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诉苦祥林嫂，倚门卖骂华春莹: 习近平新时代的廉价“国骂”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抢了央视新闻联播的风头。她连日来不断制造爆棚新闻，大有秒杀央视主播康辉男士的势头。

华女士的新闻杰作之一，是说美国对于911事件“好了伤疤忘了疼”。“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句话，对任何一个能正常使用汉语的成年人来说，都包含着“不吸取教训可能犯同样错误”的意思。如果抽去“吸取教训”这层约定俗成的语言学含义的话，“好了伤疤” 从医学角度讲，倒是应该“忘了疼”。好了伤疤不忘疼，那是心理阴影，会造成永久性创伤。在911事件上，美国是受害者。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美国犯错在先，受害在后的因果关系。对911这件事，中国政府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但表面上至少是反对恐怖主义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911是美国有错在先，应当吸取教训之类的话。即使心里有这种念头，最多也就在肚里嘀咕嘀咕，说是说不出口的。这次华女士不知为什么忘乎所以，竟然脱口说了出来。

华女士的另一篇杰作，是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比作祥林嫂。这一比喻，比“好了伤疤忘了疼”更离谱。众所周知，祥林嫂是鲁迅笔下受压迫的女性，她令人可怜也好，遭人厌烦也罢，总之是属于被欺负被蹂躏的阶级。如果按照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分类，应该属于“低端人口”。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从形象上讲，少了点书卷气，却多了几分大资本家的春风得意。蓬佩奥和祥林嫂两种形象间存在天壤之别，说什么都难以凑在一起。更何况，中国外交部天天向全世界哭诉，说美国实行“霸凌主义”。你见过耀武扬威“霸凌主义”的祥林嫂吗？难道中国外交部改变主意，同意特朗普的讲法，说中国多年来占尽美国便宜，所以美国成了祥林嫂？

大概自我感觉好到爆棚，华女士不再满足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主动采访起记者来（注1）。中国政府为了对外宣传，制作过两部有关新疆反恐的记录片。可能听说西方媒体要求新闻报道客观公正，提供双方观点，因此华女士以为有机可乘，便对出席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西方记者主动出击。华女士声称要做现场调查：“你们中间谁看过这两部记录片？谁看过？看过的请举手”。看到没人举手，华女士故作惊讶，“你们都没看过？我很失望”。于是，华女士动情地论述起“记者良心社会责任”等普世价值问题，毛遂自荐，给西方记者上起新闻采访课，教育他们应该如何客观公正，规劝他们观摩中国政府的宣传片，鼓励他们看完后再和她一起讨论观感云云。

华春莹女士大概没有上过西方新闻学的基础课，不懂西方新闻界的起码行规。否则，她不会因为现场没人举手，就得出没人看过纪录片的结论，更不会误以为台下记者已经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进而振振有词，发出一连串拷问。华女士如果上过西方新闻学一年级的课程，她就会知道记者在采访现场，是单纯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记者不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新闻进程，改变事态的发展。当华女士问“谁看过纪录片？看过的请举手”时，台下的记者既没有义务，也不应该举手回答她的问题。如果有人举手，甚至站起来反驳华女士的话，他就是用自己的行为改造了新闻事实，从而让受众无法看到华女士尽情的真实表演。作者有位认识多年的朋友，是《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她在采访华盛顿街头妓女时，和其中一位逐渐相识。当她得知这位妓女有意从良，而苦于缺乏盘缠返乡时，她个人很想慷慨解囊。但她又意识到，如果自己出钱资助这位妓女，那就干预了正在采访的新闻。于是，她在个人道德和新闻准则间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华女士是革命党人，自然可以无法无天。从新闻发言人摇身一变，即成了采访记者的记者。但华女士千万不要想当然，以为西方记者可以和她一样任性，一样无法无天。

华女士如果接受过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大概可以从她的政党编篡的《中国新闻史》里，读到1957年的“左叶事件”。左叶是当时农业部的部长助理，1957年负责接待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参观中国农业展。他因为挡住了摄影记者镜头，而记者请他避让，他便向记者怒吼“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此后，他遭到中国各大报纸群起攻之，因而闻名于世。但不巧那一年，华女士的政党正在搞“阳谋”运动，所以批评左叶的中国记者后来纷纷落网，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和左叶相比，华女士是后辈。但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华女士已不屑向记者提出“谁重要”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做起了记者们的老师。而且，她教导的还不是“党的笔杆子”，政府的御用文人，而是还没有被共产党统战的西方新闻记者。是不是在华女士脑海里，全世界已经被她的政党，统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去了？

据说华春莹的政党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现正集中精力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解决“挨打”，可以搞阅兵；解决“挨饿”，可以鼓吹“亩产万斤粮”；解决“挨骂”，那就主动出击，去全世界骂街。总而言之，万变不离其宗，解决任何问题，都靠吐沫横飞，耍嘴皮子打口水仗。华春莹们，包括那位华春莹的顶头上司，满面横肉的王毅外长，最近都热衷于主动出击。但他们的主动出击，不是心血来潮。他们没有心血来潮的资格，他们没有这种自由。他们的撒泼骂街，不过是“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逆向淘汰，留在体制内的华春莹们，是些“有奶便是娘”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唯唯诺诺，一呼百应。“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他们的表面文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的内心信仰。中国人讲到妓女时，说她们“倚门卖笑”。华春莹们不“卖笑”，但卖“骂”。中国足球队，代表中国国家级足球水平，称为“国足”。华春莹们“倚”着外交部的国门，代表着中国国家级骂街水平，可以称为“国骂”。但是，华春莹们的“国骂”，毕竟生逢末世，又是逆向淘汰机制的产物，所以和其它中国产品一样，和中国引以自豪的GDP一样，粗制滥造，只有体量，没有质量，是廉价的“国骂”。这种“国骂”，不仅不能骂倒敌人，有时还会给主子添乱。“逢人诉苦祥林嫂。倚门卖骂华春莹”，你们的主动出击，引起了南海的汹涌波涛，内陆的遍地民怨，中美贸易战的滚滚硝烟，香港“反送中”的震天怒吼，你们难道还不应该从中学到点什么吗？

注释：

1.      华春莹的表演见以下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cHP-CpKYM

（陈翰圣 2019年12月20日）

（原载《光传媒》https://www.ipkmedia.com/）

从“中美贸易战”想到“中英鸦片战” --- 试析“结构性改变”的困境

中美贸易战自开打以来，已一年有余。期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的症结，是所谓 “结构性改变”，即美国不仅要中国多买美国商品，而且要中国在诸如国企补贴、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结构性”问题上作出改变。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谈判中症结的症结，是“执行机制”问题，即“结构性改变”一旦达成协议，怎样保证其有效执行？一旦违约，怎么惩罚？条约还未达成，先谈违约惩罚，可见信任度之低，也可见对“结构性改变”之难，双方心知肚明。

中国人讲起和西方打交道，总要回溯到1840年。这年，中国吃了大亏。因此，毛主席亲笔起草，将这一年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以志毋忘国耻。至于没有这年发生的事，我们会不会还活在爱新觉罗一姓之天下里，以至毛主席都没有做毛主席的机会，自然是不应该去想的事。1840年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年，中国和英国打了场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而英国称为“通商战争”的仗。结果，爱新觉罗家的大清皇朝完败，迫于城下之盟，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既是城下之盟，自然是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得不情不愿。但这不情不愿，又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条约》的内容，主要是赔钱、割地、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五条。按理说，这五条中，赔钱割地是真金白银，治外法权是丧权辱国。但在爱新觉罗家看来，皇上富有四海，赔点钱，割掉个把连皇帝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香港，不算什么大事。至于治外法权，那几乎是占洋人的便宜。皇上管理臣民，本来是靠杀头和打屁股。但洋人的头不好杀，屁股也不能随便打，是件让皇上头疼的事。现在好了，让洋人的法院来管理洋人，皇上省不少心，符合“以夷制夷”的谋略，所以是件好事。《南京条约》真让皇上闹心的，是五口通商。这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而言，有点匪夷所思。五口通商，相当于办经济特区，是发横财的天赐良机，怎么可能闹心？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多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大清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和他家列祖列宗，甚至和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一样，搞外交讲究政治挂帅。道光家打天下时靠金戈铁马，治理天下靠三纲五常加打屁股。金戈铁马所向披靡处，便建起一座上面是主子，下面是奴才的金字塔。皇上登高一望，下面跪着全是奴才，不禁豪情万丈，制度自信几乎爆棚。金戈铁马望尘莫及处，理论上便是“化外之地”，也即野蛮人住的地方。南方住的是“蛮”，北方是“狄”，东方是“夷”，西方是“戎”。再远点，超出了皇上的地理知识，无以名之，一概统称为“夷”。英国人是“英夷”，法国人是“法夷”。皇上有时也闹不清楚，心想也许没有这么多国家，狡猾的“夷”们编出许多国名，为的是诳吃诳喝，想多讨点赏赐。总之，在皇上心里，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核心，皇上是核心的顶峰。中国的皇上不仅是全中国的主子，也是全世界的主子。就像有段时间，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红太阳一样。现在，在这上下有序泾渭分明的世界里，连屁股都不可以随便打的洋人要来“五口通商”，这岂不是要搞“结构性改变”？

不要以为“结构性改变”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密谋，不一定。更多时候，“结构性改变”更像是一场黑色幽默，它由一些小事机缘巧合地凑在一起，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后果。譬如，屁股可不可以随便打，便是此类小事之一。比起打屁股，下跪则更重要点。因为按照爱新觉罗家的观点，人之所以有膝盖，主要是用来下跪的。凡人类，见到皇上都应下跪。没想到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有时居然也行不通。那是英国人也即“英夷”的皇上乔治三世，派了位高级干部到中国来商谈贸易。那时，坐在金銮殿里的，是道光的爷爷乾隆皇帝。乾隆爷本来对贸易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脑子里根本没有“贸易”的概念。英夷运来货物，那是“朝贡”；皇上回赠，便是“恩赏”。至于什么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市场经济等等，统统闻所未闻。但人家特使老远跑来，中国既是礼仪之邦，万方表率，自然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再说，接待一个英夷特使，能花几两银子？ 于是，恩准觐见。但万没想到，被恩准觐见的英夷，非但没有感恩戴德诚惶诚恐，反而提出觐见皇上时不能下跪。乾隆爷活到八十多岁，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荒唐的话。心想见到皇上不下跪，简直是无父无君，近乎禽兽。结果，中英双方贸易没谈成，不欢而散。贸易不成，本倒也无所谓。因为在乾隆爷看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区区一介英夷，咫尺天威下，竟敢不跪？于是，君臣间便流传出一种猜测，以为英夷一定膝盖有问题，僵硬麻木，根本不能下跪。这种猜测，传到乾隆爷的孙子道光皇帝时，竟然演变成了一项军事理论，以为英国人既然腿脚不方便，自然不能擒拿格斗，一旦开战，绝非清军对手。一时间，大有“打，奉陪到底”的气概。结果一打，打出了中英《南京条约》。

继中英《南京条约》后，道光的儿子咸丰皇帝，又和英法联军签订过《北京条约》。这次更惨，连首都北京都被打沦陷了。按理说，都让别人打得找不到北了，要人家磕头下跪的事，总该算了吧？这种常人的逻辑，用江泽民的话讲“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简单）。咸丰皇帝先自称要御驾亲征英法联军，“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等到敌军真来了，他却带着大小老婆，包括那位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逃到热河“巡狩”去了。咸丰所以要逃跑，多半倒不是怕死，而是怕洋人不给自己下跪。他不怕赔钱，凡能用银子解决的都不是大事。他最怕的是洋人跑到北京这个“辇毂重地”来面交国书，觉得那是洋人心怀叵测，狂悖之极。别人来交国书，又不是交战书，怕什么？怕别人不下跪。让天下人下跪的规矩，本是爱新觉罗家靠金戈铁马打出来的，是硬道理。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是靠“几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一样，道理硬得很。但问题是现在“硬道理”没了，自己还被别人打得满世界跑，却还要别人下跪，是不是有点滑稽？一个自己捏造出来的政治规矩，“规”着“规”着，异化成天罗地网，把自己“规”进去动弹不得，自己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有点荒唐？世上的战法本有两种，一曰“棒杀”，一曰“捧杀”。“棒杀”简单，如爱新觉罗家的金戈铁马，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便是。“捧杀”迂回，先把你抬高，然后威胁说：“不听话把你摔下来”。咸丰帝的窘境有点像“捧杀”。但是，是自己把自己“捧杀”，爬上神坛，居然没法下来了，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大多写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事后聪明，通常把前清君臣们这种不可理喻处，归因于他们的昏庸，冥顽不灵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说皇上“天纵英明”，自然是拍马屁的话。但皇帝大多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名儒启蒙，饱读诗书。群臣们更在科举道路上过关斩将，凤毛麟角，能够靠买官卖官做到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没有。说这么一批人，都是酒囊饭袋，有点不近情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显得如此不可理喻？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就牵涉到了“结构性改变”。“下跪”，对清政府而言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体统、象征，是一个神化的符号，是统治合法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臣们不可以不下跪，皇上也不可以让大臣们不下跪。对它的任何改变，都是“结构性改变”。它所引起的多米尼骨牌效应，可以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整块玻璃分崩离析。举个例子说，共产党是不可以被批评的，但那不是因为它“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它才不可以被批评；而是因为它不可以被批评，所以它必须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的不可以被批评，就像见到皇上不可以不下跪一样。包括皇上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废除下跪的规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开放对共产党的批评。这不仅可以被逻辑证明，而且也已经被历史证明。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有人说是“阴谋”，有人说是“阳谋”。其实都不对，根本就是“无谋”，是始料未及，是不懂得共产党不可以被批评的道理。

那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为什么可以被批评？美国总统天天被媒体骂，为什么照样做总统？梁漱溟批评毛主席，问毛主席能不能有点“雅量”？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是不是美国总统比毛主席有“雅量”？不是。不是美国总统更有“雅量”，而是美国政治和中国政治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同。美国总统无权禁止别人骂他，但别人骂他，他照样做总统。毛主席有权禁止别人骂他，但一旦别人可以骂他，他就做不成毛主席。这和“雅量”、人品、性格无关，只和体制的“结构”有关。一种体制是平面的、网状的、多元的；另一种是垂直的、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平面网状的结构看起来无序、低效、混乱，但不会轰然倒塌，碎一个角，整块玻璃还在。金字塔式的结构看起来高大、雄伟、整齐划一、动不动“举国体制”，但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便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它产生不可承受之重。这种星火燎原的事，从前清的保路运动到苏联东欧的剧变，从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到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曾在且正在被历史一再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整个中国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风里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现在看来，这种“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超稳定的“不稳定”结构。这种稳定的“不稳定”，从秦始皇的铸十二金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几千年来始终无法突破貌似铜墙铁壁，却又“一碰就碎”的统治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就可以知道所谓“结构性改变”有多么困难。别的不说，就说网络媒体，中国能全部开放吗？如果谷歌、脸书和其它美国主流媒体，都可以像企业那样在中国正常经营，那不就是毛主席可以被骂，共产党可以被批评了？ 美国向中国媒体开放，中国也向美国媒体开放，看起来很对等，其实不对等。因为一个骂不倒，一个却可以被骂倒。中共领导的报纸，现在就在美国公开发行着，但它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放在超市地摊上，任人免费捡取，就像一滴口水吐在大海里，掀不起一点风浪。中宣部就是把整个纽约时代广场包下来做广告，除了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外，还能起什么作用？中国可以把天安门广场让别人包下来吗？自家几个学生占着喊几句口号，就“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地呼天抢地，受不了了。所以，中美贸易战既不是单纯的平衡贸易赤字那么简单，也不像阴谋论所说的那么复杂，是一方处心积虑地要整死另一方。更可能的是，双方存在“结构性”的差别，而且一方的“结构”容易调整，另一方的“结构”很难调整。一调，就可能要命。中国外交部一再说，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关切”，这是不是正是中方的“核心关切”？

亨廷顿讲过“文明的冲突”，不那么“政治正确”，常被人诟病为种族主义。但亨廷顿更敏锐的地方，是他讲技术进步全球化等趋势带来的文明间的交往，不一定只带来同化、和谐、普世价值。相反，它也可以加剧文明的冲突。两个不同的人，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再不同，他们起不了冲突。时代进步地球变小，他们有了见面的机会。但他们的见面，带来的未必是互相理解，也可以带来互相误会，互相猜忌，互相冲突。中美贸易战，讲到底就是这样两个人的见面。或者说，是把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硬放到了一个体系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打不了贸易战。现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两边都在放狠话，一边说要“脱钩”，另一边据说准备“吃草”。其实，都是讲讲而已。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已为时太晚，回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面对中英“鸦片战争”后的国势日衰，李鸿章曾感叹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虽称不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至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局”将变向何方？看来和李鸿章时代一样，向后变的可能性不大，总还是要向前变。 


陈翰圣，2019年9月2日

崖山之后无中国，领袖头里有思想 --- “正负能量”观下的“不断流”文明

拜刚刚成功加冕“思想”的习近平先生所赐，中国古代史这几天竟然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事情的起因是特朗普访华，中方早早放出风声，说要以“国事访问加”的规格，接待地产大亨特朗普。国事访问的规格，本有外交礼仪可循。这次在国事访问外，杜撰出个“加”字，却让人摸不着头脑，颇费猜测。后来经外交部“加”来“加”去，“加”出来的结果，是封闭故宫博物馆，让习近平主席携歌星彭丽媛，在古老的皇宫里，私密会见特朗普总统携超级名模梅拉尼娅。一座皇宫，两对伉俪，家事国事，夫唱妻随，夕阳西照下，飞阁金殿旁，铁腕握着纤手，红袖环绕领袖，好一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皇家风光。

中国地大物博，中央政府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为什么偏偏选择故宫来体现“国事访问加”呢？可能嘴巴上说的是“国事访问加”，心里头想的却是巍巍中华，“近悦远来，羁縻怀柔”那套把戏。果然，两对伉俪谈着谈着，就从故宫谈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中间，习近平主席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能“不断流”地传承下来的，就中华文化一家，所以我们人还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是龙的传人云云。两国元首间的对话，央视一般最多播个画面，不至于泄漏内容的。这次大概感到习主席讲得实在太好，博古通今，不播出来等于“衣绣夜行”，所以决定把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播出，昭告天下。

不料，事与愿违，一“语”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引出了反对的声音。学过历史的人反驳说：第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接下来有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克里特岛希腊文明等等，中国文明从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商朝算起，怎么算也排不上老大的位置。第二，中国文明像其它古老文明一样，也曾“断流”。远的有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近的有元清两朝的异族统治。所以，“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但这种反驳有点极端，有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味道。说中国文明不是最古老的文明，并不排除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非要具体排名，争进前四或前五，有什么意义？至于中国文明“不断流”的说法，并不是习近平发明的，中国历史学界历来有此一说。说主张中国文明没有“断流”的历史学家，都是溜须拍马的亲共分子，那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和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也持中华文明“不断流”的观点。虽然前有南北朝五代十国，后有元清异族统治，但毕竟是这些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汉族同化。总的来讲，在历史上发生的毕竟都是“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

其实，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争论中国文明有多悠久，是否断流，而是一个不断流的悠久文明，或者说一个历来同化别人，却很少被别人同化，因此可以自夸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邓小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明了道理可以有“软硬”之分，习近平继承邓小平的事业，发明了能量可以有“正负”之分。那么，一个从来没有“断流”的文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正能量”呢，还是“负能量”？

大家都知道，最早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的几大文明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 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例如，早期的中东文明曾对希腊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希腊文化又先后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建立，对地中海周边地区以及中东、西亚和印度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在世界历史上称为希腊化时期。当然，反过来也有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例如，在公元一、二世纪时，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和流行病的双重打击，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斯多葛学派日渐式微，而取而代之的新柏拉图主义就受到印度《奥义书》里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文明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往往就发生在多种文明相互交集的时间地点里。比如，对人类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基督教和大乘佛教，就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诞生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那里犹太文化、希腊文化、伊朗文化，甚至印度文化交叉存在。而大乘佛教则成熟于印度西北部，那里深受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影响。有位历史学家曾说，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是希腊文化播种在犹太母亲和印度母亲肚子里的两个婴儿，而从这个家谱的世系继续向前追溯，则能发现岳父即伊朗文化的身影。在这些多种文化交叉存在的地区里，尤其在这些地区的大城市里，聚集着世界上第一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无产阶级”，也即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他们离乡背井，居无定所，脱离了旧文化的束缚，却无法获得新世界的承认，正是在这批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人群中，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

如今当红的“高端”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生，更印证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是谁？习近平自豪地对特朗普讲：“我们人还是原来的人”。西方人说不出这种话，因为他们不是“原来的人”。当我们“秦皇汉武”时，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盎克鲁—撒克逊人，都还是野蛮人。受我们汉代祖先“虽远必诛”的影响，在欧洲大陆引起了民族大迁徙，这才让这些野蛮人有机会在侵扰西罗马帝国的同时，学到了由罗马帝国所继承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结晶。正是这些野蛮人，继承了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制、基督教的终极关怀，以及加尔文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精神，才创造了今天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没有什么“不断流”的一脉相承的祖宗，它是不同文化的继承者，更是在不停“断流”的文化中浴火重生，“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开拓者。熊皮特认为，“创造性毁灭”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创造性毁灭”会不会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果然如此的话，那在文明的发展中，“断流”和“不断流”孰是孰非，哪个更好？

世界上其实不存在纯粹的“断流”，也不存在纯粹的“不断流”。文化在互相影响中发展，所谓“断流”，就是被别人同化；所谓“不断流”，就是同化别人。但不管谁同化谁，都不那么纯粹，不是赢者通吃。“断流”的文化，是被别人同化多点，自己同化别人少点。“不断流”的文化，是被别人同化少点，自己同化别人多点。如果我们不是只专注于自己文化的源远流长，如果我们能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而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角观察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文明，从希腊、西亚、中东、印度，到中国由西向东渐次展开。不幸的是，中国恰好处在这个欧亚大陆文明圈的边缘，其它所有主要文明之间的联系，远多于它们和中国的联系。中国之所以在欧亚大陆的文明圈中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中国地处偏远，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主要文明都相隔万水千山，打开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同时代其它主要文明都相对集中，唯有中国独处一隅，孤悬在遥远的东方。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其它主要文明间不仅相隔“万水千山”，而且在这“万水千山”中，居住的都是彪悍的游牧民族，你想从他们中间通过，谈何容易？在古代，中国把自己周边的游牧民族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也就是说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昏天黑地，都是野蛮人。“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正是这些野蛮人，加重了中国和其它文明间联系的困难。

正因为中国地处欧亚文明链的边缘，正因为中国周围都是野蛮人，所以中国常常误以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正因为能够接触并入侵中国的都是野蛮民族，正因为这些野蛮民族最终都被中国同化，所以中国文明才能“不断流”地，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所谓“一脉相承”，其实就是近亲繁殖。所谓“不断流”，就是失去和其它文明交流的机会，它既是固步自封的原因，又是闭关锁国的结果。所以，一个“不断流”的文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它是文化的短板，发展的“负能量”。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朝气蓬勃的文明，理所当然地要时不时地“断流”，时不时地补充新鲜血液，这样才能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现在，“中国梦”睡意正酣，“一带一路”紧锣密鼓。承载着“中国梦”的“一带一路”的灵感，来自于我们“不断流”的古老文化，即两千多年前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记载的不仅是光荣和梦想，也是屈辱和挫折。张骞本人的经历，他两次被匈奴即野蛮人的囚禁，正说明了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艰险曲折。早在张骞走上“丝绸之路”前，中东、希腊和印度之间已经通过海路有频繁的联系。可惜，这条海路当时没能到达中国。从中东通过印度到达中国的海路，也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后来开通的。在这以前，中东、罗马和中国的联系只能依靠张骞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必须经过居住在中间地带的野蛮人的中介和过滤。西方的文化技术能够输入中国的，必定是野蛮人也能喜欢和欣赏的东西，比如铜制的武器和马拉的战车。这些东西，比较接近“硬道理”，所以能够通过野蛮人的中介而最终传入中国。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字母文字或拼音文字，“道理”不够“硬”，最终就和中国失之交臂。但是，这些“道理”不够“硬”的东西，却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否则，两千年后“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先生，不至于大声疾呼要废汉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距张骞踏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后，“不断流”的文明要从“一带一路”再度出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是不知，这次的“路”将通向何方，会遇见些什么样的“道理”。

