正面解读。例如，“文革”时毛泽东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那意思其实是：党中央很不团结，“文革”可能失败。同样，等胡总书记发明“和谐社会”以及“不折腾”哲学时，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很不和谐，“树欲静而风不止”，所谓“折腾”，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书记话音刚落，中宣部墨迹未干，在中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平安重庆”的山城里头，也即在“唱红打黑”的心脏部位，当代延安的宝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条惊天新闻。只是，这次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夜正浓，月朦胧，中国跑了个王立军”。党中央本是全国和谐的表率，王立军一“跑”，党中央也无法再和谐下去，不作为也得作为，不折腾也就折腾了起来。

自三月份“王捕头月夜奔领馆”后，这出由重庆拉开序幕的大戏，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间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先是“周尚书无奈登前台”，后有“温丞相激情答记者”，接下来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权柄”。前后照应，如章回小说，层层拓展，似悬念碟片，朝野震惊，万民争睹，风头远盖过重庆当年进京“唱红打黑”呈送御览的那台“红戏”。据说好的剧情，必须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坛不振，难见此类精品。倒是王立军出手不凡，演出了这种境界。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连呼“突发事件”，可见剧情相当出乎意料。同时，在一个高喊“和谐”但骨子里却很不和谐的环境里，王立军的“突发事件”，又很符合文艺批评家所谓的“生活逻辑”，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戏演到这个份上，王立军几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长兼大学教授，可能不全是“学术造假”。

王立军和薄熙来以及“唱红打黑”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因此，要搞懂王立军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戏，就须搞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自重庆推出“唱红打黑”以来，拥护和反对者的关注点，都在“打黑”，不在“唱红”。在多数人看来，“唱红”不过是个幌子，“打黑”才是真干。毕竟，大家都知道，一个把儿子送进西方顶尖贵族学校的人，既不会愿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几句老歌能唤回那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可惜，多数人的看法只是常识，而常识经常犯错。“唱红打黑”的重点，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红”。要讲清这个道理，需从前朝谈起。

所谓前朝，是指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江泽民自糊里糊涂当上“第三代核心”后，既大喜过望，又诚恐诚惶。江泽民自己既无政绩又没关系，他那点“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党眼里，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别人玩，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所以，当政之初，江泽民很是郁闷苦痛。但是，江泽民身上有个不惹眼的优点，这个优点低调得有时竟连他自己都会忘记，那就是他是个十足的庸人。江泽民没有原则，不讲主义，通晓的唯一哲学，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口边的“闷声大发财”。江泽民这种优点，非常适合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是中国从红色理想主义向低级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庸人的时代。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需要侏儒并且产生了侏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政，江泽民很快发现自己生逢其时，如鱼得水。江泽民虽然不是太子党，但“向钱看”却是九十年代全中国的共识。毕竟形势比人强，不久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便集合到江泽民周围，举国一致地“闷声大发财”起来：有人出身贵胄，自上而下地“发”；有人起于草莽，奋力自下而上地“发”，一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快竟“发”出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国崛起”。

然而，再“闷声”，“财”发大了，终究有些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发财”这种好事，毕竟只能“一部分人”摊上，这就变成了贫富差距。后果之二，则是“发财”这个过程，需要并创造出了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腐败盛行，黄黑泛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两个后果，当今中国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各自药方的优劣。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人数虽少，但对国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文革”之初，他们组建“老红卫兵”，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过一把。但等到红卫兵遍地开花，乱象四起时，他们又不以为然，心想你们也配“我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成立“西城区纠察队”。要“纠”的，正是平民红卫兵们折腾出来的“乱”。如今，恰如当初。眼看红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折腾得乌烟瘴气，太子党们忧心如焚。于是，他们又一次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

薄熙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想根除腐败。他要做的，是把腐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齿的腐败，毕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搞的低级腐败。腐败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党亡国。但如果能把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只有“自上而下发起来”的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腐败，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见为净，天下立马太平，而且太子党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感觉。所以，薄熙来要做的，就是把江泽民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合流的腐败，变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独秀的腐败。但是，你凭什么把腐败变成特权？那就要靠“唱红”了。不要以为“唱红”是薄熙来的独创，不是。“唱红”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最大的共鸣。北京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是太子党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同样热衷“唱红”。他们“唱红”，不是热爱文艺，而是展现政治抱负；不是怀旧，而是为现实利益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什么是“唱红打黑”？讲到底就是：只有“红”，才有资格“黑”！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文革”初期的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四十多年过去了，也就这么点出息。

可惜，薄熙来这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高估了自己，这是太子党的通病。想把腐败变成特权，谈何容易？慢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片称为“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讲几句“满汉平等”吗？在爱新觉罗的天底下，封个满人当总督，还得配个汉人做巡抚，也没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军。王立军是奴才，这不错，他自己也承认，否则不至自谦为“口香糖”。但王立军这奴才，亲手处置过另一个奴才文强。文强和王立军，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强的下场，一定给王立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几位愤青写过本和“超限战”一齐扬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是从日本进口的，写得文不对题，语无伦次。所谓“说不”，必须说前人所未说，干前人所未干之事。中国自“打黑”以来，打过的高官，无论是北京的王宝森、陈希同，还是上海的朱小华、陈良宇，没有一个是太子党。王立军是条汉子，他岂止只是“鱼死网破”，他简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可以说不”。

（陈翰圣，2012年4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