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胡书记话音刚落，中宣部墨迹未干，在中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平安重庆”的山城里头，也即在“唱红打黑”的心脏部位，当代延安的宝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条惊天新闻。只是，这次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夜正浓，月朦胧，中国跑了个王立军”。党中央本是全国和谐的表率，王立军一“跑”，党中央也无法再和谐下去，不作为也得作为，不折腾也就折腾了起来。
自三月份“王捕头月夜奔领馆”后，这出由重庆拉开序幕的大戏，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间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先是“周尚书无奈登前台”，后有“温丞相激情答记者”，接下来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权柄”。前后照应，如章回小说，层层拓展，似悬念碟片，朝野震惊，万民争睹，风头远盖过重庆当年进京“唱红打黑”呈送御览的那台“红戏”。据说好的剧情，必须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坛不振，难见此类精品。倒是王立军出手不凡，演出了这种境界。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连呼“突发事件”，可见剧情相当出乎意料。同时，在一个高喊“和谐”但骨子里却很不和谐的环境里，王立军的“突发事件”，又很符合文艺批评家所谓的“生活逻辑”，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戏演到这个份上，王立军几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长兼大学教授，可能不全是“学术造假”。
王立军和薄熙来以及“唱红打黑”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因此，要搞懂王立军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戏，就须搞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自重庆推出“唱红打黑”以来，拥护和反对者的关注点，都在“打黑”，不在“唱红”。在多数人看来，“唱红”不过是个幌子，“打黑”才是真干。毕竟，大家都知道，一个把儿子送进西方顶尖贵族学校的人，既不会愿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几句老歌能唤回那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可惜，多数人的看法只是常识，而常识经常犯错。“唱红打黑”的重点，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红”。要讲清这个道理，需从前朝谈起。
所谓前朝，是指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江泽民自糊里糊涂当上“第三代核心”后，既大喜过望，又诚恐诚惶。江泽民自己既无政绩又没关系，他那点“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党眼里，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别人玩，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所以，当政之初，江泽民很是郁闷苦痛。但是，江泽民身上有个不惹眼的优点，这个优点低调得有时竟连他自己都会忘记，那就是他是个十足的庸人。江泽民没有原则，不讲主义，通晓的唯一哲学，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口边的“闷声大发财”。江泽民这种优点，非常适合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是中国从红色理想主义向低级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庸人的时代。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需要侏儒并且产生了侏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政，江泽民很快发现自己生逢其时，如鱼得水。江泽民虽然不是太子党，但“向钱看”却是九十年代全中国的共识。毕竟形势比人强，不久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便集合到江泽民周围，举国一致地“闷声大发财”起来：有人出身贵胄，自上而下地“发”；有人起于草莽，奋力自下而上地“发”，一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快竟“发”出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国崛起”。
然而，再“闷声”，“财”发大了，终究有些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发财”这种好事，毕竟只能“一部分人”摊上，这就变成了贫富差距。后果之二，则是“发财”这个过程，需要并创造出了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腐败盛行，黄黑泛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两个后果，当今中国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各自药方的优劣。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人数虽少，但对国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文革”之初，他们组建“老红卫兵”，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过一把。但等到红卫兵遍地开花，乱象四起时，他们又不以为然，心想你们也配“我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成立“西城区纠察队”。要“纠”的，正是平民红卫兵们折腾出来的“乱”。如今，恰如当初。眼看红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折腾得乌烟瘴气，太子党们忧心如焚。于是，他们又一次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
薄熙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想根除腐败。他要做的，是把腐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齿的腐败，毕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搞的低级腐败。腐败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党亡国。但如果能把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只有“自上而下发起来”的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腐败，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见为净，天下立马太平，而且太子党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感觉。所以，薄熙来要做的，就是把江泽民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合流的腐败，变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独秀的腐败。但是，你凭什么把腐败变成特权？那就要靠“唱红”了。不要以为“唱红”是薄熙来的独创，不是。“唱红”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最大的共鸣。北京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是太子党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同样热衷“唱红”。他们“唱红”，不是热爱文艺，而是展现政治抱负；不是怀旧，而是为现实利益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什么是“唱红打黑”？讲到底就是：只有“红”，才有资格“黑”！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文革”初期的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四十多年过去了，也就这么点出息。
可惜，薄熙来这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高估了自己，这是太子党的通病。想把腐败变成特权，谈何容易？慢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片称为“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讲几句“满汉平等”吗？在爱新觉罗的天底下，封个满人当总督，还得配个汉人做巡抚，也没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军。王立军是奴才，这不错，他自己也承认，否则不至自谦为“口香糖”。但王立军这奴才，亲手处置过另一个奴才文强。文强和王立军，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强的下场，一定给王立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几位愤青写过本和“超限战”一齐扬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是从日本进口的，写得文不对题，语无伦次。所谓“说不”，必须说前人所未说，干前人所未干之事。中国自“打黑”以来，打过的高官，无论是北京的王宝森、陈希同，还是上海的朱小华、陈良宇，没有一个是太子党。王立军是条汉子，他岂止只是“鱼死网破”，他简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可以说不”。
（陈翰圣，2012年4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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