（陈翰圣，2017年12月12日）

特朗普的崛起和“政治正确”的陨落？ --- 笑看中国视角下的美国大选

听中国人评论美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物随意转，境由心生，褒贬邻里，却揭了自己的家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结果只是提供了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尊容，是件挺滑稽的事。

八年前，那位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歧山先生访问美国。他好像不知道世界上有种叫“政治正确”的东西，信口开河地把奥巴马，希拉里和麦凯恩之间的总统之争，称为“一场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战争”。就像赵本山到纽约演出，拿出看家本领肆意嘲弄残疾人，自以为幽默一样。八年后，“黑人”辞官归故里，“女人”星夜赶考场。只是，这次“女人”另有谥号，被称为“骗子”，开打一场“骗子和疯子的战争”。

“战争”结束，“疯子”胜利。“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们，一股脑地跑到“疯子”一边。这次，众星拱月般首先捧起的是“疯子”的女儿伊万卡，如何漂亮，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几乎把不久前用在无产阶级国母彭丽媛身上的一套溢美之词，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位房地产大亨的千金小姐身上。更有甚者，有人意犹未尽，发掘出了“千金”家的先生，也即“疯子”的女婿，又是一顿狂夸，如何帅气，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夸的虽是洋人，展现的却是巍巍中华“成则为王败则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的民族精神。

特朗普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一个新词：政治正确。就像当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特朗普为什么胜利？据说因为他政治不那么正确，或者说他瞒嘴跑火车，敢于藐视“政治正确”。于是，“激扬文字”的笔端下，也开始流露出对“政治正确”的不屑。一时间，甚嚣尘上，“政治正确”好像成了贬义词，成了活该痛打的落水狗。虽然对“政治正确”究为何物，“激扬文字”们，似乎并不比王岐山先生更为了然。

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当奥巴马和希拉里辩论时，那是因为他们政见不同，不是他们性别或种族不同。他们辩的是理念，争的是治国之道，不是在打一场“黑人和女人”的战争。“政治正确”在美国非常敏感，往前多跨一步，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即仇恨犯罪(hate crime)，遇到是可以报警的。很多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要说以前的屠杀黑五类，消灭阶级敌人，就是现如今普遍存在的招聘用人规定性别年龄，路上吵架辱骂对手“外地人乡巴佬”，以及其它一切漠视“人人生而平等”，不尊重个体人权的言行，都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当然有其缺陷，有其盲点，也有被滥用的时候。但就总体而言，它是美国人民历经几代奋斗，通过反复政治博弈达成的共识，它在美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不能随便轻薄。八年前，当王歧山嘴里的“黑人”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时，全美国欣然接受，波澜不惊。而今天，当嘴里不时藐视一下“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整个美国炸开了锅，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这不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正确”的强大实力吗？

“政治正确”过于强大，让特朗普上台摸摸老虎屁股，并非坏事。历史不是在试错里发展，民主不是在妥协中诞生吗？特朗普当选的出乎意料，可能就和“政治正确”的过于强大有关。当代政治学的骄傲之一，是能准确预测总统选举。这种预测自1948年杜鲁门竞选总统后，历经68年从未失误，而这次却在特朗普身上错得如此离奇。是什么使各大新闻和民调机构威信扫地，导致了需要改写政治学教科书的失误？“激扬文字”们的答案，不是惯用的“阴谋论”，就是自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的衰落等等，这些回答全都文不对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任何“阴谋”或技术上的失误。其实，这次民调的失误可能和一种称为“布雷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 的现象有关。布雷德利是洛杉矶的一名非裔市长，在1982年的加州州长竞选中，民调曾一路领先，但最终却竞选败北。人们后来发现，布雷德利所以民调领先，是因为受访者在“政治正确”的意识支配下，羞于坦承自己将支持布雷德利的白人对手，从而误导了民调。特朗普这次会不会因为藐视“政治正确”，使他的部分支持者在民调中羞于启齿？如果真是这样，“政治正确”不是太强大点吗？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

特朗普上台，会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造成多大变化，是不少“激扬文字”关注的焦点。“激扬文字”之所以“激扬”，是因为他们总要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心里装的不是翻天覆地，就是改朝换代。正像美国人心里总有一道抹不去的“政治正确”，中国人心里也总装着忘却不了的集体记忆。在那里，不是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把邓小平的儿子害成永久残废，就是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的老婆搞成终身监禁。风云突变，口蜜腹剑，腥风血雨，在丛林里待久了，就容易相信丛林法则是全世界的常态。特朗普会带来多大变化，现在回答为时尚早。但“激扬文字”笔下那种激动人心，天翻地覆，那种“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变化，在具有稳定民主制度的美国，多半不会发生。

特朗普能不能成为另一个里根？就具体政策而言，尤其在与奥巴马反其道而行之的领域里，譬如减税，削减福利，对外作风强硬等方面，特朗普非常可能成为另一个里根。但就大的历史背景而言，特朗普未必能成为另一个里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以能领一代风骚，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股世界范围的巨大思潮在涌动，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那股方兴未艾的“新保守主义”思潮“骑在马上”的代言人。特朗普背后有什么？有的最多是“利益”。特朗普是商人，认的是真金白银。他有点像一位从古代穿越而来的重商主义者，他又有点像邓小平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问题看得近，但看得很清楚。你想叫他吃眼前亏，门都没有。几个月前，当选战正酣之际，流传过一句米歇尔·奥巴马发明，希拉里·克林顿一再重复的名言：“当他们变得下流时，我们变得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特朗普心里或许想，在一个充满“下流”的世界上，“高尚”顶个屁用？但是，“下流”最多只能是手段，“高尚”却和“政治正确”一样，你用不用它，它都在那里。当今世界，不会回到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像高新技术，也像“政治正确”，可能潮起潮落，可以时隐时现，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在那里。所以，特朗普和奥巴马一样，只是一个钟摆。特朗普和奥巴马，或许代表了那个左右摇摆的钟摆的两个极端，但他们同样离不开的，却是那个始终在那里的轴心。

（陈翰圣，2016年12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76期）

近平·毛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在其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处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通过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也即拿破仑三世。但是，这位皇帝的结局有点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不懂军事的他御驾亲征，并亲自指挥作战，结果屡战屡败，自己被敌军活捉了去，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虽然借用他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那样“勉强模仿”着拿破仑，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幅“拿破仑的漫画”。所以，拿破仑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正剧或悲剧，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却是喜剧、笑剧，甚至闹剧。

十九世纪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似乎正在当前中共红朝重演。习近平刚上台时，很让一些人激动过一阵。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据说是中共开明人士。在中共另一位开明人士胡耀邦下台时，习老先生是唯一一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人。所以，不少人以为习近平幼承庭训，子承父业，终将为中国开辟一个开明的时代。殊不知，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他更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集体的儿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位叫陈云的说过：“接班还是我们自己子弟可靠”。这个所谓“我们自己”，指的就是这个总共不过几百个家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长大的儿女，以前统称为“太子党”，后来又叫“红二代”。最近有位网络神人，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赵家人”的称谓，一时传遍神州，脍炙人口。

但不管叫什么，这个集体的儿女大多在1949年前后出生。这段时间里，中共大局渐定，“红二代”的父辈们开始享用自己的胜利成果。其中不少人，江山和美女，鱼与熊掌尽收囊中。于是，“红二代”们大批来到人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批baby boom（婴儿潮）。这批人虽然姓氏不同，或姓薄，或姓习，但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生在父辈们的“新中国”，长于自己人的“红旗下”，从小生活优渥。然而，他们又有着和优渥生活极不相符的知识贫困。他们既没有历代公子王孙必须经历的四书五经的发蒙，又没有西方上流社会放眼现代文明的条件。满脑子被灌输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便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狂妄。刚成年，他们正赶上“文化革命”，满脑子的阶级斗争加上满肚子的志大才疏，使他们急于品尝父辈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滋味。于是，他们组建起最早的红卫兵，身着将校呢军服，手舞铜头皮带杀向社会。在1966年炎热的8月，有多少人倒在了他们的愚蠢、无知和少年特有的残忍之下？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成人间地狱，杀成众人眼里的“红色恐怖”，他们心中的“血色浪漫”，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情青史终将笔笔记录在案。“文革”后，别的红卫兵遭到大批清洗，他们作为红卫兵的始作俑者，却非但没被清洗，反而在父辈的庇佑下，和他们一度被打倒的父母一起重返权力中心，身上没有伤痕，心中没有忏悔。“改革开放”后，他们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一夜暴富，在陈云“自己子弟接班”的嘱托里青云直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红卫兵的创建者们，终于全面登上政治舞台。和当年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极其相似，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帝国，伴随着一个“红二代”的拿破仑三世，一齐粉墨登场。

于是，他们需要借用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来上演自己的活剧。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位伯父可供选择：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毛泽东，他们选择了大伯父毛泽东。这种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他们今天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是拜邓小平所赐，但他们的精神家园，却是在毛泽东的雨露阳光下发育长大的。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他们幼年的人生洗礼；“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壮怀激烈，是他们少年时代的精神初恋。他们内心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都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别的不论，光看语言风格，无论是薄熙来的“敢同恶魔争高低”，还是习近平的“洗洗澡、治治病”，都和毛泽东的文风一脉相承。第二，他们继承的政治遗产来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通过江泽民实现的那些“改革开放”，在中国造成了天怒人怨的腐败和不公。“红二代”们虽然才疏学浅，但自视甚高，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玩着手里的政治遗产，他们总要找个地方下手“革”点“命”，方显出英雄本色。然而，对一个红色传人来说，有什么比“革”黑色的“命”更顺理成章，比“唱红打黑”更令人神往呢？“文革”初期，他们打过“黑五类”，现在他们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黑五类”。这个新“黑五类”包括官场的腐败、民间的自由，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切不符合他们“政治规矩”的事物。这次，他们要“革”改革开放的“命”，所以必须绕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直接乞灵于毛泽东。中国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一样，遏制不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冲动，决定拿起童年的玩具，披上毛泽东的外衣，像“文革”初期那样杀向社会。

他杀向官场，杀得那里人人自危，自杀率一度逼近“文革”时期。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杀出一个“红二代”的贪官。他杀向东莞，杀得那里人仰马翻，花容失色，狼烟四起，一片萧杀。只是到目前为止，杀翻在地的都是贫民的女儿。他杀向文艺界，穿越时空，召开毛泽东式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所及，把北京城杀回到几年前的重庆，把猴年春晚杀成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杀向党内，提出要讲“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不要说共产党如今是执政党，就是当年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时，至少表面上讲的也是“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至于把个黑社会的“规矩”，成天挂在嘴边。他杀向股市，没杀成一万点，恼羞成怒，调公安部进驻证券所，谁抛股票抓谁。用专政PK股票，警察应付熊市，经济思想之不拘一格，前无古人，真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国内杀厌了，他杀向国际。越境抓人，法外刑讯，四面出击，到处“亮剑”。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沙，杀得自己不剩一个朋友，杀出一个反对自己的联盟，把毛泽东周恩来苦心经营的中美关系，杀到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运筹帷幄，折冲尊俎，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没听说过一路送钱，送出个孤家寡人下场的。毛泽东周恩来地下有知，眼看这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一定会指着陈云的鼻子大骂：“谁说自己子弟接班可靠”？

国际上没杀出成就，最近又杀回国内，提出媒体要绝对忠诚，一概“姓党”。在共产党眼里，媒体叫“笔杆子”，军队是“枪杆子”。这“两杆子”，如同李逵手里的两把板斧，是用来砍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姓党”本是祖传秘诀，并无创意。但同样的话，放在毛泽东嘴里，这叫“不要书生办报，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的话，听上去总还像领袖的语言。如今到了习近平嘴里，变成了赤裸裸的“姓党”，那么直白、粗鲁、市井，江湖气息呼之欲出。所以，读书多少，文化高低，自会流露在言谈举止中。不必如数家珍，专门告诉别人，自己看过几本书。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同样共产党执政，苏联东欧至少没有“文化革命”。邓小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资本主义。同样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初级发展阶段，香港台湾至少没有发展出官僚权贵加流氓地痞的资本主义。

习近平上台，本应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毛泽东邓小平的两个“最坏”。如能把这个问题想透想清楚，兴许能踏踏实实干点事，点点滴滴谋进步，比做什么“梦”都强。可惜，他偏偏宣布“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难道真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他要把两个“最坏”合起来，创造出个“更坏”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革”毛泽东“前三十年”的“命”。他当时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习近平的“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其实质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否定邓小平的“后三十年”。这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困境：不反腐，等死；反腐，找死。目前看来，习近平对后半个困境，即“反腐，找死”，认识明显不足。把件毛泽东的外衣，披着披着披成了自己的灵魂，正是这种“认识不足”的表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罪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大多数。但毛泽东在有生之年能坚持“继续革命”，能成功地把中国搞成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自有他的历史条件。习近平若想再搞一次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他有这种能力和历史条件吗？所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顺势而为，便是风云际会。失败了，也还算历史的悲剧甚至正剧。反之，昧于大势，一味蛮干，那不叫意志坚定，那是刚愎自用。披着伯父的外衣，画虎不成反类犬，哪怕一年“请您检阅”十次姓党的媒体以及同样姓党的军队，演出的终究只能是历史的笑剧甚至闹剧。

（陈翰圣，2016年3月1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8期）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

前不久，有人发明了一个名词：“中国病毒”，在纽约据说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再以前，曾有人也发明过一个名词：“北京共识”，这个名词因为符合中国领导人的审美标准，所以享受过不止一次研讨会的待遇。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好像没一个人能举出个简单的例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究竟什么是“中国病毒”，什么又是“北京共识”。

专家做不到的事，有时群众能做到。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联合国大门坏了，向全世界招标修门。第一个来的是印度人，报价三千；第二个来的是德国人，报价六千；第三个来的是中国人，报价九千。联合国主管大惑不解，问中国人为什么报价比德国人还贵？中国人说，我报价的九千里面，三千是给你的贿赂，三千是我的利润，另外三千则是用来雇印度人修门的成本。这种无法无天且又自鸣得意的生意经，正是活灵活现不折不扣的“北京共识”，同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

三千贿赂，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话讲，是交易成本，它在中国孕育出了一个腐败的上层。三千利润，用革命经济学家的话讲，是剩余价值，它在中国创建了一支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土豪队伍。三千印度人的劳务费，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话讲，是比较成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它在中国生产出了庞大的低质量GDP，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由农民工们打造的那片“京上广”里的繁华。三个“三千”加在一起，发展出一个“硬道理”，名字叫“中国奇迹”，它既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又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伦理道德。阿谀奉承者称其为“北京共识”，谈虎色变者称其为“中国病毒”，其实两者讲的是一个东西。不过因为立场不同，褒贬迥异而已。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虽然针锋相对，但它们之间进行的并非学术之争，它们间的争辩是价值取向的背道而驰，它们的冲突是不同政治营垒间的话不投机。然而，就这么个死对头，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评论对象无限拔高，都在有意无意间抬高了中国特色“大国崛起” 的国际地位。

无论是“中国病毒”还是“北京共识”，讲的都是一种可以复制的东西。如果不能复制，叫什么“共识”？如果不能传染，算什么“病毒”？但是，中国特色之所以是中国特色，就在于它不能复制。“北京共识”，谁和你“共”？就凭北京城里满天雾霾，一地腐败，谁愿意和你“共”？至于“中国病毒”，请问这种“病毒”怎么传染？它开始从哪里“传入”中国？一个从来没有“传入”的东西，怎么“传出”？“中国病毒”之所以不是“病毒”，因为它内生内成，不能传染，一见阳光空气，顷刻化为泡影。所以，“北京共识”是涂脂抹粉，“中国病毒”是危言耸听，两者同样不靠谱，同样把“中国特色”夸大成了“普世价值”。

几天前，洛杉矶华人圈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新闻主体是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清一色的花季少女。她们中一位因感情纠葛，集合起十二位小姐妹，要给情敌一个教训。这批少女，离开中国大陆不久，身上带着原生态的“北京共识”，以为打个同学，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给学校写份检讨。于是，她们私设公堂，对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拘禁殴打凌辱达五小时之久，包括拳打脚踢、剥光衣服、用烟头烫乳房等等，肆意妄为，丧心病狂，行为之野蛮，手段之残忍，堪比半个世纪前宋彬彬小姐领导下的红卫兵。更有甚者，首犯作案后，居然警告受害人不准报案，扬言她们“局子里有人”。幸亏受害者及时从“北京共识”中醒来，毅然决然于当晚报案。幸亏洛杉矶警方不受“北京共识”干扰，以绑架罪、攻击罪、折磨罪、人身伤害罪等多项重罪，于当晚将除在逃外的全部案犯逮捕。幸亏美国刑事法庭不受“北京共识”管辖，按律判处三名成年首犯十三年，十年和六年徒刑，并将于刑满后把她们永远驱离美国。案发后，小留学生远在中国的家长又作何反应？据说有位父亲，平日大概笃信“北京共识”，第一反应便是飞赴美国，打算“用钱摆平一切”。结果，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才踏上美国领土，刚出手“用钱摆平”，便被美国警方以涉嫌贿赂逮捕归案。

至此，这场由中国小留学生上演的恶剧加闹剧，终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批少女把她们同学的人权和尊严，看得贱若尘埃？是什么使得她们的父辈，坚信金钱可以摆平一切？他们父女两代人这种自信和底气，这种错误的自信和愚不可及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要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才能锻造出这种自信和底气，才能让邪恶变成自然而然的习惯，无法无天变成不假思索的本能？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知道，这种自信、底气、本能和习惯，已经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它就叫“北京共识”，又名“中国病毒”。

小留学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北京共识”或“中国病毒”，并不能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这次，它们不是在美国法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吗？然而，法制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屏障。比法制更深刻更重要的屏障，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底蕴，这才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所以，在中国政府豢养的孔子学院能够取代哈佛耶鲁之前，在他们能用诸如“皇帝的太监”和“女人的小脚”之类的文化糟粕征服整个西方文明之前，“北京共识”终将不成其为“共识”，“中国病毒”也终将不成其为“病毒”。

陈翰圣，2016年1月31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7期）

九三阅兵随感

九月三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军队承平已久，没打过什么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军队，“养”了不止千日，但从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和邻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志加兄弟”，打过一仗。这一仗，中国说是“教训”越南，越南也说是教训中国。所以，胜负难分。但不管怎样，“同志加兄弟”互殴过一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次，没有“同志加兄弟”般杀得难分难解，但杀出了明确胜负。不足的是，那次战场设在国内，就在九月三日阅兵的同一地点，况且敌人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所以中国军队长驱直入， 北定中原，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王师北定中原后，打出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于是“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而低调地“闷声大发财”，不再打仗，变成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军队。军队的主要精力，从事三项和平工作：捞钱，唱歌，阅兵。其中第一项事业，经由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公布后，人们终得略窥一斑。原来，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捞钱能手。东窗事发后，涉案倒台的将军人数，远超过抗日中阵亡的将军人数。可见，中国的将军们多么热爱和平，多么“钱”仆后继，无所畏惧。当然，这些都是两个月前的旧闻，不是此次阅兵主题。此次阅兵，主要是展现后面两项才能。而这后两项，平时训练有素，都是军中强项。所以，这次虽然有将军因“捞钱”锒铛入狱，畏罪自杀，但临阵易帅，并不动摇军心，“兵”照样阅得惊天动地，“歌”依旧唱得人仰马翻。

此次阅兵，说是纪念二战及抗日。家有喜事，远道前来共襄盛举的，是俄罗斯的最高统帅普京。但普京的俄罗斯，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当年参战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苏联。苏联解体，中国的最高统帅习近平主席深为惋惜，兔死狐悲，发出了“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但普京，不正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中的一员吗？按照习主席的逻辑，普京非但不是“男儿”，而且“窃国者候”，是共产党苏联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习主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抗日的参战国。当年抗日的参战国，是中华民国。这个“国”，早被习主席代表的政党，“革”去了“命”，逃到台湾成了“蒋匪”。所以，这次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煞有介事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是一对叛徒。一个背叛苏联，一个背叛民国；一个背叛共产党，一个背叛国民党。一对叛徒站在一起，庆祝被背叛者的胜利，不胜滑稽。

大概健在的当年参战国，都不肯前来共襄盛举，弄得主人颇无颜面的缘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听上去虽然很有气势，但仔细想想，实在也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国家变成“主战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辈子的霉。国家养兵，本来守土有责。人民纳税供养正规军，是要他们守护边界，保卫家园。不是叫他们把强敌放进来，让后院变成“主战场”，在家里实行“焦土抗战”的。汉唐盛世时，知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要把“主战场”推进到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国运日衰，这才会发生日俄两国交战，“主战场”却放在中国的怪事。两个不相干的人打架，打着打着，打到我家里来了，我要具备怎样的好客精神，才会把这种“主战场”视为一种荣耀？

等到抗日的“主战场”放进中国时，蒋委员长、毛主席，以及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纷纷崛起。他们各领一彪人马，逐鹿中原，勾心斗角。其中，蒋委员长势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里整天盘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给灭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美梦。小兄弟心里也在盘算，怎么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进来，说兄弟几个打心底里高兴，那是瞎说。毕竟日本真把中国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委员长就做不成蒋委员长，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几个去“抗战”，他们也没那么傻。首先，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打不过日本。真和日本人拼命，把老底拼光了，将来拿什么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几个既读过书，又混过江湖，“隔岸观火，借刀杀人”之类的国粹，烂熟于胸。日本人来了，确实给中国制造了危机。但中文里的“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若能把危险推给别人，机遇留给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纷争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下一个“真命天子”。所以，蒋委员长要杂牌军上前线当炮灰也好，毛主席对匹夫之勇的彭德怀搞“百团大战”厉声呵斥也罢， 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种谋略。

但在这场谋略比赛中，蒋委员长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个顶着；家中有难，老大扛着，这多么天经地义？所以，小兄弟几位，不怕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自己不出钱不纳粮，喊喊口号，弄不好能把别人逼去“抗日”，何乐不为？蒋委员长对这等小阴谋，自然洞若观火。于是也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反正老子按兵不动，奈我其何？但口号喊久了，兵却不动，总有点讲不过去。蒋委员长是老大，个头高，目标大。别人按兵不动不要紧，他按兵不动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蒋委员长的老大地位，本来是凭实力抢来的，谁知“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现在倒成了缺点。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蒋委员长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几位小兄弟谁会开赴前线？他们只会一拥而上，向徒有虚名的国民政府要钱、要枪、要子弹、要编制。真要开赴前线，半个都不会前来报到。蒋委员长要能令行禁止，还能被拜过把子的小兄弟张学良，在西安串通敌军，把自己给抓了？

幸亏蒋委员长只是中国的老大，在世界排名里算不上什么角色。所以，蒋委员长的策略就一个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对日本人动手的那一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叫“以夷制夷”。其实，在“拖”的问题上，蒋委员长和毛主席“英雄所见略同”。所不同的只是，毛主席把这种战术叫做“论持久战”，蒋委员长把它称为“用空间换时间”，说白了都一样，就是“等”。等什么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么时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给炸了，那就是拖到了头，等到了头。至于在这之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将功成万骨枯”，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人民付点代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发展壮大，以便战后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中国”。所以，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什么抗日英雄，更没有什么抗日领袖，有的只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领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着天安门城楼上“抗自己人的领袖”生出来的红二代，检阅着天安门城楼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发展出来的军队，扛着“抗日本人”的战旗走来走去，和当年一样，歌声嘹亮，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禁抚今追昔，对眼前这场演出，啼笑皆非，不胜感慨。

（陈翰圣，2015年9月6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361期）

比“砍人头”更坏 ------ 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

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陈翰圣，2014年7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7期）

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华文媒体，除刘云山先生领导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纪念。二十五年来，华文或非华文的媒体上，不知已发表过多少有关“六四”的文字。但是，在这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大概没有一行字，是用来纪念他的。

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陈翰圣，2014年6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6期）

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 ------ 再评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近来，神州大地，千里反腐，万里抓嫖。至今年二月，终于以央视卧底为先锋，广东警力做殿后，对东莞实行地毯式扫荡，掀起了习近平“打黑”运动第一波的戏剧性高潮。说“戏剧性”，倒不因为央视的忸怩作态，广东的兵强马壮，也不因为前者揭露妓女时展示的义愤及贞操，配上后者逮捕嫖客时的勇猛及无畏，显得那样的滑稽，那样的相映成趣。戏剧的高潮，在于

