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报》的灵魂人物，自然是创办人兼总编辑钦老钦本立。“六四”后的钦老，是赵紫阳加“天安门母亲”。于公，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他失去了内心的信仰；于私，钦老虽两次结婚，却没有孩子，《导报》是他的孩子，封杀《导报》，对他来说是痛失亲人。在公私双重打击下，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在胡耀邦去世两年后的同一天，带着无穷的失望，离开了这个令他厌倦而又留恋的世界。此后，海内外不少人写过钦老，可惜大多属道听途说，耳食之言。不如我辈闲聊时道出的钦老，有血有肉，真实立体。
当然，回忆是私人的事情。回忆中的形象，因人而异。我的回忆，说出来对执政党有点不恭。因为在我的回忆中，钦老最可爱的地方，是他不像共产党员。世上凡革命，都必须把政治铸成一部机器。投身革命的儿女，便是这部机器最早的螺丝钉。革命逐渐胜利，机器日渐增大，螺丝钉越来越多。等到革命成功，全国人民便无一例外地成了螺丝钉。
在我们这部“伟大、光荣、正确”的机器里，有两种人可能免做螺丝钉。一种人是领袖。领袖缔造机器，处于机器之上。如你有幸遇见毛主席，一定感到他不像共产党员。他幽默诙谐，海阔天空。在年轻女文工团员中谈笑风生，如鱼得水，私生活颇为开放。与毛主席相比，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就更像共产党员。不仅一脸党的原则加无产阶级专政，还美其名曰“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历次整人运动中，比毛还左三分。等到文革开场，死到临头，居然想起中国有部宪法，好像忘了自己一辈子吃的什么饭。你自己造反起家，是颗大大的革命螺丝钉，卸掉你或“做掉你”，还需要宪法？如此不知所云，可悲中透出几分可笑。在我们这部金字塔式的机器里，越往下去，刘少奇式的党员越多。从中央要员到街道大妈，个个满脸党性。这是一种比专政机器本身更可怕的专政文化。
第二种人，是因为太聪明，所以太自由；因为太自由，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螺丝钉。钦老属于后一种人。这种人不是领袖，没有资格处于机器之上，便时不时想处于机器之外，若即若离，时分时合。他们在庞大的机器中，掌握了部分权力。于是，在他们掌权的部门里，就少了点党性，多了点人性。《导报》，便是这样一个部门。
说钦老不是螺丝钉，也不尽然。钦老这代人，有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是“五四运动”，那是他们的精神初恋；另一个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那是他们的黄昏之恋。现在许多所谓“两头真”的老干部，其实都有这两个情结。“五四运动”，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渴望在地上建立天国。“改革开放”，让他们重拾希望，以为又一次找到了终极真理。所以，晚年的钦老，在“第二次握手”式的激情鼓舞下，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螺丝钉。
对改革开放，钦老一往情深。他坚信改革开放就是真理，改革开放必将中国引向光明。所以，政治上，他对改革开放不假思索地一边倒；行动中，他对改革开放无条件地、宗教信仰般地宣传报道。他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手段，一股应运而生的合力，一项暂时的政治共识。它既不能完全洗刷历史的沉淀，更无法摆脱革命机器的巨大惯性。它既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第二次解放”。它只是一种政治选择，和任何政治选择一样，改革开放同样包含着派系、倾轧、斗争，甚至血腥。所以，当改革开放还是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时，钦老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当改革开放涉及各派利益格局时，钦老的阵地便日渐缩小。同理，在钦老领导下，当改革开放尚是清纯少女时，《导报》声誉鹊起，喊出了时代的心声。但当改革开放嫁作人妇，盘算起柴米油盐时，《导报》便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导报》被许多人视作改革开放的旗帜，却在改革开放真正推行前（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早已寿终正寝，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无论在朋友或敌人眼里，钦老都是“自由化分子”。其实，钦老有时很不自由。如果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愚昧或冷冰冰的机器，钦老是自由的，人性的。他思想敏锐，没有媚骨，从不同流合污。但是，钦老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果面对的是一股他们内心认同的“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叫“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有时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时则叫“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要鞍前马后，托付终身。这时，钦老就是不自由的，从而难逃螺丝钉的下场。钦老作为革命干部也好，报业同仁也罢，几十年来就这样在门里门外，理想现实，自由不自由间矛盾、彷徨、周旋。直到一天，他周旋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中国虽大再无立锥之地时，他的“擦边球”就打到了最后一天。这，就是钦老的悲剧。钦老的悲剧，也就是《导报》的悲剧。
我常梦见《导报》，因而也梦见钦老。人物悲情，场景凄凉。我在《导报》工作九年，除一年在美国外，前六年办报，后二年整顿。不知为什么，梦魂萦绕的却总是那最后两年，《导报》在似关门非关门之时，钦老在方死方生、似生似死之间，烟雾弥漫，愁云惨淡。当然，这只是小人物的梦境，与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相比，无限渺小。但是，“庄生梦蝶，蝶梦庄生”，有时梦幻和现实，很难讲清哪个更真实。所以，值此“六四”二十三年之际，遥想当年，临笔神驰；辞难达意，情不自禁。写出来，算对钦老和《导报》 的一点纪念。
（陈翰圣，2012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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