民间舆论随后迅速形成的反制力量。刹那间，犹如打响了一场“东莞保卫战”，“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的口号，通过网站、电邮、微博、群聊，迅速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了那天网络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那晚，在网络形成的精神世界里，万人空巷，一夜无眠！

让央视打先锋，确实不高明。习近平有位助手兼打手（打黑之手，没有贬义），叫王岐山。王岐山屡屡向人推荐一本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现在看来，这本书王岐山自己没有读懂。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教会所以招人痛恨，是因为它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陋的角色，即钳制言论，控制思想。央视不仅是中国现代条件下的法兰西旧教会，更因为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被广泛讥讽为高级娼妓二奶的培训基地。这样一个小丑，主持台春晚，尚且要被冷嘲热讽几个礼拜，更何况现在让它去做打手。于是，就有了“出卖灵魂的打击出卖肉体的”网络调侃，有了“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辛辣讽刺。

毛泽东时代，曾消灭过公开卖淫。和出卖身体的自由一齐被消灭的，还有其它各种自由，如建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等等。邓小平上台后，提倡“两手都要硬”，企图在不允许高层次的政治自由的前提下，还给人民低层次的经济自由。这样，在被允许的赚钱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带动下，人们也有机会尝到了腐败的自由、声色犬马的自由的甜头。在邓小平划定的“政治”和“经济”两个空间当中，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名字叫“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声色犬马的自由，安身立命于这个“市民社会”之中。那里有六朝金粉地，富贵温柔乡，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不巧从未留意过这个灰色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所以，至死也没弄明白，对它究竟该用哪一手，是用“硬”的呢，还是“软”的？

 这里，不妨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试验品香港做个例子，来说明中共几代领导人这方面的思想沿革。毛主席不喜欢香港，他喜欢“五七干校”。邓小平相反，打心底里喜欢香港，因为在他看来，那里有钱、恭顺、没有太多好高骛远的理想，这种氛围，正符合自己的性格。所以，邓小平一再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造起来的第一个香港，众所周知就是深圳，当然也包括深圳属下的东莞。九七香港回归之前，邓小平的中共一再对外保证，九七后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所谓“舞照跳，马照跑”，就是允许有“声色犬马的自由”。你看，他既没有保证香港享有“政治自由”，因为这不便保证；他也没有保证香港享有“经济自由”，因为这无需保证。他保证的恰恰是中间层次的“声色犬马的自由”。这说明，“声色犬马的自由”，是邓小平的共产党对自由可以容忍的极限，是邓小平的“擦边球”。当然，这里说的是真的香港，内地的人造香港，还不在此列。江泽民被邓小平逼着“改革开放”起来后，凭着他没有原则唯利是图的本性，为了邀功，便大干快上地在内地乱造起香港来。这样，在无意中他就把共产党对自由的极限，带进了内地。但这些内地“香港”与真的香港比，缺少法制，多了腐败。换句话说，内地香港的“声色犬马”，更多地是由腐败撑腰的“声色犬马”。这就造成了九十年代所谓“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的现象，造就了“十万小姐赴岭南，百万嫖客下东莞”的人间奇观。

等到太子党也即“红二代”在政治上长大成人，也就是等到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以及什么刘源、刘亚洲等等全面接班时，他们对弥漫于全中国的腐败和“声色犬马”极为不满，因为这和他们从幼年就被灌输的理想格格不入。他们这批人，自幼具有红色理想。青春岁月，又赶上“文化革命”。“文革”初期，是他们最意气风发的年月，是他们政治上的debutant（少女在社交界的初露头角），正像几十年后，“巴黎社交名媛”的选拔，是红三代的debutant一样。那时，他们组成毛主席的红卫兵，也即“老兵”，杀向社会。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得血雨腥风，充分体验了“红色恐怖万岁”中的血色浪漫。“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庇佑下，他们又和“党的工作重心”一齐华丽转身，下海的下海、从政的从政、领军的领军，一天等于二十年，取得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大跃进。但说来奇怪，虽然他们的实际利益和邓小平更近，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却始终和毛主席更亲。所以，在他们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非常现实地把“红三代”们送到“巴黎社交名媛”的沙龙中，送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课堂里后，却大概因为“青春无悔”，又回过头来希望通过毛主席的“革命”，缅怀父辈的红色经典，回忆自己的“意气风发”，甚至“血色浪漫”。

今天，当“红二代”们终于有机会把当年“西纠”、“联动”打人的铜头皮带，换成全部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他们未见得有多少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们想起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把内地的人造香港，打成“舞不跳，马不跑”的香港。他们中有位急先锋，叫薄熙来。薄熙来也有个助手兼打手，也姓王，叫王立军。薄熙来和王立军，敢为天下之先，曾把个重庆城，杀得血雨腥风。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不能用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来补充修正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就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再讲得透彻点，就是“红二代”的现实利益和红色理想，要被兼而顾之，调剂得恰到好处。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城里整顿吏治，打黑扫黄，把个“市民社会”，吓得人人自危，为“红二代”的统治，树立起了全国的样板。别看薄熙来现在倒霉，关进了秦城监狱，但在整个“红二代”眼里，他将永远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是为他们政治理想壮士断臂不幸落马的先锋。

当然，“舞不跳，马不跑”，针对的是普通百姓的“市民社会”。在“红二代”的禁苑里，却依然是“舞照跳，马照跑”，而且要“跳”得“跑”得风景这边独好。这点，在薄熙来倒台后，已获得官方证实。这点，在将来不管哪位“红二代”倒台后，还将同样获得证实。所以，无论是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还是没有薄熙来的全国“唱红打黑”，打出来的，都无非是变成特权的腐败，是更少数人可以享受的腐败，是“只许高官嫖央视，不准百姓逛东莞”的腐败。

一九四九年，当“红一代”们刚进城时，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扫黄。但和“红二代”不同，他们的扫黄，多少带着几分真诚。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把风尘女子当作“阶级姐妹”，宣扬要让她们“当家做主站起来”。“红二代”不同，看看东莞扫黄的照片吧，他们不是让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站起来”，而是要她们统统抱头“蹲下去”。这不只是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侮辱，是他们价值观念的暴露。在“红二代”眼里，这些姑娘不是“阶级姐妹”，而是“贱货”。在这个时刻，中国互联网上发出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的呐喊，是在向“红二代”们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它告诉“红二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会任人宰割，它会站起来自卫；它告诉“红二代”，被他们强迫“蹲下去”的姑娘们，她们不脏，她们比今天的贪官，当年的红卫兵干净一百倍！她们不像女红卫兵，她们一不骂人，二不打人，三不杀人，四不制造“红色”的或任何其它颜色的恐怖，她们凭什么没有尊严，凭什么“蹲下去”？最后，它还告诉“红二代”，他们在“血色浪漫”里浸淫太久，人生又过于顺利，饱食终日，脑满肠肥，大概忘了今日何日。今天，已不是他们组织“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时代，“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个时代，早已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陈翰圣，2014年3月5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3期）

秋风秋雨愁煞人 ------ 闻许志永、侯欣庭审有感

年终岁末，中国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法制剧：在习近平法学博士领导下，一个叫许志永的法学博士，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北京人民法院判刑四年。

习博士和许博士，一位毕业于清华，一位毕业于北大。论教育水平，应该旗鼓相当。但如果撇开政治，从纯学术角度看，那习博士比起许博士来，相形见绌。许博士生于内陆，长于贫寒，在挤进中国高等学府的狭窄道路上，涉嫌“走后门”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许博士读博期间，未曾兼职封疆大吏，既没有宾客盈门，也没有文牍满案的纷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具备成名成家的条件；许博士的博士论文，论述的是法学范畴之内的学问，没写过和法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农村改革战略”，所以选题专业，议论中肯。当然，这种比较，只限于眼下的情形。鉴于北大有为政治原因解聘教授的前科，形势难以逆料。万一北大与时俱进，决定吊销许博士的博士文凭，那比武擂台上就只剩下习博士一个人，自然雄霸天下。

大概出身贫寒，许博士总是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胡温当政时，他因孙志刚事件一举成名。后来，又多次加入山西黑砖窑、三聚氰胺奶粉、教育平权等事件的调查和法律援助。他这次获刑，党的喉舌“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评表示喝彩。但大概为了持平起见，社评说许的目标并不错，只是追求目标的手段过于激烈，冒犯了法律的底线。所以，获刑四年，不是“是非的分辨”，而是“法律的厘清”。言下之意，中国的法律似乎并不具备道德基础，一旦“厘清”，“是非”便模糊了。社评写得洋洋洒洒，可惜欠通。例如，它警告许志永们，通过这次审判，他们应该“洞悉”，“他们已站在高风险的对立面上”。牢狱之灾，大祸临头，死不悔改，可以叫“执迷不悟”；认罪服输，可称作“幡然悔改”。“洞悉”是洞察先机，明察秋毫的意思，这种本事，只有“文革”时号称“红太阳”的毛主席才有。用在倒霉到沦为阶下之囚的许志永们身上，显然不伦不类。至于什么是“高风险的对立面”，“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大概自己也读不懂。拿着政府的俸禄，喝着人民的血汗，写出这等社评，如能“分辨是非”，这叫文理不通；如果要“厘清法律”，这就是涉嫌渎职。

这次，人民法院好像不给党的喉舌面子。判决书开宗明义就指责许志永是在“利用”群众的诉求。既是“利用”，说明许志永另有罪恶目的。可见，判刑四年，不仅是“厘清法律”，更是要“分辨是非”，镇压邪恶，是不折不扣的诛心之论。人民法院和党的喉舌，本是一家人。这次双簧唱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见撒谎，也要有起码的智商。不信，不妨为人民法院的智商立此存照，再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书结尾，大概想写得气壮山河，竟不惜借用“普世价值”的语言，一本正经讲道：“经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一样，是不言而喻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的存在，不受法官调查结果的影响。能把这种常识，“经查”后考证出来，并大言不惭地写入法律文本，如果不是文理不通，那就是审案的人民法官，审案前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此法盲到近乎白痴的程度。

说要“厘清法律”，其实谈何容易。在中国，法律的边界具有充分的政治弹性，可以因政治的需要而随时随地伸缩自如。譬如，邓小平要“严打”，刑法便可“从重从快”。哪天邓小平心情好了，刑法又可相应地“变轻变慢”。再如，许志永去教育部抗议几声，检察官们立刻排成一列，煞有介事地到法院提起公诉。但一位教育部官员兼中学校长，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谋杀于校园，至今历时四十八年，苦主控告无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检察官不闻不问，好像全都变成了死人。又如，拿“扰乱公共秩序”罪来说，你千万别以为不上街，不喊口号，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没事。足不出户，但文章写得招蜂引蝶，被人在网上转上五百次，就有可能和许博士一样，冒犯法律底线。同样，“言论”和“行动”也难以“厘清”。例如，“煽动”究竟算“言论”还是“行动”？对几个人讲话算“煽动”？唱“红歌”，唱到万人体育场，不是“煽动”。对几个朋友说要“维权”，却可能变成“煽动”。那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写下文字只供本人阅读，总不算“煽动”，不犯法了吧？未必。我们的执政党，就有拿着别人的日记问罪的可耻记录。那再退一步，不写日记，也即不讲话、不写字、只磕头，总算良民了吧？仍然未必。因为我们祖宗有项发明，叫做“腹诽”，翻译成我们执政党的白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近颇出风头的陈小鲁、宋彬彬们，相信当年对这种罪行，都有过破案和审讯的经验。所以，不讲话不写字，照样可以问罪。这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据说，现在在大街上高呼“打倒共产党”，已经不能定罪。因为要执政党下台，毕竟不触犯刑律。那么，共产党凭什么抓人呢？就凭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知道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心怀不满，就把人家给绑起来“做”掉，知道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不上台盘，讲不出口，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类似“知耻近乎勇”。比起“红二代”的父辈们，动不动“肃反镇反”、“焚书坑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这种知耻之心，是在人类文明的阶梯上，艰难地攀登了一步。但是，这个日渐成为执政党新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也不像党的喉舌讲的那样容易“厘清”。比如，前几天那位和许志永一样有着法学博士头衔的习近平博士，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跑到北京的庆丰包子铺吃了顿包子。结果引起人群骚动，围观的围观，拍照的拍照，不知这是否冒犯法律底线，算不算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许志永的同案犯中，有位叫侯欣的女性，身体羸弱，在押期间，两次病危。面对牢狱之灾，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她说她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恐惧。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获刑，恐无生还之日。但是，她说，她更恐惧违背自己的良心，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她毅然选择后者。用她多次讲过的话说，那就是“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侯欣的朋友肖国珍说，侯欣的话“能点燃南极的冰”。在金钱至上的氛围中，我不知道国人今天的情感是否都在冰点以下，但侯欣的话确实打动了我。我未见得同意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但这不妨碍我对她的尊敬。她孤身一人面对法庭慷慨陈辞的形象，使我想起了那位鉴湖女侠秋瑾，想到了她“漫云女子不英雄”的诗，想到了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词，更想到了她写在供状上那句与其说是绝笔，不如说是对大清皇朝末日进行宣判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北京人民法院对许志永、侯欣的审判，究竟是谁审判谁？

（陈翰圣，2014年2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2期）

不如“厕所崛起” ------ 回国见闻之三

中国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捧出“大国崛起”后，屈指算来，已有些年月。不过，漫步在“大国”最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上厕所却仍是个问题。南京路上的厕所，是否已清洁到与“大国”身份相符，路人或可不必较真。但南京路上的厕所，绝大多数都没有为如厕者提供厕纸的习惯。这却是个“屁股指挥脑袋”，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叫“南京路上缺厕纸，路上行人欲断魂”。

曾在网上读到一位仁兄的回国游记。说是走在路上一时内急，冲进厕所，不及细察就蹲下方便。事毕，定睛细看，方发现目力所及之处，片纸不存。吃惊之余，不禁叫苦不迭。正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际，他突然急中生智，掏出手机向一位朋友求救。朋友接到告急电话，立马专程打的，为其送去厕纸。当那位仁兄整顿衣冠，走出厕所，重返阳光世界时，不禁激动得紧握朋友双手，一股面对人民救星的感激之情，在胸中奔腾升起。

前车覆辙，殷鉴不远。走在路上，本人既难免有如厕的需要，又有不带手机的习惯，两者相加，似乎是一种危险的结合。所以，每每出门，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一日，漫步在号称金融中心的浦东陆家嘴，只见前有东方明珠，后有金茂大厦。正眼观前后左右钢筋水泥堆起的祖国现代化，耳闻四面八方各地乡音呼朋唤友汇成的喧嚣，那种“需要”，不期而至。急抬头，见不远处有家麦当劳快餐店。心想麦当劳，乃美企。其中厕所，应像麦当劳在全球的连锁店一样，提供统一标准的免费服务。于是，满怀信心迈向麦当劳。进得店来，方知这里的麦当劳，不仅出售汉堡，还提供烧饼油条。至于厕所，得到的回答简洁明了。不存在是否干净，有无厕纸等具体问题。因为，这里的麦当劳，根本没有厕所。麦当劳，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但在上海金融中心的麦当劳，没有厕所，却卖油条。看来，中国真的“可以说不”。

浦东没戏，遂将目光投向浦西，首先想到的便是和平饭店。和平饭店与当时笔者所在位置，仅一江之隔，耸立在南京东路外滩转角处，位于全中国最顶级的黄金地段，其规格相当于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在这种酒店的大堂内，通常设有豪华到奢侈程度的厕所，供游人随意使用。一念及此，下定决心，渡江西行。从和平饭店东门进入，向西装革履的侍者一打听，果然有厕所。闻言，喜从中来。到底“和平饭店有和平”，侍者笑容可掬，厕所宾至如归。于是，按侍者指示，穿大堂西行，直奔厕所而来。至堂西，未见厕所。再问，被告再西行。再西行，眼看就要走出酒店，厕所仍渺无踪影。不得已，三问。这次，说出了西门便到。出西门，再次向门童“不耻下问”。终于，顺着门童白手套遥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高楼底下，大墙背后，有条破旧不堪的老式弄堂。而在弄堂深处，根据飘来的气味判断，存在一间改革开放以前的上海弄堂公厕。望着一脸无辜的门童，心中不知为何，冒出一句山寨版唐诗：“借问厕所何处有？门童遥指旧弄堂”。虽然明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和原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格调意境，天上地下，格格不入。

入东门，出西门，在和平饭店免费旅游一圈，不来白不来，来了也白来，原来“和平饭店无和平”，厕所还是没有着落。人被一逼，有时就有创意。心想上海最洋派的地方，当属衡山路。那里的酒吧，乃上海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在那里，难不成让外企高管社交名媛共度良宵之刻，携手漫游高尚精神世界之时，还要为厕所这等下贱的事操心？所以，到那里一游，顺便解决厕所问题，一举两得，几近浪漫之旅。于是说干就干，从和平饭店直接打车，横穿整个上海闹市，直奔衡山路而来。

车抵衡山路，在一家名字透着几分暧昧，叫“一千零一夜”的饭店停下。这家饭店，每当华灯初上，便有年轻舞娘前来助兴，表演所谓的“肚皮舞”。选择这里，是因为多年前来过，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进门拾级而上，便见有两个去处，右边是“一千零一夜”，左边却是家新张发廊，装潢十分讲究。心想先到这里试试，遂推开发廊大门，见迎面端坐一位白领丽人。趋前说明来意，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厕所只对发廊顾客开放，外人一概谢绝。眼见没有通融余地，怕要和高等厕所咫尺天涯，失之交臂，便问“贵发廊最低消费多少”？心想如果价格公道，不妨忝陪末座，权当购买厕所使用权。不料“白领丽人”狮子开口，理发最低要价，竟是六百八十元。花六百八十元上趟厕所，就是在衡山路上，也是暴殄天物！

无奈，退而求其次，转战隔壁“一千零一夜”。夜市尚早，“一千零一夜”处于大战前的沉寂。进门遇一领班小姐，虽不及“白领丽人”高傲，但却更显年轻俏丽。这次决定战略迂回，先不商谈厕所，只问晚间有何节目？领班小姐回说是“肚皮舞”。闻言不觉一惊，心想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肚皮舞娘们人来人往，一批批大概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人，但同样的艳舞却在同样的地方长盛不衰，真正物是人非，几度秋凉？但面对如此年轻美丽的领班小姐，“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话题，自然不合适谈。便淡淡说道，以前来过，不想“肚皮舞”仍在上演。小姐闻言，嫣然一笑，说道：“那就是因为有人爱看啊”！

叙过往事，寒暄已毕。遂切入正题，道明来意。领班小姐出人意料地慷慨，朗声说道：“可以”。闻言，再次喜从中来。心想真是“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芝麻开门，总算求得正果。迈进男厕，环境差强人意。但唯一缺憾，是厕纸已行告罄。不得已，再度打扰领班小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 谁料领班小姐语出惊人：“去女厕所用嘛”！见我犹豫，又鼓励道：“怕什么，里面又没人”。见领班小姐如此豁达大度，通融应变，大概读过《孟子》，懂得“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的道理，于是斗胆走进“一千零一夜”的女厕，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厕纸。厕所静悄悄，定神细想，自己跑遍半个上海，最后竟在肚皮舞娘们的厕所里，找到归宿，真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的感觉。

几年前在上海书城的厕所里，碰到过同样问题。书城，乃书香之地。但厕所，却未能免俗，和上海绝大多数厕所一样，没有厕纸。那里男女共用一个洗手池，池内没有洗手液，放块多年不见的“固本”肥皂，有两位上海大嫂看管。有钱雇人看厕所，却没钱买厕纸？百思不得其解，便请教大嫂。大嫂惊讶于有人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大概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职责所在，乃耐心解惑道：“放厕纸？早就被人顺手牵羊了。放多少，偷多少”！看来，这不是个经济学所能解答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盛行“大国崛起”。但在我看来，“大国崛起”，不如“厕所崛起”。“大国崛起”，只是富国、富党、富政府。“厕所崛起”，才能富民、富草根，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才不会“放多少，偷多少”，才能拉动那老也拉不动的“内需”。近一年来，中国又盛行“做梦”。但“中国梦”，既可以是“厕所崛起”，也可以是“大国崛起”。从中国领导人的行为看，无论从过去的“奥运”、“世博”、越盖越豪华的政府大楼，还是从最近的“防空识别区”、“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看，恐怕偏好的终究都是“大国崛起”的道路。

（陈翰圣，2013年12月28日）
.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41期）

习近平即将掀起“唱红打黑” ——— 浅析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中国人盼好皇帝盼了几千年，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的事。这次因为皇帝迟到，讲了句“让大家久等”。臣民们，包括称为“无冕之皇”的臣民们，喜形于色，浮想联翩，议论纷纷起来。海内外，居然有人上表，有人进谏。有人甚至从皇上生父的历史中揣摩圣意，透露出“六四”即将平反的喜讯。一时间，“河出图，洛出书”，好像“东方红，太阳升”，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如果碰巧这次登基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不久前倒了霉的薄熙来，估计大家的兴奋，不会稍减。毕竟，盼的是新皇帝。至于谁当皇帝，好像反倒不重要。

几个月过去了，象历史无数次重复的那样，皇帝不尽如人意。臣民们因此而彷徨，因此而失落。于是，谣传四起，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有人从“太子党”那里打听到消息，有人传说皇上已被“左派”绑架。网络上，充满皇上内部讲话，犹如道道密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的泣血成书，有的声泪俱下，足以感动一批人，又足以吓唬另一批人。可惜，所有这些网络新闻，道听途说，都不靠谱。其所以这样，除了盼好皇帝心切，恨铁不成钢，病急乱投医外，更主要是无限夸大了皇帝的能量，即夸大了皇帝可以有所作为施展拳脚的余地。

在当今中国做皇上，其实很可怜，左右牵制，捉襟见肘。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共和”。几十年前，毛主席老人家健在时，中国也已“共和”。但当时情形，今非昔比。那时，毛主席曾对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说：“你算什么？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看看，这是何等有派头？这才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习近平能对谁这么横？开个政治局会议，要“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谁敢跟他“碰撞思想”？娶个唱歌的太太，有几分姿色，便被捧为具备了“软实力”。这也叫“软实力”？真不知是哪位“帮闲”的创意，不知算是明褒还是暗贬，是真痴还是假呆？凭这点“软实力”，不要说征服敌人，就是说服同志，能有足够“正能量”？习近平上台不久，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很让右边的朋友兴奋了一阵。其实，这话如果不是有口无心，也不过是在许诺一场遥远的“中国梦”。而眼下的现实，不是“权力”，倒是习近平本人，正被关在了各派势力和各种利益格局的“笼子”里。

皇帝的龙椅，不管是抢来的，还是“奉天承运”世袭的，要坐得稳且坐得有声有色，给历史留下印记，多半靠运气，更要因缘际会生逢其时。毛主席是“抢龙椅”的好手，历史给他留下了施展拳脚有所作为的巨大余地。但“有所作为”，未见得一定能把国家治好。把国家治得民不聊生，也算一种“作为”。小平同志的龙椅，是半抢半“袭”。也就是说，龙椅是继承的，但继承权是抢来的。能在共产党内把继承权抢到手，也算江湖高手一代豪杰。又恰逢拨乱反正，人心思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因缘际会，高举起“改革”大旗，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男儿当自强，算是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到了江泽民，情况完全不同。江泽民的龙椅，是坐在邓小平划定的框架里。但江泽民这人有个长处，那就是他从不梦想“有所作为”，更不在乎什么“青史留名”。他天生的没有原则，唯利是图。“邓小平是太上皇，他不是喜欢改革吗？那就‘改’嘛，‘改’它个天昏地黑”！这大概是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内心独白。江泽民另一个长处是为人随和，不霸道。自己发财，也允许别人发财；自己腐败，也允许别人腐败。一般人坐在龙椅上，最多做到“凡朋友，都允许腐败”。江泽民却几乎做到“凡腐败，都可以成为朋友”。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不过几年，江泽民就纠集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创出天朝前所未有的腐败盛世。他人缘不错，不仅允许自上而下的腐败，也允许自下而上的腐败，几乎做到“腐败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他当政期间，不仅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就是平民百姓只要善于钻营，外加几分运气，也能成为乱世英雄。

等习近平坐上龙椅，改革红利早已瓜分完毕，利益格局已然成型。上有几百家统称为“太子党”的上层门阀士族，下有成千上万以赖昌星、周正毅、王立军等人为杰出代表的草莽英雄。出身红色名门的习近平，和他那些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等太子党俱乐部里的朋友们一样，幼承庭训，铭刻心头的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对红色江山充满使命感，对当今中国的腐败乱象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们中有的几代世交，有的素未谋面，但共同的利益，一致的归属感，却使他们极易达成共识。几年前，这种共识被当时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凝炼成一句旗帜鲜明的口号：那就是“唱红打黑”。

 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以为“唱红打黑” 是薄熙来的私货。当然，“唱红打黑”作为一个名词，确实是薄熙来的个人创造。但“唱红打黑”所代表的全部精神内涵，却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是他们盘根错节利益交叉中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唱红”可以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打黑”则可以清除特权阶层以外一切“自下而上”的腐败。“自下而上”的腐败是大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天都在那里招摇过市。打击它们，就能漂白整个社会，让老百姓眼不见为净；打击它们，还能使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一种少数高级会所里的游戏，变成高级干部的另一种“特供”，既隐秘又安全，让享受者真正体会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滋味；打击它们，又有历史经验，驾轻就熟，四十多年前成立的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和“联动”，自己抄家打人残害百姓可以，等到“自下而上”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时，他们就看不下去了。“西纠”和“联动”正是今日“唱红打黑”的先头部队，不过那时他们手中只有打人的铜头皮带，今天却换成了整部国家机器。

习近平和薄熙来不是政敌和仇人，他们是同志、兄弟，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无论是家庭背景、个人经历，还是知识水平、道德修养，都决定了他们是同路人。所不同的只是薄熙来运气不佳，碰上个敢把天捅个窟窿的王立军。当然，薄熙来和习近平也有不同之处，他们虽为同一个集团效命，但薄熙来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这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相反，习近平更能体现集体英雄主义，行事低调，中规中矩，使整个太子党集团感到“你办事，我放心”。因此，习近平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他所属那个集团的大管家而已。所以，习近平决没有什么自己的路线方针，他有的只是他那个集团的路线方针。而这个路线方针，不需要上天入地搜寻，更不需要道听途说费尽心机瞎猜，因为它明摆在那里，早在几年前已由薄熙来公诸于世，这就是薄氏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昨天，就是习近平的明天。习近平可以推行的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可以上演的只是一场不叫“唱红打黑”的唱红打黑。只是习近平的“唱红”比较缺乏文采，不是“前后三十年”，就是“鞋子穿在脚上”；而习近平的“打黑”则较为低调而土气，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好像当年毛委员在作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

亚里士多德说政府可以有三种形式：即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少数人手里，或者多数人手里。不管哪种形式，统治者只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就是坏政府。反之，统治者为公众谋福利，就是好政府。“一个人”的统治，习近平和他的哥们不喜欢。在毛主席“一个人”统治下，“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父辈吃过苦头。毛主席“动根小指头”，他们的父母就沦为贱民。“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其实不是“先富起来”，而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平等”，这是一种崭新的特权，弥足珍贵。所以，他们“唱红”，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用他们话讲，这是“老路”，不能走。“多数人”的统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们看来都是“邪路”，也不能走。苏联解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的震惊。幸好中国有诸多维稳的国安、武警、特警、城管，“男儿”颇多，一时江山无虞。所以，符合国情的“正路”，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唱红打黑”，正好符合“少数人”统治的需要。

清除腐败，哪怕只清除“自下而上”的腐败，谈何容易。面对“六四”挑战，邓小平曾说“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要两手硬。但“六四”后的历史却证明，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四项原则”，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维稳”和“腐败”。在“四项原则”意识形态的废墟上，今天高高耸立的是赤裸裸暴力“维稳”的大厦；而在“改革开放”表面文章的背后，二十多年来真正的推手就是腐败。在理想主义彻底崩溃，谁有理想谁倒霉的今天，改革和腐败根本就是同义词。没有腐败，哪来改革？没有腐败，谁为你改革？甚至，没有腐败，谁帮你“维稳”？没有腐败，谁当共产党？更何况时代不同了，今天“自下而上”的好汉们，绝不是当年被“红二代”的父辈们随便“革”掉“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都是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今天的好汉，也不是当年在“西纠”和“联动”皮鞭下发抖的“黑五类”，那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待宰羔羊。今天的好汉，是共产党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身上淌着共产党的血液，带着共产党的基因，是共产党的标准复制品。他们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娴熟“超限战”，他们中多得是王立军那样的“男儿”。想动他们，你试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将是：要么习近平知难而退，要么好戏正在开头！

（陈翰圣，2013年8月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7期）

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计量政治学”（polimetrics），一听便知是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衍生而来。自“科学主义”在近代盛行以来，自然科学向物理学看齐，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社会科学中，因为经济学是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标兵，所以社会科学也要向经济学看齐。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政治便学经济，“计量”起来。是为“计量政治学”。

例如，美国选总统，政治学家便要“计量”一番。通过随机选样、试卷问答、编码量化、数据分析等程序，他们能准确预测谁成为当选总统。中国不选总统，计量政治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中国有另一类“计量政治学”，这类“计量政治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因学界尚无系统研究，笔者不敢信口开河，妄作论断。所以，在中国计量政治学前，按上“戏说”二字，是为“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毛主席时代，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那时侯继续革命，运动不断。搞运动，总得有人干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干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这就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计量政治学问题。毛主席亲自计算的结果，是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为干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则是要被革命干掉的坏人。这百分之五，通常称为“一小撮”。但问题是，毛主席喜欢的“运动”太多。每次“运动”干掉百分之五，累计起来数量惊人。所以，连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儿子，中国最正宗的红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问题，说：“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后成了一大片”。

其实，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计量”，改用除法“计量”，也有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为准，便不幸分母过大，百分之五除下来就是四千万人。毛主席再宽宏大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这四千万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还有四十万人。以毛主席的气魄，杀四十万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为虚张声势，一共没“坑”几个。但毛主席的胸怀气量，自我评价又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为此，杀人不宜过多。所以，从这四十万中，曾否又“救”出几位，未详待考。

总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干掉”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败类。至于“极少数极少数”竟有几十万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国人口太多，“国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数，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来，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传的那样前无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龙椅的，都声称代表全体子民。用外国话讲，这叫“朕即国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国话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诏”，说的还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字里行间，那胸怀气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体子民。毛主席因为中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虽然少代表五个百分点，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毕竟明确无误地代表着大多数。

如果毛主席是位异想天开的男人，那接下来的小平同志就有点像是女人。邓小平的特点是现实却难免短视，对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别清楚。所以，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充满邓小平特色。它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经济实惠，高度概括出了邓小平当政期间的时代精神。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这就成了继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后，又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量政治学问题。“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点是不确定，可多可少，充满弹性。你说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说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头。听上去它不像多数，但又没有证据肯定它是少数。总之，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悬念。

邓小平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词当然绵里藏针，工于心计，极其严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你看，他既不说“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做不到；他也不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不得人心。他讲的恰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听上去虽不多，但也没把话讲绝。因此，它让人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挤进“一部分”中去。所以，邓小平的话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中奖机会不大，却在人们心中引起阵阵躁动，激起一片波澜。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不怕飞蛾扑火，不惧斧钺之祸，“虽九死其犹未悔”，毅然决然地冲向“先富起来”的征途，写下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谜底，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揭开。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又是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发言稿的起草人。据于先生回忆，邓小平曾交给他三张亲笔书写的发言提纲，共罗列八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有“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邓小平原话用的是“好”，不是“富”。经于先生等人加工，将“好”定义为“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的思想。可见，在邓小平当初脑海里，“好”与“富”本无甚差别，“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发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低级庸俗，以至讲过“钱越多越好”这类小市民的话。没想到愚夫愚妇的鼠目寸光，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竟也相差无几。看来，钱这东西，真的雅俗共赏。

不管是“富”还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邓小平讲话中都无迹可寻。但在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曾与胡耀邦及于光远多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曾透露所谓“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检验邓小平的目标是否达到，实在是糊涂账一笔。因为，按邓小平当年的“计量”，所谓“富”是指月收入达到人民币一百元。如按这个标准，岂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国人民早就都“先富起来”了。但若按近水楼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尽“改革红利”的人群算，那从八十年代早期听到“先富起来”便闻风而动的胡乔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红打黑”后来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来为止，怎么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认真计较起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误差之大，实在惊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数人的老底。邓小平不愿形成文字，关起门来在“老同志”间讲讲的私房话，竟被于光远闲着无聊，掉文袋给“掉”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于光远足以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罪不可赦(1)。

如果说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来的“江核心”江泽民就是小人。江泽民既无理想，也没有学问，为人的基本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想独创一套“计量政治学”。于是，网罗帮闲，搜索枯肠，炮制出个“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个很滑稽的东西。从“计量政治学”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词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总书记、军委主席、政府总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动词用，则是说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种人或三股势力。不论哪种情况，“三个代表”都明确承认了自己属于极少数，或只代表极少数人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没想到江泽民竟一把抢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三个代表”不知是哪位帮闲“帮”出来的馊主意，江泽民居然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就像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所以，在这件事上，江泽民的行为，借用他怒骂香港记者的话讲，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语“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么先进的、普通的、甚至落后的生产力谁代表？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充当“贱民”的打工妹打工弟们，都不拥有“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方向或利益谁代表？无论从逻辑、语言、常识，还是统计学上讲，在任何正态分布的人群中，“先进”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一个执政党凭什么只代表极少数？美国总统不可以因为“微软”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就说只代表比尔·盖茨的发展方向。相反，他总是讲要代表大都数中等收入的或弱势的人群。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是“先进文化”？唐诗宋词和摇滚乐，哪个先进？《红楼梦》和肯塔基，莎士比亚和抽象绘画，又是哪个先进？骂街，有人擅长“国骂”，有人喜欢洋泾浜的“那亦腐”，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比代表“先进生产力”更荒谬的地方在于：生产力至少可以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积累起来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互比高低。中国有汉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法兰西文化，它们哪个更先进？不要说“代表”，就是光讲“先进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衡量，这种说法也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可见，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代表的既不是“先进”，也不是“文化”，而是惊人的狂妄和同样惊人的无知。如果没有太强的表现欲，本来与其学洋泾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学学汉文化的启蒙读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极少数”时间长了有点心虚，“三个代表”最后一条，终于想起要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广大人民”自然不错，听上去颇像人话。但唯一费解的是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来易懂，赵钱孙李去市场买菜，要价一元，还价八毛，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那就不仅“那亦腐”，而且扭曲价格信号，扰乱供需曲线。至于“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终极真理”、“共产主义”等东西一样，因为没人见过，无从知道是方是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则，何必脱了裤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要不，就是纵容子弟，操纵股市，倒卖土地，“闷声发大财”？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对“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下岗虽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强占耕地虽不符合农民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虽不符合小贩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虽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还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适”。可惜，脚不会说话， 非得偏劳习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撇开制造“和谐社会”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当“脚”代表的习主席不论，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国计量政治学”，由此及彼，浮想联翩，虽属“戏说”，难免“满纸荒唐，假语村言”，但慢慢梳理，细细品味，却也能悟出一点道理。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体现的是红色理想主义崩溃后，向丛林现实主义的迅速蜕变。它是一个双向发展的合成，一种喜忧掺半的历史跨越，是进步，也是倒退；是升华，也是堕落。它虽有时貌似沧海巨变，天上人间，但其核心价值，却可能贯穿始终，一成不变。习主席最近号召大家“做梦”，但一碰到核心价值，便梦中惊心，睡意顿消，变得异常清醒，说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实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断不容随意切割。可见，连习主席，也即当今圣上，都是“一成不变”论的粉丝，可喜可贺，亦可悲可叹！

注释
（1）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页。


（陈翰圣，2013年5月2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4期）

康州枪击惨案后的随想

康州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朝野又掀起一阵控制枪支的呼声。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发生后，总会有这样一片呼声，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媒体热议，政客慷慨激昂后，这片呼声就会归于平静，直到又一次枪击案发生。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对一个估计有两亿支枪流于民间的国家来说，控制枪支，谈何容易。首先，当然是有人反对，反对者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他们反对的理由，可以归结为几条。第一，“枪不杀人，人杀人”。 这，自然无可辩驳。不幸，除了自然灾害，世上的坏事都是人做的。枪，只是工具。工具既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但却能提高做坏事或好事的效率。枪，提高的是杀人的效率。所以，枪虽然“不杀人”，却帮助“人杀人”。

第二条反对理由是：如果禁枪，交枪的都是守法的好人，坏人不会交枪。这会使情形变得比现状更糟，坏人可以持枪行凶，好人却不能拥枪自卫。这派理论家颇有点经济学功底，据他们说，好人和坏人对枪的“需求弹性”不同。好人对枪的需求有弹性，坏人没有。因为对坏人来说，枪是做坏事的必需品。所以在禁枪的条件下，坏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枪搞到手，好人不会。但是，这种逻辑稍微向前推进一步，结论应该是好人更没有“弹性”。因为，在人人需自卫的前提下，坏人对枪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抢钱，好人却是为了保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派的论点总之是不能禁枪。不但不能，还要扩大合法携枪的范围。五个月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就有人建议要在电影院里合法携枪。这次，自然是要在学校里合法携枪。只要全民武装，人不离枪，枪不离手，枕戈待旦，坏人一旦来犯，即可立歼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自然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战略设想。可惜，历史记录对此不捧场。美国民间有两亿支枪，每次枪击案后，凶手不是被警察制服，便是自己饮弹身亡，从未听到过人民群众奋起歼灭凶手的动人故事。再说，好人必须拥枪自卫，还纳税养警察干什么？人人必须持枪自卫，离霍布斯（Hobbes）的人自为战，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有多远？

第三条反对理由最有学术深度，运用的是社会科学里所谓Counterfactual（反事实）的论法。按这派说法，估量枪支泛滥的后果，不能只注重被枪击杀害的人数，还要想到如果没有枪支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正因为人人有枪，所以强盗才不敢贸然入室打劫。否则，强盗早已明火执仗，为所欲为。这派的根据，是一种和事实相反的假设，颇接近国防军事理论。为什么要花钱建设国防？因为没有国防，别人可能侵略你。但有了国防，侵略者不敢来，国防反倒显得貌似无用。因为这种论法建立在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上，所以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威慑论（deterrence），即有了茅，就要有盾来威慑；有了盾，则需要更锋利的茅来反威慑，这便形成了军备竞赛的逻辑。强盗有枪，所以好人要有枪。等到好人有了枪，万一强盗（出于没有“需求弹性”）搞到坦克了呢？好人得买反坦克火箭？美苏两家军备竞赛，还能找到明确的谈判对手，所以军备竞赛是有节制的。好人到哪里去找潜在的强盗谈判？

以上是思辨，实际情况怎样？同样莫衷一是。拥护禁枪者以英国和日本为例，说两国控制枪支，所以谋杀率低；反对禁枪者以瑞士和新西兰为例，说两国不控制枪，谋杀率同样低。这种类似英语里“苹果比桔子”（apple to orange）的比较，没有多大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卡尔·博古斯（Karl Bogus）的一项研究。他对比了美国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发现两地除枪支管理法律不同外，其它各方面，从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到地域、文化、人口、种族、失业率、中间家庭收入等等，都十分相似。他在收集了两地长达七年的犯罪数据后，得出结论说西雅图的枪击谋杀率是温哥华的五倍。更有趣的是，两地除枪击谋杀率外，其他犯罪率，如打架、盗窃等等，都十分相近。这虽然不能说是“最终证明”，但至少是一项控制了其它变量后，推论出枪支管理和持枪行凶间因果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控制枪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所以枪支泛滥，有其历史原因。讲高尚点，是人民拥枪，可以保卫民主，推翻坏制度。讲实际点，则是美国当年地广人稀，要向不毛之地开拓，带杆枪，可以壮胆。谁知两百多年后，时过境迁，原因早已消失，结果却留了下来。现代政治制度，不可能被民间几条破枪推翻；现代民主，也不靠民间几条破枪保卫。流传在民间的枪支，纯粹只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但要改变这种沉淀，却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弱项。

民主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主是维持现状最好的制度。民主需要妥协，左右互相拉扯，结果总是离现状不远。这也是民主制度所以稳定的原因之一。在非民主的环境里，情况可以不同。譬如毛主席当家，他老人家喜欢枪，是军委主席兼NRA董事。那用不着什么Counterfactual的论法，全国也就“不爱红妆爱武装”起来，枪立即风靡神州。但毛主席有个缺点，就是他终要死掉。毛主席一死，邓小平上台。碰巧邓小平不喜欢枪，喜欢“稳定压倒一切”，那自然即刻禁枪。谁不交枪就是反革命，统统枪毙。同样不用什么“西雅图PK温哥华”，照样把枪给禁了。民主做不到这点，民主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等到了“珍珠港事件”；反对恐怖主义，也等来了“九一一”。控制枪支，同样需要等。所以，世上鱼与熊掌总难兼得。民主也不能兼得，民主有民主的局限。

（陈翰圣，2013年1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29-330合刊）

新常委与大革命

朋友来信，嘱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是王岐山推荐的。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吃新闻饭，有从胡耀邦、赵紫阳身边传出的消息，业内便称作“海里”（指中南海）来的消息。不料，二十多年后，朋友还有“海里”的消息。不久，在网上看到当年的改革闻人中，也盛传此说。一时间，如“托古改制经世致用”般地议论起来，于海外奇谈中，“尽得京朝风气”。

王岐山，无缘认识。只是四年前他访美，恰逢欧巴马和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讲话，好像不太得体。他说：“当前美国，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老人在争斗”。这话，本是美国媒体的调侃。但出自一个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口，却极不恰当。好比去邻居家做客，邻居自不妨讲几句“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也跟着“蓬荜生辉”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令人吃惊。在西方，这与社交礼仪有关。在东方，则更有一层深意，叫作“疏不间亲”。更何况“黑人、女人、老人”之类的话，充满美国最忌讳的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哪个美国政客，敢在公开场合捅这种马蜂窝？讲这番话前，王岐山说：“我这人离开讲稿讲话，容易犯错”。果然，如他自谦，离开讲稿，讲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实，说是“犯错”，严肃了点。准确地讲，这种话不是“犯错”，而是童言无忌。当然，四年前这段“童言”，希望只是一时口无遮拦，并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领导人的任何特质。

这次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不错。与毛主席当年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相比，更好，也更现实。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前翻过。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与其说是读托克维尔，不如说是凑热闹，顺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头脑，都知道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维尔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所以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未必有反抗；压迫越轻，反抗反倒越烈。法国大革命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宗旨，但爆发革命的法国，却恰恰是当时欧洲封建压迫最轻微的国家。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在位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革命的来临。因为，痛苦虽在减少，痛感却在增加，枷锁恰恰在最轻的地方，显得最不能容忍。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托克维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

中国民间的“痛苦”是否在减少？不知道，也无法测量。但中国的“痛感”却无疑在增加。这无需调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也不用搞复杂的民意测验，只要乘次出租车，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就足够了。托克维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例如，他说法国教会所以在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然而，它们对自由干涉的程度，只足以令人厌恶，却不足以让人害怕。这，与今天中国的中宣部多么相像？不幸，枷锁在最轻的地方，再一次显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国，有人要“讨伐中宣部”。姚文元领导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讨伐吗？所以，痛苦在减少，痛感在增加，这是新常委最担忧的现象。马克思曾说：让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面前发抖吧，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历史转了一圈，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们发抖了。以“革”别人“命”为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的红二代们，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许新常委是杞人忧天。据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幸好，中国没有“真诚的改革者”。自上世纪改革以来，“真诚的改革者”在中国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饭的。改革初战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连吃“改革”饭的也已所剩无几。眼下，中国多的是行贿的大款和受贿的“裸官”，他们现实、精明、势利，“杀头生意敢做，亏本生意决不做”。在这样的“精英”圈里，到哪里去找路易十六那样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国革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旧制度给人们留下了“哲学思考”的自由。托克维尔说，英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德国知识分子躲进知识的象牙塔，而法国知识分子既不参与实际管理，也不躲进象牙塔。他们利用“哲学思考”的自由，侈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企图用理性改造整个传统世界，为革命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随“五四”运动一齐走进了历史。中国现在盛行的，除“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外，就剩下王立军这样的兼职学者，以及“小沈阳”那样的社会名流，他们一般没有空“哲学思考”。伏尔泰和卢梭可能错了，但他们错误的前提，是他们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优势，恰恰在于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卖多少钱一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他们没有兴趣做社会良心或时代灵魂，他们本身就没有理想，更遑论为革命创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离不开理想。无论在法兰西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背后，都闪耀着或尘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环。只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产生革命。索马里就没有革命，只有海盗。有了理想，才有无私，才有反抗强权的动力。没有理想的痛苦，产生的可能是极端的自私。他们不敢反抗比自己强大的，却擅长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他们不搞革命，却制造混乱、无序、以邻为壑、力大为王，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国不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爆发革命，但却可能在每个村落、每个街角孕育出无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陈翰圣，2012年11月30日)

两个诺奖，一种偏见

十月十一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呢，据说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一时舆论轰动，群情振奋。继奥运、航母后，中国又一次实现零的突破，足以额手相庆，耀祖光宗。

但是，莫言并非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以前多数华裔得主，都住在国外。前年，倒有个住在中国叫刘晓波的人，也中了诺奖。可惜的是，他是住在牢里。所以，莫言的“零的突破”，是他住得不远不近，不偏不倚，既在国内，又在牢外。能行走于这两者之间，分寸拿捏恰到好处，又中得诺奖，不会点“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不行。

我们这代人，以前听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吃蜜糖”长大。后来拨乱反正，才知道我们是“喝狼奶”长大。这次莫言获奖，又有新发现，原来我们是“吃煤块”长大的1。诺贝尔奖怎样评审，是学术机密，不可妄测。但若以小人之心加以揣度，倒也有这种可能：你说中国人吃“麦当劳”长大，洋人便觉无趣；你说中国人“喝狼奶”长大，最多也就算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谈不上美感；但若你说中国人“吃煤块”长大，洋人就会激动起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文学的惊艳。

刘晓波只是“政治正确”，莫言才是“文学惊艳”。逛动物园，游客的心理，是决不怕野兽丑陋。相反，野兽越丑陋、越可怕，游客反倒越高兴，越好奇，越“惊艳”。当然，前提是野兽必须关在笼中。野兽若跑到笼外，与游客零距离亲密接触起来，便没了“惊艳”，只有惊吓了。文学很“魔幻”，可以放在笼中欣赏。所以不妨三教九流，每下愈况。政治太现实，犹如跑到笼外的野兽。所以政治不能和“游客”长得太不像。政治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当然，说是“长得像”，决不是叫你长得高大。就好比叫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绝不是叫你自己变成“党中央”；要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决不是要你自己变成毛泽东。

刘晓波所以好，不仅因为他“保持一致”，更因为他甘当小学生，绝不功高震主。刘晓波对西方文明的诠释，是一种肤浅的模仿和机械的死记硬背。西方文明不需要中国出杰佛逊，更不需要中国出尼采。莫言所以好，是因为他和西方文明太不同，太另类。如果西方文明是“白”，莫言能提供“黑”；如果西方文明是“美”，莫言就能提供“丑”。莫言对西方文明来说，是“无用之用”。否则，就是写出部《红楼梦》，未见得能获诺贝尔奖。毕竟，到目前为止，西方文明尚不愿意，甚至还没有能力，去欣赏一朵和自己齐驾并驱的奇葩。所以，两个诺奖，出自同一种偏见，那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人。我们把这种偏见之“奖”接过来，趋之若鹜，含之如饴，那就活该别人看不起。

如果我们也“魔幻”一把，让刘晓波写小说，莫言搞政治，结果会怎样？刘晓波写什么呢？最多写出部《河殇》，“啊，亲爱的蓝色文明”！可惜，太直白，没有美感。况且，“蓝色文明”有时就不和你“亲爱”，奈何？莫言搞政治，到可以做做大学生村官。但可惜“村官”太渺小，太微观，“蓝色文明”看不见，又奈何？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张艺谋倒是个活证据。张某以莫言的《红高粱》起家，动用影视制作的特殊手段，无限夸大“黄色文明”的“黑”与“丑”。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做得轰轰烈烈，生意兴隆。“蓝色文明”很高兴，大奖滚滚而来。后来，不知何故，张某突然金盆洗手，改拍起《英雄》来了。从此，就算中宣部拿出整个国库作后盾，张某也与“蓝色文明”的大奖无缘了。“时不利兮骓不逝，张某张某奈若何”？

三十八年前，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奖的典礼上，哈耶克说：“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2。哈耶克敢说这种话，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使然，更因为他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以外，另设经济学、文学、以及和平奖，本来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是出自科学的自大。如今，在人文领域里，如果带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优越感，给“黄色文明”颁发起奖状来，那就在科学的自大外，又加上了文化的自大。


注释

1. 见莫言代表作《蛙》。
2. Hayek, F. A. 1974. “Hayek’s Speech at Nobel Banquet”.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speech.html


（陈翰圣，2012年11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327期）

劝君莫入“政治局” ------ 闻薄熙来“双开”有感

北京时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唱红打黑”的教父薄熙来，终于被他的政敌，也就是不久前的同事、朋友、甚至“哥们” ，革去教籍，踢出了他们的红色政党，沦为人人可打的“黑”类。自江泽民当道后，不少中国官员都患上了附庸风雅的毛病，大庭广众之下，搔首弄姿，背诵诗词。薄熙来如果有此同好的话，狱中感怀，此时此刻涌上心头的应该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判决书，确实“相煎何急”。十大罪状外，还要另加“性生活”罪状一条。文字猥琐、格调低下，招来满城风雨。惹得某电影明星按耐不住，放下国际风范，回归国骂：“你妈在，我就在”！骂街，捎带对手他“妈”；克敌制胜，公布敌方“性生活”。如此名流，如此“中央”，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幼年时，听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肃然起敬，以为是很神圣的地方。可惜，那里不很太平，时不时有家丑外扬。先是出了“叛徒、内奸、工贼”。那是“文革”初期，“政治局”里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忽被“打翻在地”，继而“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后来，没几年，那位夺得刘主席交椅的林副统帅，一夜之间，竟由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堕落成了叛国投敌的“林贼”。再后来，越发不像话，那些把“叛徒、内奸”以及“林贼”们送进地狱的人，自己也被送进地狱。这次罪名叫“四人帮”，成员有“流氓、文痞、白骨精”，外加“狗头军师张”，听上去好像在谩骂。

古时候，有“不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说法。好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这些讲究。所以，毛主席刚死，就把他老婆，即“白骨精”，拿下问罪。按当时刑律，问出的罪名，自然是“反革命”。由“白骨精”而“反革命”，本不吃亏。只是这一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成了反革命家属。“政治局”里打架，打到最后，把毛主席打成了“黑五类”。如此“政治局”，成何体统？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刘贼”也好，“林贼”也罢，终究还算政治犯。谁知，我们又“改革开放”起来。从此，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党的“政治局”里，犯罪重心也实现了向经济领域的转移。过去“政治局”里打架，打的是“路线斗争”，打出的是“反革命”政治犯。如今“政治局”里打架，打的是反贪反腐，相互“双规”，打出的都是陈良宇这类贪污盗窃犯。贪污盗窃，乃鸡鸣狗盗之辈，属刑事犯罪。没想到，堂堂中央政治局，竟然是贼窝。

至此，本已叹为观止。不料年初王立军一跑，竟把杀人犯也弄了出来。谷开来杀人，争议颇多。但争论各派归根结底只有两派：一派坚持“谷杀人”，一派认为“谷没杀”。其实，无论将来哪派胜出，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政治局”里的打架，已经从打“政治犯”，到打“贪污犯”，如今已达到打“杀人犯”的高度。谷开来如杀人，薄熙来难逃其咎；谷开来如没杀人，则除薄熙来以外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是不惜以杀人罪栽赃。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其江湖险恶，都类似于电影里黑社会火并时的情节。

中国人素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著称。学龄前儿童，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惜重金地被送进奥数班、英文班、钢琴班、芭蕾班，以及闻所未闻的“班”中去折腾。其实，这些都是舍本逐末。在我看来，教育孩子的第一条，应该是让他们从小立志不进“政治局”。“政治局”有什么好？那里藏污纳垢，每下愈况。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一部不停地在“政治局”里发现各色犯罪分子的历史。而且，在那里工作，属于高危职业，凶险莫测，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所以，如果中国所有家庭，都能幡然觉悟，教育孩子从小树雄心、立壮志，长大不进“政治局”，那将是件利己、利家、利国的好事。如能达成如此共识，那中国就离真正的“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甚至“大国崛起”，接近了一步。

（陈翰圣，2012年10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326期）

“六四”二十三年忆钦老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对我和我所属的那个群体而言，“六四”所以挥之不去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曾同属那份有劳江泽民御驾亲征而遭封杀，却又因“封杀”一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上海干部队伍中，造就颇多“中央首长”的报纸。这份报纸就是当年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

《导报》的灵魂人物，自然是创办人兼总编辑钦老钦本立。“六四”后的钦老，是赵紫阳加“天安门母亲”。于公，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他失去了内心的信仰；于私，钦老虽两次结婚，却没有孩子，《导报》是他的孩子，封杀《导报》，对他来说是痛失亲人。在公私双重打击下，七十多岁的老人终于在胡耀邦去世两年后的同一天，带着无穷的失望，离开了这个令他厌倦而又留恋的世界。此后，海内外不少人写过钦老，可惜大多属道听途说，耳食之言。不如我辈闲聊时道出的钦老，有血有肉，真实立体。

当然，回忆是私人的事情。回忆中的形象，因人而异。我的回忆，说出来对执政党有点不恭。因为在我的回忆中，钦老最可爱的地方，是他不像共产党员。世上凡革命，都必须把政治铸成一部机器。投身革命的儿女，便是这部机器最早的螺丝钉。革命逐渐胜利，机器日渐增大，螺丝钉越来越多。等到革命成功，全国人民便无一例外地成了螺丝钉。

在我们这部“伟大、光荣、正确”的机器里，有两种人可能免做螺丝钉。一种人是领袖。领袖缔造机器，处于机器之上。如你有幸遇见毛主席，一定感到他不像共产党员。他幽默诙谐，海阔天空。在年轻女文工团员中谈笑风生，如鱼得水，私生活颇为开放。与毛主席相比，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就更像共产党员。不仅一脸党的原则加无产阶级专政，还美其名曰“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历次整人运动中，比毛还左三分。等到文革开场，死到临头，居然想起中国有部宪法，好像忘了自己一辈子吃的什么饭。你自己造反起家，是颗大大的革命螺丝钉，卸掉你或“做掉你”，还需要宪法？如此不知所云，可悲中透出几分可笑。在我们这部金字塔式的机器里，越往下去，刘少奇式的党员越多。从中央要员到街道大妈，个个满脸党性。这是一种比专政机器本身更可怕的专政文化。

第二种人，是因为太聪明，所以太自由；因为太自由，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螺丝钉。钦老属于后一种人。这种人不是领袖，没有资格处于机器之上，便时不时想处于机器之外，若即若离，时分时合。他们在庞大的机器中，掌握了部分权力。于是，在他们掌权的部门里，就少了点党性，多了点人性。《导报》，便是这样一个部门。

说钦老不是螺丝钉，也不尽然。钦老这代人，有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是“五四运动”，那是他们的精神初恋；另一个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那是他们的黄昏之恋。现在许多所谓“两头真”的老干部，其实都有这两个情结。“五四运动”，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渴望在地上建立天国。“改革开放”，让他们重拾希望，以为又一次找到了终极真理。所以，晚年的钦老，在“第二次握手”式的激情鼓舞下，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螺丝钉。

对改革开放，钦老一往情深。他坚信改革开放就是真理，改革开放必将中国引向光明。所以，政治上，他对改革开放不假思索地一边倒；行动中，他对改革开放无条件地、宗教信仰般地宣传报道。他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手段，一股应运而生的合力，一项暂时的政治共识。它既不能完全洗刷历史的沉淀，更无法摆脱革命机器的巨大惯性。它既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第二次解放”。它只是一种政治选择，和任何政治选择一样，改革开放同样包含着派系、倾轧、斗争，甚至血腥。所以，当改革开放还是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时，钦老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当改革开放涉及各派利益格局时，钦老的阵地便日渐缩小。同理，在钦老领导下，当改革开放尚是清纯少女时，《导报》声誉鹊起，喊出了时代的心声。但当改革开放嫁作人妇，盘算起柴米油盐时，《导报》便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导报》被许多人视作改革开放的旗帜，却在改革开放真正推行前（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早已寿终正寝，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无论在朋友或敌人眼里，钦老都是“自由化分子”。其实，钦老有时很不自由。如果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愚昧或冷冰冰的机器，钦老是自由的，人性的。他思想敏锐，没有媚骨，从不同流合污。但是，钦老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果面对的是一股他们内心认同的“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叫“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有时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时则叫“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要鞍前马后，托付终身。这时，钦老就是不自由的，从而难逃螺丝钉的下场。钦老作为革命干部也好，报业同仁也罢，几十年来就这样在门里门外，理想现实，自由不自由间矛盾、彷徨、周旋。直到一天，他周旋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中国虽大再无立锥之地时，他的“擦边球”就打到了最后一天。这，就是钦老的悲剧。钦老的悲剧，也就是《导报》的悲剧。

我常梦见《导报》，因而也梦见钦老。人物悲情，场景凄凉。我在《导报》工作九年，除一年在美国外，前六年办报，后二年整顿。不知为什么，梦魂萦绕的却总是那最后两年，《导报》在似关门非关门之时，钦老在方死方生、似生似死之间，烟雾弥漫，愁云惨淡。当然，这只是小人物的梦境，与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相比，无限渺小。但是，“庄生梦蝶，蝶梦庄生”，有时梦幻和现实，很难讲清哪个更真实。所以，值此“六四”二十三年之际，遥想当年，临笔神驰；辞难达意，情不自禁。写出来，算对钦老和《导报》 的一点纪念。

（陈翰圣，2012年6月2日）

王立军“可以说不”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发明一句口号：“不折腾”。对此，中国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说它是“不作为”的借口。物议汹汹，众口铄金，网上甚至流传“击鼓传花，把难题遗留后任”的鼓噪。其实，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号，不可作正面解读。例如，“文革”时毛泽东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那意思其实是：党中央很不团结，“文革”可能失败。同样，等胡总书记发明“和谐社会”以及“不折腾”哲学时，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很不和谐，“树欲静而风不止”，所谓“折腾”，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书记话音刚落，中宣部墨迹未干，在中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平安重庆”的山城里头，也即在“唱红打黑”的心脏部位，当代延安的宝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条惊天新闻。只是，这次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夜正浓，月朦胧，中国跑了个王立军”。党中央本是全国和谐的表率，王立军一“跑”，党中央也无法再和谐下去，不作为也得作为，不折腾也就折腾了起来。

自三月份“王捕头月夜奔领馆”后，这出由重庆拉开序幕的大戏，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间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先是“周尚书无奈登前台”，后有“温丞相激情答记者”，接下来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权柄”。前后照应，如章回小说，层层拓展，似悬念碟片，朝野震惊，万民争睹，风头远盖过重庆当年进京“唱红打黑”呈送御览的那台“红戏”。据说好的剧情，必须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坛不振，难见此类精品。倒是王立军出手不凡，演出了这种境界。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连呼“突发事件”，可见剧情相当出乎意料。同时，在一个高喊“和谐”但骨子里却很不和谐的环境里，王立军的“突发事件”，又很符合文艺批评家所谓的“生活逻辑”，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戏演到这个份上，王立军几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长兼大学教授，可能不全是“学术造假”。

王立军和薄熙来以及“唱红打黑”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因此，要搞懂王立军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戏，就须搞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自重庆推出“唱红打黑”以来，拥护和反对者的关注点，都在“打黑”，不在“唱红”。在多数人看来，“唱红”不过是个幌子，“打黑”才是真干。毕竟，大家都知道，一个把儿子送进西方顶尖贵族学校的人，既不会愿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几句老歌能唤回那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可惜，多数人的看法只是常识，而常识经常犯错。“唱红打黑”的重点，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红”。要讲清这个道理，需从前朝谈起。

所谓前朝，是指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江泽民自糊里糊涂当上“第三代核心”后，既大喜过望，又诚恐诚惶。江泽民自己既无政绩又没关系，他那点“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党眼里，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别人玩，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所以，当政之初，江泽民很是郁闷苦痛。但是，江泽民身上有个不惹眼的优点，这个优点低调得有时竟连他自己都会忘记，那就是他是个十足的庸人。江泽民没有原则，不讲主义，通晓的唯一哲学，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口边的“闷声大发财”。江泽民这种优点，非常适合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是中国从红色理想主义向低级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庸人的时代。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需要侏儒并且产生了侏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政，江泽民很快发现自己生逢其时，如鱼得水。江泽民虽然不是太子党，但“向钱看”却是九十年代全中国的共识。毕竟形势比人强，不久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便集合到江泽民周围，举国一致地“闷声大发财”起来：有人出身贵胄，自上而下地“发”；有人起于草莽，奋力自下而上地“发”，一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快竟“发”出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国崛起”。

然而，再“闷声”，“财”发大了，终究有些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发财”这种好事，毕竟只能“一部分人”摊上，这就变成了贫富差距。后果之二，则是“发财”这个过程，需要并创造出了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腐败盛行，黄黑泛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两个后果，当今中国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各自药方的优劣。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人数虽少，但对国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文革”之初，他们组建“老红卫兵”，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过一把。但等到红卫兵遍地开花，乱象四起时，他们又不以为然，心想你们也配“我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成立“西城区纠察队”。要“纠”的，正是平民红卫兵们折腾出来的“乱”。如今，恰如当初。眼看红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折腾得乌烟瘴气，太子党们忧心如焚。于是，他们又一次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

薄熙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想根除腐败。他要做的，是把腐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齿的腐败，毕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搞的低级腐败。腐败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党亡国。但如果能把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只有“自上而下发起来”的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腐败，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见为净，天下立马太平，而且太子党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感觉。所以，薄熙来要做的，就是把江泽民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合流的腐败，变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独秀的腐败。但是，你凭什么把腐败变成特权？那就要靠“唱红”了。不要以为“唱红”是薄熙来的独创，不是。“唱红”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最大的共鸣。北京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是太子党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同样热衷“唱红”。他们“唱红”，不是热爱文艺，而是展现政治抱负；不是怀旧，而是为现实利益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什么是“唱红打黑”？讲到底就是：只有“红”，才有资格“黑”！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文革”初期的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四十多年过去了，也就这么点出息。

可惜，薄熙来这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高估了自己，这是太子党的通病。想把腐败变成特权，谈何容易？慢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片称为“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讲几句“满汉平等”吗？在爱新觉罗的天底下，封个满人当总督，还得配个汉人做巡抚，也没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军。王立军是奴才，这不错，他自己也承认，否则不至自谦为“口香糖”。但王立军这奴才，亲手处置过另一个奴才文强。文强和王立军，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强的下场，一定给王立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几位愤青写过本和“超限战”一齐扬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是从日本进口的，写得文不对题，语无伦次。所谓“说不”，必须说前人所未说，干前人所未干之事。中国自“打黑”以来，打过的高官，无论是北京的王宝森、陈希同，还是上海的朱小华、陈良宇，没有一个是太子党。王立军是条汉子，他岂止只是“鱼死网破”，他简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可以说不”。

（陈翰圣，2012年4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告别“五四”精神

引言

前阵，与“民主、科学”开了点玩笑。考证性别，以为陈独秀的“德赛二先生”中有人女扮男装。语多调侃，不甚严肃¹。

在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中，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位不倒翁。它颇像那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白色恐怖，它君临衮衮诸公，高悬在党国要员官邸；红色恐怖，它端坐马恩列斯背后，耸立于天安门广场。岁月如流，江山易手。它总遥不可及地，且又令人尊敬地站在地平线上。近百年来，不管国共两党哪家执政，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五四”精神养育下成长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精神可算作中国早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是始于前清季世。那时的“改革开放”，也有 “三个代表”。第一位代表是前清的“洋务运动”。它起于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中经李鸿章的“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而终结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代“改革开放”的共同点，是痛感中国士大夫的“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不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用现代话讲，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所以，这一代改革开放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位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这次改革开放是受到“甲午海战”刺激，居然败给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失落感无以复加。于是奔走呼号，“公车上书”，开启学生运动之先河。这一次改革开放，借鉴的是西方的“政治”。第三位代表即“五四”精神出生时，中国已经“共和”。“技术”、“政治”都已学过，陈独秀便要请“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入住中国。这次改革开放，引进的是西方的“文化”。

“三个代表”轮番登场后，中国一度不再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成“世界革命中心”。岁月悠悠路迢迢，一直等到邓小平“三起三落”后，中国才又一次改革开放起来。邓氏改革开放后，学界有人重新审视“五四”精神。这中间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李泽厚先生。据李先生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原本很好。可惜，由于外侮内乱，尤其日本人不讲道理，打进中国。结果“救亡压倒启蒙”，出了点问题²。言下之意，如果天下无事，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那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按王先生说法，“五四”精神的精髓其实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如今流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³。这种讲法，有点像当年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其实不是“继续革命”，而是“实事求是”。“五四”精神不会自己开口说话，毛泽东早已作古，所以只能评说由人。不象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生前有话在先：“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同，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是真诚的。王先生年轻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五四”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否定“五四”，就等于否定王先生自己走过的道路。正像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功勋”一样。王先生晚年如此真诚地反思“五四”，恰恰说明他对“五四”用情至深。然而，犹如一位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情人不贞时一样，王先生选择的不是直面破碎的旧幻想，而是千方百计地代之以美丽的新幻想。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有其固有的缺陷。就算没有“救亡”，就算日本人不杀进来，“五四”精神这种缺陷照样无法规避。笔者不同意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的精髓确确实实就是“民主和科学”。当然，真要“证明”后者，颇费周折。仔细想想，大概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权威法”。这“法”很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学界等级森严。譬如，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发明过“博导”这种学衔。这种学衔，为的是表明“博导”高于普通教授，好比北京的处级和尚高于青海的同级道士一样。在中国，系主任又高于“博导”，院长高于系主任，校长高于院长，教育部长高于校长。到了总理，至高无上，垄断全部真理。由此想到，不久前温总理在北大说过：“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⁴。按“权威法”，不合总理之说，罪当格杀勿论。

另一种是“网络法”。此“法”擅长“搜索引擎”，遇事“百度一下”，而后慷慨陈词，深得愤青好感。遵此法，在网上“搜索”出“五四”精神的定义，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和科学” 显然排名靠后，贬谪左迁，但毕竟忝陪末座。不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完全名落孙山。“民主和科学”所以降级使用，是因为它们容易引发歧义。不像“爱国和进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执政党私产，党拥有世袭解释权。有“爱国和进步”看家，就不怕“民主和科学”造反。凡反动及卖国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格杀勿论”之列。追随“愤青”，发现“五四”精神中，不仅确有“民主和科学”，而且发现后者确实躲在马恩列斯背后，活脱一幅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

再一种是“科学法”。此法顾名思义，便有“五四”精神。加之擅长观察、量化和实证，又合西方主流学潮。譬如，要证明何为“五四”精神，即可做所谓content analysis。通过编码、量化、随机选样等程序，最后堂而皇之得出结论。虽然，多半时候，结论是没有“科学程序”也知道的东西。胡适博士当年“整理国故”，是否也用此法，胡先生文章没读过，不可妄论。但胡先生做学问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放在如今，或许能用SAS、SPSS、STATA等统计软件，建起模型，做出“回归”，写下诸如Y_i = β₀ + β₁X_1i + β₂X_2i + … + ε_i等方程。方程越长，希腊字越多，学问通常越好。当然，有时方程过长，作者自己未必了然。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读者也不了然。但此法缺点是耗时费力，劳民伤财。除非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拿到“长江学者”奖金等等，做来得不偿失。所以，一般只能忍痛割爱。

其实，就是不用上述诸法，也不难看出“五四”精神中并没有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五四”精神中具有的是摧毁旧世界的豪情，期盼新时代的渴望，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气势，以及独占全部真理的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自以为是的理解和信仰上。“五四”精神中所没有的，恰恰就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众所周知，近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句话，最早出于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后为其题写的碑文里。上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和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四大国学导师。在那个年代，用“五四”精神衡量，他俩同属旧营垒中的人物，同为“五四”精神的革命对象⁵。王国维是在眼看那支与“五四”精神南北呼应的“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耳闻南方旧士绅被新时代的暴力肆意凌辱斯文扫地的传说后，投昆明湖自溺的。中国当年那支挥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五四”精神的关系，多少有点像拿破仑的军队和法国式民主思想的关系。然而，如果说在欧洲，拿破仑的军队终究会受阻于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白雪的话，那么，在中国，在那片历来盛行“成则为王败则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土地上，那支可以说是骑在马上的“五四精神”的北伐军，却注定会一马平川，席卷中国⁶。“长江后浪推前浪”，昨日之激进，便是今天之保守；今日之革命，终为明天之反动。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在北伐革命的战火中，在人民大众的喝彩声里，中国终将沿着革命、革命、再“继续革命”的道路越滑越远。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能说他已看到今后在中国即将上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但他预见的大方向却是对的。

王国维的死因，有人说是“殉清”，有人说是“逼债”，陈寅恪独排众议，认为他的死无关“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为了他所热爱的文化，不惜以一死表明自己“独立自由”的决心。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陈寅恪写下了那段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思想界突然流行起来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是兔死狐悲，不是感同身受，就是陈寅恪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气贯长虹，一泻千里，几近呼天抢地的碑文。

但是，在陈寅恪和王国维所热爱的文化里，并没有“独立之思想”。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中，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之精神”。无论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还是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里，我们都不可能看到亚洲伏尔泰的身影，更看不到中国约翰·穆勒的踪迹。他们两位都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也即“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那么，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即“五四”运动，虽然高喊“民主和科学”，却缺乏“自由”最崇尚的品质：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品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死，是以最悲壮的形式，向即将登场的新时代暴君发出的抗议。陈寅恪异常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不是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先生的殊死一搏，先生不惜以一死所表明的心迹，却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吗？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并不是与“五四”精神对立的旧营垒中，真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是旧营垒中的人物顽强地和新时代“思想霸主”相抗衡这件事本身，体现了在中国极其难能可贵的“独立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王国维身上，也体现在旧营垒中诸如辜鸿铭、张君劢，梁漱溟等等其他人物身上。和几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在“文革”中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却又张口闭口“自由契约”的“经济学家”们相比，这批旧派文人，哪怕脑后留着辫子，身上穿着马褂，精神世界却要“自由独立”得多⁷。

“不容匡正”的新潮

早在“五四”精神刚刚躁动于母腹之中，新文化运动还在酝酿时期的一九一七年，这种新时代“思想霸主”的作风，就已充分体现在那位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最活跃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在与提倡白话文闻名的胡适的通信中，陈独秀宣称：“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⁸。当陈独秀写下这段今天读来并不太通顺的白话文时，他不过一介书生。既不手握重兵，更无生杀予夺之权。他讨论的也不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在他开口“不容”，闭口“绝对”的文字里，却已为新时代的暴力准备了最早的思想基础，为日后他参与创建的那个党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精神领袖“不容他人匡正”的新思想，因为自觉掌握着绝对真理，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显得义无反顾，一路高歌。这种新潮、绝对、无比自信、目无旁顾的新思想，通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当它接触到在外侮内乱、国仇家恨的漫漫长夜中挣扎彷徨的知识青年时，后者恰如久旱而逢甘露，干柴碰到烈火，不仅群起响应，还要推波助澜，后来居上。这些青年中，就不仅有后来亲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红太阳”的伟大领袖。如果说，“五四”前后，“伟大领袖”限于资历，无缘站到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身为北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傅斯年、罗家伦们，却理所当然地当仁不让。他们以《新青年》为榜样，办起了一份《新潮》月刊。在那里，他们的劲头不再限于“文学革命”了。

在“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写了篇“今日之世界新潮”。他说世界历史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十八世纪是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而在本世纪就是俄国十月革命⁹。罗家伦后来虽然一生反共，但在当时，他列举的三股潮流，却是一场比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当罗家伦写下“今日之世界新潮”时，他才二十二岁。在这个年龄，谈谈“普世价值”，写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可爱，又煽情。能和“世界潮流”攀交情、拜把子，自己大概很被感动。更何况，社会主义思潮当时确实“浩浩荡荡”。就在罗家伦写文章的同一年，在文学界，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写过：“指南针指着北方，苏联的革命英雄正在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¹⁰。稍后，在经济学界，具有深刻政治眼光，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说过，列宁主义可能正在为人类道德开辟新纪元¹¹。而在历史学界，那位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强烈暗示，苏联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新旗手¹²。

正是在这种“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就像以后几十年北京数代学运精英一样，傅斯年、罗家伦们因缘际会，舍我其谁，高举“北大精神”，冲出校门，一跃而成学生领袖。“五四”当天上午，罗家伦不仅等来了“世界潮流”，而且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他受命执笔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波澜壮阔，一挥而就：“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¹³！和整整七十年后，在同一个城市几乎同一个地点写下的那份《绝食宣言》相比，和那份宣言中“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所表达的精神相对照，两者从笔下的文采到内心的冲动是那么的一致，可谓不绝如缕，一脉相承¹⁴。

有人当领袖，做宣言，自然就有人喊口号，写血书。于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五四”运动，便浩浩荡荡地运动起来。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天，这场后来注定要永载史册的“五四”运动，究竟“运动”什么，如何“运动”，恐怕连傅斯年、罗家伦们自己也不清楚。作为导火线的“和会”，远在鞭长莫及的巴黎召开。况且说是“和会”，但凡能开起来，都有飞机坦克作后盾。所以，所谓“外争主权”，大概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过说说而已。倒是“内除国贼”，不那么好高骛远，比较切合实际。所以，“五四运动”运动一番后，突然拨转马头，将“国贼”之一曹汝霖的住宅团团围住。先喊口号，扔石块。继而翻墙入院，抄家砸东西。然后“文攻武卫”，将人打翻在地。直到最后，纵火焚烧曹宅。把半个世纪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乎统统预演了一遍。

“革命行动”不仅针对“国贼”，也针对不愿加盟“世界潮流”的其他学生。例如，对北大反对“五四”运动的学生，革命学生就曾理直气壮地加以拘捕，审讯，甚至囚禁。只是后来由于“反动”警察干预，“革命行动”才不幸夭折。事后，据说“进步”舆论曾一致谴责反动政府的干预，一致声援革命学生的拘捕行动。连外国友人，如胡适博士的恩师杜威（John Dewey）先生，也曾“友邦惊诧”，表示政府“无权干涉只与学生有关的事情”¹⁵。《阿Q正传》里写过“不准革命”，但不曾预见过“不准不革命”。七十余年来，这种“不准不革命”的精神在中国广为流传。譬如，“革命”要罢课，对复课的学生便可派员拦截；“革命”要绝食，对“撤离广场”的建议统统斥为“出卖运动”。革命尚未成功，专政已具雏形。革命所以威风，是因为背后有群众的洪流，是因为洪流底下，有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在冲动。据说，“五四”期间，各种社会势力，包括流氓、小偷、青红帮等等统统行动起来，纷纷对“运动”表示敬意¹⁶。这种群众的敬意和集体的冲动，从北京的“五四运动”到湖南的农民起义，从红卫兵见到“红司令”的如痴如狂，到摩托“飞虎队”声援“绝食”时的呼啸街头，不幸在中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再次“不绝如缕，一脉相承”。

中国人好像不太有中庸之道，从缠足到革命都如此。推崇小脚，非“三寸金莲”不可。时尚革命，便“不准不革命”。不仅走极端，而且全体国人同一时间走同一极端。要么“读书无用”，要么人人热衷文凭；要么无商不奸，要么全民皆商；要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要么妇女能顶半边天；要么“万般皆下品”，要么“教授卖文凭”；要么崇洋媚外，要么爱国愤青；要么当奴才，要么作主子。其实，在两个极端里，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中庸”貌似平庸，其实不然。在思想领域里，最大的平庸莫过于一边倒。所以，当法国大革命时，“自由”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卢梭（Rousseau）和人权的批评¹⁷；在人人各自为祖国而战时，“独立”是罗曼·罗兰的“超乎战乱之上”；当大家信奉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时，“自由”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而在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伟大社会”里，“独立”就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选择的自由”¹⁸。只有当舆论一律甚嚣尘上，群情激愤铺天盖地时，还能抬头仰望苍穹，内省一点良知的人，才称得上“精英”，才配叫“独立自由”，才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相反，在“文革”时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又比弗里德曼还要右的人，不管他叫造反司令也好，称作大学教授也罢，都与“独立自由”相去甚远。可惜，中国独多这种造反司令，大学教授。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群众；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领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同样不“自由”，精英和群众同样不“独立”。从陈独秀的“不容他人匡正”到七十年后的“绝食宣言”，体现的都是同一种精神。不管它们怎样和“世界潮流”接轨，如何排山倒海“浩浩荡荡”，其中恰恰都缺乏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德赛二先生

那么，为什么以陈独秀为典型代表的“五四”精神如此自信、绝对、“不容他人匡正”呢？这就要讲到为什么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也即为什么笔者认为“五四”精神有其内在的缺陷，而不是“救亡”从外面“压倒”了“启蒙”。“五四”精神之所以“不容他人匡正”，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以为有“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为自己撑腰。“德赛二先生”的始作俑者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的文章里说，《新青年》一切言论都遵循“德赛二先生”的教导，《新青年》一切“罪行”都是拥护“德赛二先生”的结果。例如，《新青年》反对国粹，那是因为《新青年》拥护“德赛二先生”。责难《新青年》的人，“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再如，钱玄同要废汉字，那是因为用汉字写的文章，“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他比同门小师弟华国锋要早半个多世纪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拥护“德赛”的，我们都拥护；凡是反对“德赛”的，我们都反对。因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将中国引向光明¹⁹。陈独秀的文章，像牧师在布道。陈独秀所以自信、绝对、“不容他人匡正”，是因为他自以为找到了绝对真理，拿到了匡时济世的万灵良方。是因为他的文章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虽然这次上帝改姓“德”和“赛”，虽然这次上帝没有讲“你办事，我放心”。

陈独秀的上帝不仅有名有姓，而且有国籍。早在“五四”运动前，当陈独秀还在用反动的文言文写作时，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说，西方文明有三大法宝：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据陈独秀考证，这三大法宝均由法国发明创造。人类所以堪称人类，都拜三大法宝所赐。其中第一件法宝，即以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为标志的法式民主，更是功高盖世。没有它，我们都在黑暗中当奴隶。“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用文言文如是感叹²⁰。谈起西方文明，有人言必称希腊民主，有人顶礼膜拜罗马共和，有人颂扬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人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象陈独秀这样废黜百家独尊法国“上帝”的，并不多见。所以，法国民主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五四”精神中的突出地位，无疑是“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²¹。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如果要追根朔源，“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起源却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陈独秀特别钟情，并通过陈独秀对“五四”精神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被同时代英国的保守主义者伯克惊呼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情”²²。在法国大革命前，也有过“革命”。从开创西方近代历史的角度看，至少还有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可以相提并论。但是，英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据哈佛大学专门研究“革命”的社会学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分类，近代史上能与法国大革命归于一类的革命，既不是英国革命，也不是美国革命，而是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²³。而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最终都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革命前法国存在着“皇权专制主义”（absolutism）。法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开创于波旁皇朝那位据说讲了“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的路易十四，中经对情妇比对朝政有兴趣的路易十五，而终结于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²⁴。法国“皇权专制主义”开始时，并不面目可憎。因为十七世纪的大陆欧洲，经过频繁的宗教战争和政治动荡，人心思定。所以，“皇权专制主义”登场之初，颇有点上承天意，下应民心的气势。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虽不及咱们祖上，文武周公，“内圣外王”，却也堪称纵横捭阖，文韬武略。在位七十二年，实现了法兰西在欧洲的“大国崛起”。但继位者路易十五盛极而衰，有点“高干子弟红二代”，疏于朝政，勤于养“小蜜”，包“二奶”。政绩乏善可陈，闻名于世的是情妇的发型和“宠妾” 蓬巴杜（Pompadour）夫人的名言：“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到路易十六继位时，“洪水”果然“滔天”，波旁皇朝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路易十六实际上是位真诚的改革者，很想有所作为，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不管怎样努力，终究沦为国家和命运的囚徒。历史学家几乎公认，路易十六比他两位祖上开明，但他的开明和让步非但没能平息“洪水滔天”般的民怨，反而引发起“让步”和“革命”互相促进的恶性循环，应验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言：“被革命所摧毁的，几乎总是正在改善的社会秩序。所以，坏政府最危急之时，恰恰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²⁵。

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和它信奉的哲学思想有关。众所周知，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往往有一个共同前提，即都假设在人类原始社会里，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国家的建立，是人民和政府间的一种契约，双方同意结束“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的文明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契约论”。这些启蒙思想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霍布斯和洛克是英国人，他们都同意“自然状态”不是理想状态。用霍布斯的话讲，“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国家的建立是一种进步。但是，霍布斯和洛克又不同，霍布斯认为政府是个好东西，就像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洛克却认为政府是不可避免之恶，是个需要时时提防的“小人”，所以，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比较喜欢洛克，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今天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比较倾向洛克，而民主党人却比较倾向霍布斯，虽然后者嘴上不便明说。当今西方霍布斯和洛克谁更得宠，随时移势迁而河东河西。上世纪九十年代，攻击“大政府”所用的恶谥，往往就用霍布斯名著的书名Leviathan，意即“巨大的怪兽”。到了“次贷危机”发生的今天，也即“大家一夜之间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后²⁶，霍布斯又有点风光起来。用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话讲：“霍布斯比自由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而是无政府”²⁷。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自然状态”是个“坏东西”。换句话说，他们都不太信任“自然”的人性，有点“人之初，性本恶”，是“性恶论”者。因此，他们都更接近现实主义²⁸。

法国的卢梭却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不同，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个“好东西”，而历史上的政府却是不折不扣的“坏东西”。他的《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²⁹。一个“生而自由”，一个“桎梏之中”，两者加起来，必然走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卢梭这句话，不仅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基石，而且奠定了以后两百年中所有激进革命的精神基石。卢梭可以说是激进革命之父。如果“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那么“自然”的人性便是“好东西”，而迄今为止所有的秩序都是“坏东西”。和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极其敏锐地看到了卢梭及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倾向，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将个人抽象的“天赋人权”看作唯一基础的所谓“自由”。他警告说：人权是好东西，自由是好东西，但别忘了政府也是好东西，传统也是好东西³⁰。

可惜，正像对“五四”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学者是陈独秀一样，对法国大革命产生最大影响的哲学家恰恰就是卢梭。伏尔泰（Voltaire）也对法国革命产生过影响，正像胡适也对“五四”运动产生过影响一样。但伏尔泰和胡适呼吁的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伏尔泰以讽刺教会著称，但据说每当他和朋友讨论宗教问题时，却一定打发仆人走开，以免他们听到对上帝不敬的语言³¹。卢梭正好相反，他呼吁的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卢梭的经历，包括他幼年的流浪，成年的穷困潦倒，无师自通的教育，以及与出身微贱几近文盲的情妇Thérèse Levasseur的缠绵，都为他的文风锻造出一种特有的激进和决绝的反抗精神，特别能吸引凄风苦雨中挣扎的人群。卢梭所以能成为法国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就因为他的言论富于感性，能拨动群众心弦，能激发其中潜伏的冲动。正是这种在下层民众中引发共鸣的特色，像一根延绵不断的红线，贯穿着从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到马克思的“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再到陈独秀的“五四”精神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又一次“不绝如缕，一脉相承”！卢梭相信“自然状态”和天然的人性都是“好东西”，他似乎信奉“人之初，性本善”，是“性善论”者。因此，他比霍布斯和洛克都更接近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两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对法国式的自由民主认识最深刻的，大概要算哈耶克（F. A. Hayek）³²。哈耶克认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来源可以一分为二，其中一个源头是英国。但是，哈耶克所谓的英国自由主义，指的并不是霍布斯和洛克。哈耶克是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还是文化、语言、风俗、习惯，都是一个自发的（spontaneous）自然的进化过程，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理性设计的产物。霍布斯和洛克“契约论”所假设的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的过渡，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性设计”的痕迹。所以，哈耶克所谓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源头，指的是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英国式自由主义来自实践，相信经验，尊重传统，强调自发进化。它带有怀疑论的色彩，从不宣称自己掌握终极真理。因此，它虽然有一套“原则”，却没有“完备”的系统；但正因为没有“完备”的系统，所以才是开放的系统。

哈耶克传承这种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和凯恩斯主义及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论战³³。但是，哈耶克以及和哈耶克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如弗里德曼等人的自由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虽然也提倡人权和个人自由，但他们的人权和个人自由主要指的是“契约”的自由，交换的自由，市场准入的自由，经济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在他们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这种自由，似乎能产生经济学所谓的“正面外溢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有了它，其它自由，如言论、出版、集会等等自由也就有了保障。第二，他们不谈，或至少基本不谈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其实对民主不大恭维，但这话不好说出口。于是，好话不愿讲，坏话不便说，只好选择沉默。他们经常批评现代民主的结果，如社会福利、最低工资、工会等等，但不便直接批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可以扩大政府预算，但不便说要建立一个霍布斯式的大政府一样。因为，无论是“小政府”， 还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都是根植于西方灵魂深处的核心价值，不便公开挑战。不像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初生牛犊不畏虎，比较勇敢，动不动就公开宣称要“共和”，不要“民主”。

哈耶克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另一支源头，来自于法国，来自于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罗梭和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法国式自由主义和英国式自由主义不同，它不是一套“原则”，而是一种精神“态度”。它从一开始就以反对国王和教会为目标，以清除人间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和传统为己任，希望人从一切不完善的制度下解放出来。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激情，一种与传统决裂，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激情。与哈耶克心目中英国式自由主义相比，法国式自由主义正好有两个相反的特点：即它基本不讲资本主义，却和激进的民主紧紧结合在一起。“五四”精神学习的正是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它同样不讲资本主义，却把法国式的激进民主放在首位。

翻看“五四”运动史料，这两个特点触目皆是。不仅“德赛二先生”中民主排在首位，而且“五四”运动中的民主是和革命连在一起的激进民主。譬如，“五四”运动高潮时，陈独秀写过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是什么话？在任何正常的现代文明社会里，这都应该被看作是赤裸裸地宣扬暴力革命和恐怖主义！然而，这些话在充满压迫和社会不公的环境里，却有着特殊的道德感召力。它的坚定、决绝、义无反顾，充满着殉道者献身理想的纯洁和美丽。在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号召下，有多少中国知识青年为了民主理想，投身到书生造反的革命洪流中去。陈独秀不愧为中国的卢梭，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文章写出后仅仅两天便身体力行，与胡适等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实现了“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梦想。八十三天后，当陈独秀走出监狱，尚未来得及“就入研究室”之际，他的朋友们，也即几乎全体“五四”运动的知识精英们，立即给予了他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刘半农发表抗议权威的长诗；李大钊赞扬他拥护真理，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胡适更是欢喜雀跃，欢呼“一万年”的奴隶，获得了造反的机会，盼望着“权威倒下来，活活地跌死”³⁴！有着这样的教授和知识精英，有着如此激进的社会贤达们的“集体智慧”，中国离“权威倒下来，活活地跌死”的局面，离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混乱的民主就不远了。

都说“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有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的兼容并蓄，各种思潮可以纷至沓来争艳斗奇。但是，在纷纷登场的思潮中，不管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不管鼓吹者是梁漱溟还是胡适之，讲学的是英国的罗素还是美国的杜威，政治上是左的中的还是右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全都反对资本主义。“五四”时期，胡适最为崇敬的导师杜威曾来华讲学，他向中国介绍的民主包括四个方面：实行宪政的政治民主，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民主，提倡社会平等的社会民主，以及财富平等分配的经济民主³⁵。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是提倡“优胜劣汰”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但经梁启超引进中国后，却变成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国家社会主义³⁶。一九一九年冬，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们，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教授的支持下，办起了乌托邦式的“工读互助团”。在“工读互助团”里，学员亦工亦读，收入消费实行共产主义，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五七干校”。对这种“五七干校”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包括了后来在中国政治阵营里“左中右”各派的头面人物，其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澜、蒋介石³⁷。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胡适帮助指导下，在湖南办了同样性质的“工读互助团”，尝试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共产主义实验³⁸。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就渴望着打倒全世界的资本家，憧憬着没有资本的“新世界的曙光”。他写道：“在这个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³⁹。面对这种“新世界的曙光”，热情奔放的诗人郭沫若仿佛看见了心目中美丽的姑娘，大声宣告：“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⁴⁰。郭沫若的话非常有代表性地概括了一个事实：即对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来说，“五四”精神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可贵的精神初恋。如果说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是百善之首的话，那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却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可见，在“五四”精神里，绝对没有资本主义的位置。

激进民主与渐进民主

虽然哈耶克喜欢讲资本主义，不喜欢谈民主，但这不等于说英国式自由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就排斥民主。英国式自由主义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前者将民主纳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轨道，而后者却是要在一夜之间废除所有等级壁垒，将每个人改造成清一色的共和国“公民”。法国式民主好像“休克疗法”，痛快淋漓地与历史一刀两断，做起来十分过瘾，对热血青年有特殊号召力。但是，这种“痛快”和“过瘾”却又往往必须以混乱、动荡和血腥作为代价。五月四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这天既是被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青年节⁴¹，又是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的日子。历史竟然如此巧合，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一百三十年前的同一天，法国召开了被“皇权专制主义”搁置已久的国民议会（Estates-General），意在解决财政危机，渲泄“洪水滔天”般的民怨。然而，犹如一扇一旦打开便无法关上的闸门，国民议会注定一旦召开便会失去控制。正是从这天起，法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般的混乱。这是一场革命的豪宴：网球场集会宣誓、攻克巴士底狱、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此起彼伏，不一而足。巴黎街头到处是“言论和性爱同样自由”的群众集会，目之所及，一片狼藉⁴²。

除了混乱外，法国大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血腥。这首先表现在对“阶级敌人”的铁血镇压上。例如，一七九二年九月，仅仅因为一个谣言，在巴黎一个星期内便处决了一千多名在押犯，史称“九月屠杀”。在革命高潮时，需要处决的在押犯之多，成了革命政权的头等技术难题。现在大家都知道纳粹德国为低成本高效率地进行屠杀而发明的“毒气室”，以为这是希特勒的首创。其实，早在“毒气室”发明以前，法国大革命就发明了一种成本低廉且能反复使用的“溺刑”（noyades）。这种刑法是把犯人关进废弃的船只，晚上沉入河底集体淹死，第二天打捞起废船，继续使用⁴³。据历史学家估计，自一七九三年九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不到一年的“恐怖统治”时期里，法国约有两万名“阶级敌人”遭到屠杀⁴⁴。当然，区区两万“阶级敌人”，在中国革命语境中，何足挂齿，不够一次“焚书坑儒”。中法两国的区别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这虽然在计算人均GDP的“大国崛起”时，有点不利。但要论“击毙敌人”总量的大国革命，却足以把法国远远抛在后面。遥遥领先，独领风骚。

法国革命的血腥不仅表现在对内镇压上，更表现在对外战争中。法国大革命以前，战争是贵族的特权。法国大革命以后，战争第一次变成了“人民战争”。据汤因比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八世纪，是欧洲最和平的时期。因为这期间，宗教狂热的战争刚刚结束，民族狂热的战争尚未诞生。所以，这时的欧洲战争，主要只是“国王们的体育运动”。就像工业革命前的贸易扩张，主要只是“商人们的体育运动”一样。欧洲的国王们深知自己力量有限，所以他们的战争目标同样有限。他们宁肯用外交或联姻，而不是战争来获取领土。哈布斯堡皇室的外交格言就是：“让别人去打仗，快乐的奥地利，我们去结婚”⁴⁵！

但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当革命将民主选票送到人民手里时，它同时也将战争责任分摊到了人民肩上。革命终结了“皇位继承”这类“肮脏”的有限战争，却开辟了以“爱国主义”为口号的“高尚”的全面战争。这种全面战争不仅创下史无前例的伤亡人数，而且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战争文化。如果说雅各宾专政时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专政”杀害的人数，而是它发明的“揭发反革命”的恐怖文化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中对外战争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不是它造成的伤亡，而是它发明的“流血可以净化灵魂”的战争文化。用约翰·格雷的话讲，历史上所有战争都充满残酷。但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没有人把战争本身当作净化灵魂和创造幸福的手段⁴⁶。

法国大革命再一个特点，就是它制造出持续不断的动荡。革命在自己创造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被自己唤起的能量驱使得欲罢不能。这种“欲罢不能”充分反映在“反革命”这顶帽子的变化上。前面讲过，路易十六真诚拥护改革，革命初起时，曾被称为“法国自由之父”。但不到四年，他就被宣判为“卖国贼”而送上断头台。与此同时，“反革命”的称号在革命队伍中飞速轮转。先是最初领导革命的君主立宪派变成“反革命”，接着是站在左右之间的吉伦特派当上“反革命”。最后，当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大权独揽后，由于无法在外部找到更激进的派别，“反革命”这顶帽子便开始在雅各宾派内部寻找目标。就像一九四九年后，“反革命”这顶帽子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寻找“走资派”一样。如果说庞大的战争机器会创造自己的敌人的话，那么，法国革命的断头台也会创造自己需要的“反革命”。这样，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们，最终自己被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丹东，罗伯斯比尔们，一个个被送上了自己创造的断头台。

当革命变成自己的目的，革命创造的能量异化为革命的主子，驱使着革命不断地“继续革命”时，整个社会不堪重负。这时，要么整个社会被革命压倒，分化瓦解为“自然状态”，回归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去。要么革命被另一股势力制服，社会在“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的框架里得以延续。成功制服法国大革命的势力，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将军领导的军队。拿破仑是法国波旁皇朝和法国革命的双重叛徒，他制服革命的办法，是把革命唤起的“能量”，塞进对外扩张的军事机器。这样，“一个冒牌君主领导下的冒牌民主制度，用议会政治的剩菜和大胆革新调成的鸡尾酒，酿造出了高度集权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制度”⁴⁷。于是，在“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以前，一个幽灵，一个冒牌君主率领的革命军队的幽灵，首先在欧洲徘徊。对拿破仑来说，对外扩张是革命的目的，军事需要可以“压倒一切”，战场胜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军事成果，则是拿破仑时代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终于，一场在旧制度压迫下爆发出来的革命，在向法国播种完激进民主的种子，在逐一吞噬了自己的骨肉儿女后，绕场一周回到起点，掉进了拿破仑帝国的专制统治。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十分巧合，“五四”运动在中国煽动起激进民主的情绪，经过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后，似乎也在等待一位大清皇朝和共和革命的“双重叛徒”。这样，“五四”运动以“德赛二先生”开场，历尽了个性解放，家庭革命；尝遍了农民造反，军阀混战，付出了几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代价后，同样绕场一周回到起点，走进了“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时代”。

英国光荣革命

笔者有幸在“新时代”上大学。至今犹记一堂世界历史课，由位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执教，把部人类文明史，按照联共（布）党史的灵魂，改造得面目全非，讲解得索然无味。从古至今年复一年地在“生产力发展，阶级矛盾上升……”中周而复始。时值初夏午后，枯坐于复旦大学梯形教室，“生产力发展，阶级……”的声音，送来阵阵睏意。然而，正当“阶级矛盾”弥漫，睡意朦胧之际，突然有句鹤立鸡群式的警句飞入耳畔：“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既不‘光荣’，也不‘革命’”。这句话不但被听得真切，且被铭记至今。这大概不仅是这堂历史课，而且是整个大学四年听到的极少数真理之一，因为它经典地概括出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区别。

“光荣”与否，是价值判断；是否“革命”，却是客观史实。英国革命之所以不是革命，因为它是一场维持现状的革命，并且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和“维持现状”都是革命的对立面，所以说英国革命不是革命。但是，正是这种革命对立面的特点，被英国史家看作无上光荣，所以又叫“光荣革命”。当然，严格讲英国革命也流了点血，那是革命紧要关头，逃亡君主詹姆士二世（James II）在情急之中淌了几滴鼻血⁴⁸。但是，詹姆士的“几滴鼻血”，不要说在革命专业户眼里，就是在普通电视观众眼里，也不够浪漫精彩。战争和流血，有时和英雄美女一样，是人性的一种需要，这就叫“血染的风采”。试想，一个怆惶出逃的老头，淌着几滴鼻血，这有什么诗情画意？既无横尸遍野的惨烈，又无生离死别的缠绵，这能倾倒几位少男少女，赢得几滴同情之泪？谁会劳民伤财拍这种电影？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的形象远为激情浪漫，绚丽多彩。那是一位性感少女，坦露酥胸，赤裸玉足，左握滑膛枪，右擎三色旗，在战火纷飞中，踏着敌人和同伴的血迹冲锋向前⁴⁹。这画面一定唤起过无数骚人墨客的想象和冲动，编写出许多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一个面貌平庸的老头，一个为理想献身的少女，拍电视连续剧，你拍谁？但是，在老头和少女反差强烈的画面背后，是反差同样强烈的两组历史数据：英国自光荣革命后政制稳定，而法国自大革命后，经历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的改朝换代，这还不算“自由法国”和“巴黎公社”这类临时政权在内。“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可国家制度每重来一次，背后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是多少家的妻离子散，多少人的亡命天涯！有多少年，又要等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芸芸众生而言，“改朝换代”的事，最好别碰上。

当然，也有人天生喜欢“改朝换代”。他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们可以叫作“雅各宾派”，也可以称为“布尔什维克”；可以唱《马赛曲》，也可以唱《国际歌》。但不管他们怎样名称各异，口号不同，精神实质却高度一致。《马赛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歌，《国际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但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表面文章下面，掩盖的却是“革命”的相同实质。从《马赛曲》“神圣的祖国，亲爱的自由，请指引我们复仇”，到《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表面看来追求的理想天各一方，实际上的精神距离却不到半步之遥。在“革命”面前，“阶级”的界线非常脆弱。所以，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北京学生抗议政府的帐篷中，高唱的却是当年为保卫同一政府而谱写的《血染的风采》。“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多么激情浪漫！从《马赛曲》、《国际歌》，到“五四”精神，再到《血染的风采》，秉承的是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幸又一次“不绝如缕，一脉相承”。唯一不同的只是，《血染的风采》是流产了的《马赛曲》。

《马赛曲》是法国国歌，法国国歌和英国国歌有天壤之别。英国国歌的名字是《神佑女皇》。《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英国国歌的名字，短短四个字，既有“神仙”，又有“皇帝”，听上去多么保守落后，既不“民主”，也不“科学”，与“德赛二先生”绝然无缘。但是，在这种“落后保守”里面，包含的却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割断历史的“休克疗法”的否定。唱着《神佑女皇》，就不会与传统彻底决裂，就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革命居然要“革”到“时间”头上，连历法都要“大不了从头再来”。经历过只有马克思的书才算合法出版物时代的人，大概记得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雾月是几月？不读法国革命史，就会一头“雾”水。“雾月”是传统“公历”里的十月和十一月。因此，“雾月”算是对“公历”的革命，就像“公民”这一称呼，是对“先生小姐”的革命一样。当然，后来的革命，又将“公民”革成“同志”，那是后话。然而，无独有偶，就在中国革命成功地将人人“革”成“同志”那年，作家胡风兴奋不已，骄傲地宣布：“时间开始了”！可惜，“时间开始”不久，胡风就被他讴歌的革命“革”进班房，“开始了”铁窗生涯。一个革命历法，一个“时间开始了”，犹如一对亲兄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法两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法需要“从头再来”，时间可以从新“开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膨胀？又是一种何等“致命的狂妄”⁵⁰？

如果不是“致命的狂妄”，如果当年北伐革命军一路高歌的是“神佑女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传主”王国维先生，大概不必自溺于昆明湖。王国维不过前朝孤臣孽子， 当世一介书生，所能做的最多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写写《人间词话》，做点红楼残梦，不对“赵钱孙李”构成威胁，不妨碍“周吴郑王”升官发财。前清戊戌年间红学界流传句话：“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⁵¹。可见，凡到谈论红学，总已是穷途末路，与世无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人，朝廷不发俸禄，黑帮不找麻烦，他们怕谁？到了“红学”做不下去，桃花源里竟容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到了王国维先生需要惶惶不可终日时，碰上的恐怕就不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而是“大不了从头再来”的革命。于是，才有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于是，才又有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综上所述，可见“五四”精神中的“民主”，是法国式的激进民主。这种民主是革命的天然盟友，是通向革命的最佳捷径。笔者所以说“五四”精神有其内在固有的缺陷，这是原因之一。关于这种缺陷，以前也有人讲过。远的不说，就说中国革命将人人“革”成“同志”后，顾准就在身处“文革”逆境的艰难条件下，写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文章。十多年后，当后来成为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王元化先生读到顾准这篇文章时，不禁“展卷方诵，血脉已张”，感到顾准比自己“整整超前了十年”⁵²。但是，无论是王元化还是顾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本身都在“五四”精神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学者和革命者之间，他们首先是革命者。正因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所以他们的“反革命”声音，不管多么微弱，才能在一九四九年后被听到。这点，就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他们的“右派” 声音所以能在一九五七年被听到，是因为他们早年都是左派。到了一九五七年，真正的右派，早被剥夺了话语权。这点，不太准确地进一步推广地讲，又有点像今天活跃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CEO们。他们今天所以能高谈市场经济、自由契约，那是因为他们早年都是无产阶级，而且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委书记。但是，在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CEO和比尔·盖茨之间，是有差别的。就像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一样。就顾准和王元化来说，这种差别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处境的艰难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这种处境必然带给他们的知识的局限上。例如，顾准在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就曾讲过，他听说有个叫马克斯·韦伯的人，写过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但“仅知书名，没有读过”⁵³。又如，直至一九九九年，王元化还不无遗憾地说，最近国内正在介绍哈耶克，可惜他的书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读”⁵⁴。所以，套用句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的术语来说，顾准和王元化们都只是“天才地猜测到了”“五四”精神中法国式民主的缺陷。

科学的缺陷

“五四”精神中的另一半缺陷，也即“科学”的缺陷，在国内则更少有人谈及。由于科学在近代取得的伟大成就，由于科学在人们心目中日益神圣的地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把科学等同于真理，把科学和真理看成一个东西。这是一种偏见，因为科学并不就是真理。科学只是一套方法，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途径。但是，科学并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例如，“在两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直线”，“A大于B，B大于C，所以A大于C”等等都是真理，但它们不是科学。苏格拉底（Socrates）的“自知其无知”，阿克顿（Acton）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波普（Popper）的“只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权力，不可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等等，都非常可能是真理，但它们更不是科学。其实，科学不等于真理本来是常识。与全部人类文明史相比，科学相当年轻。如果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算起，现代科学只有两百多年历史。如果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天体运行论》算起，现代科学也才四百多年历史。而仅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却已有几千年历史。很难想象，在现代科学诞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文明居然从来没有发现过真理，却又能生生不灭地发展至今。

在历史上，在科学和它敌人的斗争中，例如在科学和宗教的斗争中，把科学逐渐吹捧到神化地位的人，大多数本身并不是像牛顿（Isaac Newto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那样的自然科学家，而是像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样的社会哲学家。这些特别推崇科学的哲学家们，做了两件自然科学家不会做也没有兴趣做的事情：一件事是他们准确地从哲学高度概括出了科学的一般特征，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另一件事则是他们努力把科学方法推广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中去。在这种努力中，一方面他们使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也即所谓的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奋起仿效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又使全社会弥漫起崇拜科学的风气。使科学不但战胜了宗教，而且取代了宗教。其结果就是今天在学术殿堂门内，“科学方法”占据了研究的主流地位；而在学术殿堂门外的人民群众中，科学和真理更是直接了当地合二为一。

法兰西斯·培根历来被誉为科学方法论或实验论（empiricism）之父。他一反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来所盛行的从一般原则到具体事例的演绎法（deductive reasoning），而提倡从具体事例到一般原则的归纳法（inductive reasoning）。自从培根发表《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以来四百多年中，这种方法逐渐演变成一套结构严密逻辑鲜明，以至今天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都占主流地位的公认程序。这套科学程序从提出假设（hypothesis）开始，到收集数据（data collection）、分析数据（data analysis）、最后到证明或证伪前面的假设，是一套推崇观察、量化且能反复验证结果的科学方法。据说，培根对当代科学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是他首先提出了“规律”可以被“最终证伪”（conclusively falsified），却不能被“最终证明”（conclusively verified）的观点⁵⁵。培根对当代西方的影响，正可从他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窥见一斑。在今天西方所有的学术报告中，如果作者自认为“假设”成立，按规矩他不会说“证实假设”，而是说“否定虚假设”（reject null hypothesis, or reject H₀）。

如果说“科学”在培根那里还只是一套方法的话，那么到了孔德的哲学体系里，就逐渐变成了宗教。科学本来是宗教的对立物，当科学还只存在于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时，就像宗教还只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时一样，它们本来是一种智慧的欢悦，一道心灵的风景线。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也有宗教情绪。这种情绪，在爱因斯坦心中，是体验宇宙万物井然有序时的感动⁵⁶；在历史学家心中，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时的一段幽思；在哲学家心中，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时的境界；在芸芸众生心中，则是夏日夜晚仰望星空时的一片宁静。这种内心的宗教，不对他人构成威胁，不做道德的终极审判，不会把布鲁诺（Giordano Bruno）送上刑场。这点，就像在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不会发明指导群众运动的理论，不会产生预测历史前进的“科学”一样。

把科学这座尊神从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请出来向外发展，并逐渐异化为尘世宗教的转折点，发生在法国哲学家孔德的体系里。孔德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奠基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德创建实证主义的最初动机，却和法国大革命的混乱有关。孔德和马克思一样，相信历史遵循一定的模式发展。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分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而孔德则把历史划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也即科学三个阶段。但是，孔德所谓的形而上学，指的不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而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思想。在孔德看来，指导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思想只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孔德的理想，是要创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但研究对象却比自然科学复杂的可以指导社会发展的科学。这门学科，在孔德的体系里，就是社会学或社会物理学。这种社会学的主旨，从孔德下面这篇文章的题目便可一望而知：“重组社会所必需的科学研究计划”。不但要“重组社会”，而且还有“科学计划”，这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理性的狂妄。孔德不满于法国大革命的混乱，但他开出的药方，却直接从雅各宾派的“公安委员会”，一步跨进了布尔什维克的“国家计委”。有这样的“社会学”奠基者，难怪哈耶克提到“社会学”便嗤之以鼻。

知识从“美德”变成“力量”

人类对自己智慧的这种重新定位，最好地反映在“知识”定义的变化中。科学革命前，最流行的说法是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科学革命后，“美德”贬值。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让位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道“知识就是力量”的人，远多于知道“知识就是美德”的人。当然，自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世以来，“知识就是力量”也已经贬值。不能赚钱的“知识”，同样没有“力量”；就像不能创造GDP的官员，必然没有政绩一样。知识从“美德”变成“力量”，是一种世界观的变革，也是一场历史的沧海桑田。这种变化，在历史学家汤因比幼年的心灵中留下过深刻印象。童年的汤因比，经常逗留于一位物理学家的书房。在他记忆中，早先这间书房四壁书架上排满各色书籍，既有人文的，也有科学的。后来，这些书籍慢慢被专业杂志、手册、文件驱逐，从书架上逐渐消失。直到一天，汤因比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被放逐的书籍，从席勒的诗歌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这里一起被打入冷宫。这对汤因比来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以至日后在其巨著《历史研究》里还提到这点。他称那些“入侵”的专业杂志和手册为“工业时代的书籍”，是由“原料”合成，经过“劳动分工”，追求“最大产出”的机械成品⁵⁷。这些“机械成品”，正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最好体现。

但是，这些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的“机械成品”，还只是孔德“实证主义”问世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它们虽然有时缺乏美感，比较功利，但毕竟在一定范围内有用。这个分支，就是前文提到的所谓“科学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正宗。他们只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可能变成什么”等问题，但他们不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在政治学里，他们研究什么样的人群选举谁当总统。他们研究的最高成果，能准确预测谁在本届选举中获胜，但他们不研究选举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因为后者属于价值判断，不在科学研究范围之内。他们中不乏有人运用计算机软件，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但他们的研究有严格的边界条件，题目建立在明确的狭窄的范围内。他们中不会有人企图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更不会有人为“爱情”作定量分析，给历史发展做统计回归。他们将这种方法大量引进社会科学，不仅要建立计量经济学，也要建立计量政治学、计量社会学、计量人类学、计量教育学等等。这种计量分析，是当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主流学派。

孔德“实证主义”还引起另一个分支。与上述计量分析不同，这个分支对繁琐的观察、数据、分析没有兴趣，抱负远大，目光宏伟。这个分支是“实证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结合后产生的变种。他们继承了孔德的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不仅能解释自然现象，也能解释社会现象；不仅能准确预测天体运行，也能准确预测历史发展。但是，他们又抛弃了孔德提倡的具体科学方法，对实证的数据分析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他们用黑格尔“逻辑学”里推导出来的“世界精神”，代替了孔德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他们保留了孔德的“大胆假设”，却抛弃了孔德的“小心求证”。所以，哈耶克抱怨说，他虽然强烈反对孔德，但这种反对是建立在可以理解对方，双方可以共同讨论问题的基础上的。而对黑格尔，哈耶克认为连这点“反对”的“基础”都不存在⁵⁸。

这样，在哈耶克没有“反对基础”的基础上，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或“辩证法”为灵魂，以孔德的科学万能论为动力，也建立起一门深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问。当这门学问深入到历史学里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从摆脱帝皇将相的家事开始，到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建立历史演变的统一模式，直至声称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出的是一部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没有事件和人名的历史⁵⁹。这样的杰作，首推黑格尔本人的《历史哲学》。当然，加入这一行列的不止黑格尔一人，也包括象伏尔泰、孟德斯鸠（Montesquieu），特别是杜尔哥（Turgot）等法国思想家在内⁶⁰。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历史看成一种进步。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步伐可能缓慢、曲折，但最终必然走向完美。这样，“历史哲学”从热衷于“科学”开始，却不仅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历史目的论（teleology）的泥潭，而且在实质上皈依了科学的敌人宗教提倡的“千年盛世”和“极乐世界”式的乌托邦。马克思曾嘲笑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写过《哲学的贫困》。波普反其意而用之，出版了《历史主义的贫困》，其目的就是批判这种信仰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哲学”。

挑战科学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岁月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对科学的信仰和崇拜，结合科学在社会领域里的运用和误用，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思潮，和新世纪的曙光一同升起。“五四”运动中的“赛先生”也即科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随着二十世纪的深入，学术界对科学至上论和科学万能论，特别是对科学在社会领域里的误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名目繁多，种类庞博，领域不同，政见各异，但大致可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针对科学技术及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从环境保护主义到绿色政党，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到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小即是美》⁶¹，从波斯曼（Neil Postman）的《技术垄断》⁶²到曼德（Jerry Mander）的《缺乏圣者之处》⁶³，形成了从文人、学者、政治家到个人志愿者在内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科学技术的霸权主义。这种反对声浪，并不限于批评环境污染等科学技术造成的负面现象，而且从哲学层次对现代科技进行了深刻反思。例如，他们质疑科学技术一味强调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出发点，认为这是人类错误的自我定位。因为，人类并不处于自然之外，而是处于自然之中。人类不需要自命不凡，动不动就想征服自然。相反，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第二，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当“科学方法”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同时，也发展出一些和“科学方法”分庭抗礼的学派。这方面，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值得一提。从亚当·斯密时代起，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思考一个“水和钻石”的价格之谜：水对人性命攸关，钻石对人可有可无，但为什么钻石比水昂贵？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去寻找谜底，但结果不尽人意。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三位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门格尔（Carl Menger）、瓦尔拉斯（Leon Walras）几乎同时且相互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水和钻石”之谜的争论才尘埃落定。按照“边际效用”论，物品的价值与人的欲望有关。人饥饿时，第一块面包的效用最大，然后依次递减，物品的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水便宜，因为它无限供给；钻石昂贵，因为它稀缺。“边际效用”论的方法本来非常“科学”，它的创立者们无不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做边际分析。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引进了人的主观因素，奥地利学派抓住这点，以人的主观性作为切入点，就像当年马克思以商品的两重性作为切入点一样，沿着门格尔的思路拓展，创建起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派。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通过观察、量化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根本无法反映人类复杂的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对这种目的最可靠的理解方法，不是计量模型，而是主观和内省的方法。人之所以可以互相理解，是因为他们大脑中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所以，作为奥地利学派主帅之一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据此发明了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他将经济学看作人类行为学的一部分。他一反自法兰西斯·培根以来的潮流，认为科学提倡的归纳法，只适用于自然科学。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必须运用演绎法。归纳法依靠观察，而人类行为学，就像数学和逻辑一样，是无法观察的，因为它们属于先验的（a priori）范畴⁶⁴。

本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里是“科学方法”最寄厚望的领域。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可以建立最精确的计量模型。同样，在社会科学里，只有经济学家才享有角逐诺贝尔奖的殊荣。奥地利学派的异军突起，大煞“科学”在社会领域里的风景。这种煞风景的行为，在一九七四年达到高潮。那年，米塞斯的弟子哈耶克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诺贝尔委员会为诺奖得主举办的盛大宴会上，哈耶克在发言中却公开声明：“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⁶⁵。哈耶克的话，不是矫情，因为此话符合他一贯的哲学思想。但是，这种话，在这种场合，还真只有西方人说得出口。习惯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中国人，信奉“水涨船高，人捧人高”。煞风景的极致，莫过于“花间喝道，月下把火”，是决讲不出这种话的。

第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特别是“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崛起，对“科学”的霸主地位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既相同，又不同。“后实证主义”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实证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而“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却是整个“现代化”，其视角并不限于“科学方法”或科学哲学，而触及文学、艺术、绘画、建筑等诸多领域。然而，不管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都拒绝承认“科学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他们认为，科学依靠观察，但从对象上说，世界上存在不可观察的事实，例如动机、爱情、潜意识等等。同时，从主体上说，科学又忽略了人类除观察外达到真理的其它能力，例如想象、直觉等等。就观察本身而言，归纳法还存在一个自大卫·休谟时代起就被意识到却又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当第N次地观察到A具有X的特点时，这时无论观察过多少个A，也无论N的值有多大，都无法逻辑地得出所有的A都具有X特点的结论。而无法得出普遍的结论，正是归纳法的重大局限⁶⁶。

后现代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者还指出，科学家是人。他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团体内，因此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无不带有这个团体的烙印。正像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划时代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言：在科学研究开始前，科学界其实早已就什么是恰当的问题，什么技术手段被用来寻找答案，什么是可被认可的证据，什么是可以忽略的细节等等达成了共识⁶⁷。所以，观察本身并不是中性或客观的，用什么方法观察，在观察中注意什么，忽略什么，都深受观察者理论背景的影响。换句话说，观察充满理论的偏见（observation is theory-laden）。不仅观察依靠理论，事实也同样不能独立于理论。事实不仅需要由理论来进行描述，而且需要靠理论来发掘。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往往发掘出无数被旧理论掩盖的事实⁶⁸。用皮特·伯格（Peter Berger）的话讲：“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⁶⁹。 所以他们要“解构”。“解构”并不深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一种“解构”，是对“继续革命”的解构。只是他们的解构， 不会到“继续革命”罢手，他们也会对“改革开放”解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绝对可靠的知识基础，不存在科学的最终权威。科学也好，理论也罢，都可能通向真理，也都可能妨碍通向真理。科学可以是个“好东西”，但被神化的科学却非常可能是个“坏东西”。所以，他们提倡谦卑，反对自大；提倡多元，反对统一；提倡不确定，反对决定论；提倡不断探索，反对终极真理⁷⁰。

科学在社会领域的误用

所有上述三个方面，都是对科学的一般批评。然而，对“五四”运动中“德赛二先生”的科学来说，更有针对性的批评却和科学在社会领域里的误用有关。而混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是导致这种误用的重要原因。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质世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人群。自然科学可以建立封闭的实验室，社会科学做不到这点。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人为地操纵实验对象，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室是生活本身，在那里社会科学家不能随意操纵实验对象，不可能在保持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观察某个变数的作用。例如，社会科学家不可能为了观察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发行量的作用，而要求社会生活的其它一切方面全部定格。这样，当央行扩大货币发行时，社会生活的其它一切方面都在自行变化。因此，社会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排除社会生活其它各方面的影响，而“观察”到一个纯粹的货币发行产生的结果。

社会科学家不仅无法操纵实验对象，就是有办法操纵，也会立刻遭遇伦理道德的质问，即这种“操纵”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所以，社会科学家不能操纵实验对象，非但不是遗憾，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哪天一些自以为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集中全国人民的权力，误以为是“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异想天开地将整个社会当作试验品“实验”起来，那么，社会科学家能观察到的，恐怕不是科学的变量和曲线，而是灾难。二十世纪几次最大的人为灾难无不证明这点。从希特勒（Hitler）纳粹极右的“生存空间，优秀人种”，到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极左的“取缔货币，消灭城市”，无不以所谓“科学真理”开始，却以广大人民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白骨高堆，血流成河告终。

上面提到科学家是人，他们和任何人一样，观点受自己出身、教育、环境等背景影响。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逃脱这种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又有根本的区别。天体物理学家研究行星，但他本身不是行星。相反，经济学家研究国民收入，他本身却是国民；政治学家观察选情，他本身就是选民。换句话说，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家不是自己研究对象的一份子，而社会科学家却是自己研究对象的一份子。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有偏见，但自然科学家的偏见主要来自理论的束缚，而社会科学家的偏见除了理论的束缚，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研究的对象，所以还必然受情感、是非、爱憎、伦理道德的影响。科学本来只研究“是什么”，不该过问“应该是什么”，而社会科学家却不可能完全避免“应该是什么”的命题。自然科学家只研究行星怎样运行，不过问行星“应该”怎样运行。社会科学家除了描述社会怎样组织安排外，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社会“应该”怎样组织安排的问题中去。自然科学家研究行星，他不会对某颗行星有特殊偏爱。社会科学家研究国民收入，却非常可能对某部分国民有特殊偏爱。

举个极端的例子，马克思（Karl Marx）说自己的学说是科学，但他又说自己的学说有阶级性。为了照顾逻辑，他只好说：他的科学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理解和接受的科学。本来，科学最基本的要求，是凡可称作科学的理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在这个规范中，科学理论可以经受他人的重复实验，可以被研究、验证和证伪。凡无法证伪的，便不是科学。但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恰恰不能被证伪。因为一旦你证伪这种科学，你证明的不过是自己不是无产阶级。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你不是无产阶级，而且又乱说乱动，那么按照无产阶级的科学，你犯的就不是学术错误，而是罪恶。“文革”初期，曾组织批判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鉴于“真理”有权威，革命人民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最后有劳“中央文革”出面，“真理”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公然声称自己是只能被一部分人理解，且只代表一部分人的科学固然不多。但从上述“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极端例子中，至少可以看出，社会科学里的“科学”，有时可以多么主观。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不但更主观，而且更复杂。波普曾经妙用经典物理学中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牛顿的故事尽人皆知：牛顿晚上坐在苹果树下沉思，风吹来，苹果掉地上，牛顿因此获得灵感，发现万有引力。波普利用这个故事，推陈出新。他说万有引力虽然可以说明“苹果掉地上”这一物理现象，却不足以说明“苹果在那天晚上掉在牛顿面前”这一社会现象。为了说明苹果掉在牛顿面前这个社会事件，除了万有引力，还必须有恰当的风速，风向，树枝的摇动，苹果的成熟度等等⁷¹。为了说明苹果掉在牛顿面前，波普在这里还只援引了除万有引力外其它必备的物理条件，他还没有例举其它必备的社会条件。譬如牛顿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甚至家庭条件、人际关系等等。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就在于，所有上述因素，以及其它无数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因素，都会对结果起作用。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发展中，不可能排除偶然因素。所以，历史发展可能存在趋势和潮流，却不可能存在规律，更不可能存在单一的规律。不少学者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决定论”，意思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者企图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寻找这种单一的规律。恩格斯（Engels）有次反驳说：不，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者只是认为，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除了谁都不知道“归根结底”究竟意味着什么外，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绕了一圈，还是回到“经济决定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同意，历史发展没有单一的规律。这种认识，如上所述，不是社会科学的遗憾，而是社会科学可喜的进步。因为，只要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就必然出现自称认识了这种规律的人；只有出了自称认识这种规律的人，我们才会知道历史有规律。这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这枚钱币一旦合法进入流通，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承认这枚钱币，就等于承认有一个合法的尘世上帝，就等于授权某些人可以合法地，带着道德优越感地指导历史前进。这种“道德优越感”有着特殊的残忍，为了“历史前进”，它可以不择手段。正是这种“道德优越感”，催生了从法国大革命的“溺刑”到文化大革命的“屠杀黑五类，揪斗走资派”等红色或其它颜色的恐怖。正是在这种“历史前进”中，我们看到了几千万人饿殍遍野的“社会实验”，最终被“交点学费” 一笔轻轻带过。所以，历史发展没有规律，不是社会科学的不幸，而是人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交付了极其昂贵的“学费”后，学到的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俄狄浦斯效应

社会科学不仅复杂，有时甚至荒诞。这种荒诞起因于人的个体理性和自由意志。一般来说，科学研究要对对象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三者是个依次递进的关系：不能描述，自然不能解释。做不到描述和解释，当然更无法预测。所以，能够准确预测是科学研究的皇冠，是各学科争相追求的目标。社会科学之所以被认为落后于自然科学（在所谓“科学”的意义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这里马上发生一个问题。自然科学家预测天体运行，行星不会因为科学家的预测而改变其轨道。而社会科学家预测人的行为，人却会因为这种预测而改变其行为，从而相应地改变结果。这种预测影响结果的经典事例，发生在希腊神话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Oedipus）身上。俄狄浦斯出生后被预言会弑父娶母，为避免这一结果，父母将其抛弃（即“改变行为”）。但正因为其父母的行为，俄狄浦斯无从认识亲生父母，以至后来在不知情中，真的弑父娶母。社会科学家将这种预测影响结果的现象，命名为“俄狄浦斯效应”。举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效应”：经济学家预测股市看涨，股民因此购进股票（改变行为）。结果，股市因为股民的行为而真的上涨。这里，与其说经济学家准确预测了股市上涨，不如说经济学家的预测“导致”了股市上涨。社会科学家将这种预测的“自我实现”，称为“俄狄浦斯效应”。在社会科学里，预测不但会“自我实现”，也会“自行落空”。例如，经济学家不是预测股市看涨，而是精确地预测股市连涨三天。那么，股民们会在前两天购进，第三天抛出，导致第三天股市下跌，从而使经济学家的预测“自行落空”。

社会科学里的“俄狄浦斯效应”，既不是“黑色幽默”，也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沙盘推演，而是真实的生活。社会科学里的“自我实现”也好，“自行落空”也罢，都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现象的不可测。但是，再一次如上所述，这种不可测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社会现象都可以被准确预测，那么，不但生活本身将丧失原有的美感、悬念和意义，而且社会组织的正常功能可能遭到破坏。这里不妨仍以股市为例。股市之所以公平，就是因为它不可测。如果有人能预测股市，那就意味着股市可以被操纵。一个被操纵的股市，必然失去股民，从而也就会失去股市本身。那么，能否让人人都聪明起来，人人都能预测股市，人人都成为操纵者？这是一个美妙得如同共产主义般的设想。可惜，靠纯粹逻辑推理，我们就知道：人人可以预测，等于无人可以预测；人人能够操纵，等于无人能够操纵。这样，我们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不可预测的股市。

为什么人人可以预测，等于无人可以预测？这里再次突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物，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会思考，有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独立行动，物没有这些特点。人预测物，物是被动的。人预测人，人可以反过来预测“预测”，变被动为主动，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人人会预测的世界，和一个没人会预测的世界，所以同样不可测，是因为前者只是后者在另一个层次上的重复，只是换个地方玩相同性质的游戏。更何况，预测进而控制物，与道德无涉；预测进而控制人，与伦理道德严重有关。这种预测控制，不仅有违道德，而且可能有违现存秩序。譬如，它不但可能颠覆股市，甚至可能颠覆整个市场经济。亚当·斯密说市场经济有“看不见的手”，马克思说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状态，虽然价值判断截然不同，但观察到的却是同样的事实：即市场经济的不可测。市场经济所以不可测，是因为有无数个体在自主行动。“无数”加“自主”是无法测量的。因此，可以说，“不可测”正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生命迹象。哪天，如果有人用“集中全国人民智慧”的办法，将“无数个体”统统集中起来，经济就会趋向“可测”，市场经济的生命迹象便会逐渐消失，直至最后市场经济被计划经济取代。二十世纪人类曾经经历过这样一场实验，在那里建立起了“可测”的经济。但是，最终“测到”的，不是精确的数据，而是这种“可测”经济的无效。而从这种无效的“可测”回归有效的“不可测”，正是我们现在天天高喊的“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两种社会科学

当然，矫枉不可过正。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不可测，更不是说社会领域应该排斥“科学方法”。前文说过，孔德哲学兴起后，“科学方法”出现过两个分支：一个是计量的社会科学；另一个是和德国古典哲学相结合后，旨在全盘改造社会，指导历史前进的社会科学。前一种社会科学非常微观，没有价值判断，研究的是有限的社会现象。例如，在政治学里，他们预测谁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这种预测相当准确，自杜鲁门总统以来从未误测过。在教育学里，他们预测学生的考试成绩，希望及早发现和帮助差生通过考试，以实现美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国策。这种对有限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在当今西方社会科学里蓬勃发展，并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日趋精确。举个例子，在社会科学里广泛运用的统计回归手段，现在可以在非随机选取的样本中，通过IVE（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2SLS（two stage least squares）或SEM（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ing）等新技术来截取随机部分进行分析⁷²。又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关联式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的发展，金融业可以运用“数据淘金”（data mining）的方法来确定顾客的信用评分⁷³。这些埋首南窗一心专做计量分析的社会科学家，有点像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他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做的题目具体而微。他们与孔德已渐行渐远，不会去建立什么改天换地的社会物理学。相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科学研究中，物理学与其说是典范，不如说是例外⁷⁴。

而后一种社会科学家却截然不同。他们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而且抱负远大。研究的题目不是有限的社会现象，而是人类命运，世界前途。他们自许为社会领域里的牛顿，至少也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能够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前进方向。这种社会科学和权力一旦结合，动不动就要做几个“代表”，代表的人数越多越好。中央首长代表全国人民智慧，地方首长代表省市人民智慧，忽而大炼钢铁，忽而造反有理，忽而五七干校，忽而全民皆商。这后一种社会科学企图测量不可测的东西，认真玩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游戏。

这两种社会科学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其目标是否有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尖锐对立，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哈耶克是最反对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但他并不反对具体的有限的“计划”。相反，他说经济学家是最不反对“计划”的人。他所反对的计划，是那种自诩为“集中了全国人民智慧”，因此也要集中全国人民资源，为了某些特定目标，改天换地的计划经济。他称这种计划经济为“通向奴役之路”⁷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对“有限”和“无限”之间“度”的把握。

邓小平南巡时有段名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⁷⁶。这段话虽然在政治上曾力挽狂澜，对九十年代中国从新推动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在逻辑上却是“白马非马”式的诡辩。这里混淆的，正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度”，混淆的是“质”和“量”的差别。按这种逻辑，则同样可说：梅兰芳不算花旦，因为他也写字；曹雪芹不是作家，因为他还唱歌；毛泽东不闹革命，因为他也做诗；邓小平不懂政治，因为他还打牌。说出这种话的人，一般擅长“举重若轻”：大胆有余，谨慎不足；勇气可嘉，知识有限。邓小平那段话应该纠正为：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不等于“计划”。所以，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但资本主义不是计划经济。同理，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等于“市场”。所以，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但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

牛顿的归牛顿，莎翁的归莎翁

社会科学立志成为“科学”的最初动机，来自于物理学。这是一种对经典物理学的伟大成就，由钦佩、羡慕而发展到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的过程。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模仿毕竟只是模仿。不要说社会科学，就是其它自然科学也做不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所以，人们习惯地把精确科学称为“硬科学”，而把难以精确的科学称为“软科学”。如果要把科学从“硬”到“软”依次排队，则大概会有如下序列：在硬科学中，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而及医学，在软科学中，则自经济学开始而渐及其它各科，包括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这里似乎有一个趋势：离人越远的科学越硬，离人越近的科学越软。医学和经济学各处两个营垒的边界，医学是最软的硬科学，经济学是最硬的软科学。

医学所以是最软的硬科学，因为它在硬科学中离人最近。医学虽然针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但人却“我思故我在”，灵魂肉体浑然天成，不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所以，世界上除医学外，仍可有中医自成一家；而世界上除物理学外，却不可能另有一门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存在。经济学所以是最硬的软科学，因为它在软科学中离人最远。经济学针对的是人的物质需求，虽然“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毕竟是身外之物，满足的是人的低级需求。在软科学中，经济学离“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人最远，所以，它才离硬科学最近，离诺贝尔奖最近⁷⁷。

如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社会科学本无须自惭形秽，更毋庸掠人之美。所谓“重理轻文”，本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正像宗教和科学，既不该冤家路窄，也无须互相取代，而是应该分开一样。“文理”之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既不用文人相轻，也无须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而是应该同样分开。我们不仅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还要“牛顿的归牛顿，莎士比亚的归莎士比亚”。这样，按笔者看，社会科学这一名词本身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如能改成“社会研究”，“社会学习”或“社会探索”，要切题得多。本文之使用“社会科学”，不过是为了约定俗成，入乡随俗。

在社会领域里能否运用“科学方法”，能运用到什么程度？真理似乎在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之间。在“全盘肯定”的极端上，逻辑实证主义者曾说：“任何判断，要么是同义反复（tautology），要么能被科学验证，否则都是胡说”。可惜，不久有人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这句名言本身，既不是同义反复，也无法被科学验证，所以只是“胡说”。在“全盘否定”的极端上，则有后现代主义的粉丝们。他们和任何粉丝一样，比明星更捍卫明星的光环。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比马克思更教条一样，后现代主义的粉丝们，也比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们更教条。他们挥舞后现代主义的词汇，解构一切，批判一切，结果往往落入自己的圈套而不自知。一九九六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与后现代主义者开了场轰动世界的玩笑。他杜撰出一篇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却又通篇都是明显学术错误的文章，寄给一家著名的后现代派杂志。该杂志编辑没能发觉其中错误，全文发表，结果舆论轰动，传为笑谈⁷⁸。

真理比较可能在这两种浅薄的极端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回到两位老派的学者：爱因斯坦和汤因比。作为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即使在自然领域，只要变数多到一定程度，科学便无法做出精确判断，这里最好的例子是天气预报⁷⁹。相反，作为社会科学家，汤因比认为即使在社会领域，也不排除科学的精确判断，这里最好的例子则是人寿保险。如果没有足够精确的预测，保险业就不可能存在⁸⁰。但是，保险业只保火险、人寿、海运、意外伤害，却从来不保商业周期。因为，后者变数太多，无法精确预测。当然，保险业更不保“历史规律”或“人类命运”，这些东西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黑格尔看到拿破仑，惊呼为“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可惜，无论是“骑在马上”或“跳下马来”的“世界精神”，都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

“五四”精神中的科学

“五四”精神中的“科学”，走的是一条以孔德开始而以黑格尔告终的道路。这条道路从热烈崇拜科学开始，发展到认识、掌握、乃至代表“世界精神”和“历史规律”，在二十世纪初期生逢其时，是一条经典的红色之路。如果说“五四”精神中“民主”的代言人是陈独秀先生的话，那么，“五四”精神中“科学”的代言人则首推胡适之博士。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有段论述科学的文字，经典地概括了当时弥漫在中国的时代精神。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⁸¹。胡适本人的“科学成就”，无非是“整理国故”。沉迷于乾嘉朴学训诂考据，虽然明知“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但偏偏乐此不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据说“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却终究没“证”出量子力学，造出“两弹一星”。对科学的热情，不过是重复孔德对牛顿的崇拜。不知是因为自幼“长于妇人之手”，还是因为成年后追随杜威左右，胡适和同时代其他“五四”精英相比，为人较为平和，论事不走极端。虽有时写点“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之类的无聊文字，但论人处世，终还持平。然而，胡适这种“持平”的态度，只到科学为止。就像有时追求真理的精神，只到警察的边界为止一样。一旦进入“无上尊严”的科学领地，胡适就变得像他的朋友陈独秀那样“不容他人匡正”。欢呼“无上尊严”也好，断定“不敢戏侮”也罢，无论将自己归入“懂与不懂”，“维新守旧”哪一边，道出的无非都是自己内心深处认同的时代潮流。

胡适尚且如此，遑论更具“革命精神”的其它同辈？譬如，那位追随“蒋总裁”革命一生的吴稚晖先生，便是有名的革命专家兼科学票友。据他说：“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⁸²。吴稚晖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右派，用红色政权的传统观点看，当属极端的“反革命”。然而这极端的“反革命”，又极端地热爱革命，早年就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碰巧的是，吴先生革命之余，又兼爱科学。一身二职，于融会贯通处，发现有指导革命的科学公理。于是，“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要“革之不已”。言辞之间，已接近“世界精神”和“历史规律”，甚至对半个世纪后流行的“继续革命”，亦有所悟。可见，国共两党虽然在历史上你死我活，但要“革”他妈妈“命”起来，却同样坚决。如今，吴先生的头像耸立在台北南京东路口，和耸立在上海南京东路口那尊红色元帅的头像，遥相呼应，隔海相望，对无论是“科学领导下的革命”，还是“革命领导下的科学”，都是一种无言的纪念。

吴稚晖先生是“老革命”或“老反革命”，研究科学，缺乏公信力。但这不要紧，因为“五四”精神中的科学大将，除“革命科学家”和“故纸堆科学家”外，还有自然科学家。可惜，这种误入社会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和误入科学领域的社会革命家一样，对外行的东西不能“自知其无知”。而正因为不能“自知其无知”，反倒更加激情高涨。这中间的代表人物，要算在“科学和玄学之争”中冲锋陷阵的丁文江先生。丁先生是“五四”时期海归的地质学家，地质学做得怎样，不得而知。名垂青史的是要建立“科学人生观”。“科学和玄学之争”的缘由，是张君劢先生在北京作“人生观”演讲，大意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此并非万能。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捅了马蜂窝。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胡适早有论断，应该定于一尊：“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现在有人说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等于诽谤太阳也有黑子。更可恨的是，此话出于守旧派张君劢之口，相当于历史反革命再犯现行反革命。“逆贼天亡自荒宴，冲冠一怒为‘科研’”。新派且热爱科学的胡适阵营倾巢出动，四海翻腾，五洲风雷，挟科学以自重，恃新潮而无恐，大张挞伐以伸天讨的军队中，急先锋便是丁文江先生。

科玄之争

丁先生的檄文题为“玄学与科学”。虽然以科学自居，以玄学为靶，文章本身却写得相当“玄”。据丁先生说，学科学的人，拿望远镜看过天空，拿显微镜看过生物，心境与普通人不同。他们天天求真理，时时破成见，所以“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这种“心境”或人生观是玄学中人万万不能梦想的。不幸的是，丁先生原本平静的“心境”，被张君劢的演讲破坏。正人君子一般不齿党同伐异，那是因为没有碰上太“异”的。若碰上太“异”的，按耐不住，也会“伐”将起来。张君劢便太“异”，所以丁先生不再“平静”，情不自禁，放下身段谩骂起来，称张为“玄学鬼”，在欧洲混了两千年，如今混不下去，才跑到中国来等等。骂过后，“心境”稍归“平静”。想起科学目前尚未统一人生观，虽是憾事，但错不在科学，而在政治。哪天世上有了科学的政治，就会有科学的统一的人生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科学之神”终会 一统天下⁸³。

胡适博士是科学大军中的主帅，但对急先锋丁文江的文章，好像不大恭维。因此并不参加谩骂，只在一旁从学理上相帮“伐”几个回合。据胡适看来，似乎丁文江也不明白什么是“科学人生观”。要真正弄懂“科学人生观”，按胡适的意见， 需先学好天文学和物理学，得知“空间的无穷之大”；再学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明白“时间的无穷之长”；而后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搞清楚“人是要死的，人类是不死的”；如此后，再做个“大假设”，这才从中顿悟到，这个“大假设”，其实就是“科学的人生观”⁸⁴。

胡先生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深奥，只是可惜不知所云。仔细想想，人生百年，要达到“科学人生观”，需读完胡先生开列的天文地理，几乎“空间有无穷之大，时间有无穷之长”。就算有天碰巧弄懂“人是要死的，人类是不死的”道理，哪怕“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即便参透“科学人生”，至多“朝闻道，昔死可矣”，夫复何用？

我们不妨也做个“大假设”，假设胡先生的文章“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再“假设”我们与胡先生一样，天文地理了然于胸时，“科学人生”豁然开朗日，侥幸健在，身板硬朗，那又怎样？回答是：不怎样，而且比“准确预测股市”更坏！丁文江想建立科学的统一人生观，语言罗嗦，同义反复。凡“科学”的，必定是“统一”的。科学不允许“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太阳围绕地球转”两种天文学并存。什么是“科学人生观”？“科学人生观”就是：如果吴稚晖跟“总裁”干革命是科学的，胡适之就不可以跑回家“考红楼”；而万一胡博士埋进“故纸堆”是正确的，丁先生又不可以跑出来谈“人生”。科学人生观消灭社会的千姿百态，抹去生活的五彩缤纷。科学统一人生观，摧毁的是世俗而又风情万种的市民社会，建立的是千人一面不食人间烟火的“五七干校”。“人生观”而能“科学”，消失的是“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争艳斗奇，交相辉映；换回的是女民兵的“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钢铁长城，专政机器。人生观不能科学，就像全国人民的智慧不能集中一样。哪天人生观被科学了，那就是全国人民的权力被集中了。在那里，只有统一的意志，那就是长官的意志；只有唯一的思想，那就是领袖的思想；只有一种“科学”的人生观，那就是最高统帅的人生观。所以，科学的人生观，不管它提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铺平的都是一条通向“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之路。

人生观之所以不可能科学，是因为它和“历史规律”、“世界精神”等东西一样，根本不在科学研究范围之内。人生观不科学是好事，不是坏事。正像股市不能被准确预测是好事不是坏事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与自命不凡的“科学”派相比，“玄学”派或其他旧派的学者要通情达理得多。张君劢说科学再发达，也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这本来是常识。这话能引起轩然大波，说明有人中邪。这“邪”，就是唯科学主义或泛科学主义。世界上之所以有时尚，就是因为有一帮人专门推波助澜，人云亦云。他们无限拔高，无限夸大，就算是“真理”，也会被他们推进到“谬误”的地步。这种被夸大的“真理”，被拔高的“时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碰巧正好是“科学”，就像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正好是“自由契约”一样。

在“时尚”周围，总围绕着一批粉丝。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盛产“科学”粉丝。譬如，那位也喜欢“整理国故”，并“整”出“大禹是条虫”的顾颉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欧洲游学方归时，大概弄懂了“人类是不死的”道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拜见章太炎先生，大谈科学方法：什么万事要重“观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等等。谈兴方酣忘乎所以时，不料太炎先生问他：“你可有曾祖父”？顾颉刚一脸惘然，答：“当然有”。太炎再问：“那你见过他吗”？顾答：“当然没有”⁸⁵。一问一答间，顾颉刚机锋顿失。等缓过神来，“科学”底气，早已荡然无存。章太炎不愧为鲁迅先生的老师，作为老派学者，他未必研究过现代科学哲学。但凭旧学功底和不屑媚俗的风骨，却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一语中的。

另一位老派学者，是“玄学派”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为人有点执拗，但好处是从不随波逐流，是“粉丝”的天敌。他幼年就被认为“好恶拂人之性，祸必及于自身”⁸⁶。谁知一语成谶，红色中国建立不久，便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敢于公开顶撞“伟大领袖”的知识分子，后果自然“祸必及于自身”。不料到了“文革”中期，全国知识分子早已被收拾得俯首帖耳，都像郭沫若先生那样，言必称“奴才罪该万死”，“党叫干啥就干啥”时，因为要“批林批孔”，又把“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揪了出来。梁先生早已是死老虎，当政者并不想过分为难他。只要“最后的儒家”喊几声“打倒孔老二”，给主政者一点额外的面子，找到“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感觉，大家便可各自收拾，回家过年。谁知梁先生不识时务，大会小会三缄其口，就是不肯“打倒孔老二”。弄得大家不好收场，只好开大会逼他表态。不知不逼尚可，一逼竟逼出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⁸⁷ ！沉默二十余年后，梁先生秉性不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开口便举国无双，再铸辉煌。而且用的全是《论语》里头的话。要知道，这是一九七四年，不是“于丹谈论语”的年头。不论学问，就凭这两件事，梁先生足以“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成为知识分子的骄傲。

反过来，要论学问，梁先生也颇有些道理。至少自圆其说，平易近人，不拿“无穷之大、无穷之长”这类自己都不懂的话自欺欺人。按梁先生看，“科学”和“玄学”本不是一回事。说“科学”先进，“玄学”落后，没有意义。要比出“先进”和“落后”，两者必须在一条道上，并向同一方向前进。“科学”和“玄学”根本不在一条道上，走的方向又完全不同，所以无所谓先进落后。“科学”和“玄学”，就像西医和中医，既无法互相结合，也无从比较孰优孰劣。梁先生认为世界上存在三种不同的人生观，第一种是西方的。这种观点遇事向前看，志在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是从外部求得自己的满足。第二种是中国的。这种观点遇事向内看，调整自我，随遇而安，自性圆满，无所不足，是向自己内部求得满足。第三种是印度的。这种观点遇事向后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生不灭，涅磐寂静，遇到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根本取消问题。问题取消，物我两忘，也就无所谓满足。按梁先生看，西方的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成就越大，这条向外求满足的道路也就越到了尽头。再往下走，必定回到中国向内求满足的道路上来⁸⁸。梁先生的预见是否准确，此处不必评论。但梁先生的文章，至少读得懂。

梁先生在“科玄之争”中站在“玄学”一边，因此也是“玄学鬼”。就像一九四九年后，凡“地富反坏右”，都是“黑五类”，是“鬼”不是人一样。既然是“鬼”，自然阴阳隔界，从而为“科玄之争”双方，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这条界线的特点是：第一，凡“玄学派”的人，都不将“科学派”的人视作“鬼”；第二，凡“玄学派”的人，都不反对科学，他们只反对科学万能。换句话说，“玄学派”的反对，是有限的反对。就像在美国，民主党之反对共和党，是有限的反对一样。他们不把共和党视作“鬼”，当作必须加以消灭的“阶级敌人”。反观科学派，恰好相反。他们反对“玄学派”，不是有限的反对，而是全面出击，除恶务尽。丁文江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出口伤人，是因为他自以为代表着唯一的真理，而对手却代表的不仅是谬误，而且是堕落。他并不把和“玄学派”的论战看成平等的商讨，相反，他把这种论战看成正义和邪恶、进步和反动、光明和黑暗的斗争。铲除“玄学派”，在他看来是为历史前进搬去一块绊脚石。这种在理论探索中混入道德感情的做法，这种把自己想象为正义的化身，而把对手丑化为邪恶代表的冲动，是弥漫在二十世纪的一股危险的思潮。在这股思潮中，不仅孕育着“科学派”围剿“玄学派”的最初动力，而且埋伏着几十年后红卫兵消灭“黑五类”的第一道杀机。不要看“科学派”文质彬彬，红卫兵暴戾冲动，但在内心深处，两者却有着相同的思维逻辑。

从孔德到黑格尔，从胡适到陈独秀

“科玄之争”虽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一场重头戏，但对“科学派”来说，这只是他们全面战场的一个侧面。在他们看来，中国甚至人类岂止只需要“科学的人生观”，他们还需要“科学的伦理观”、“科学的恋爱观”、“科学的家庭观”、“科学的宇宙观”，以及“科学”的等等、等等其它“观”。“科学派”们要让“科学”占领一切，战胜一切，征服一切，要用“科学”重建人类的全部精神文明，就像后来有人要用“无产阶级”重建人类的全部物质文明一样。丁文江说“中国需要科学神”⁸⁹，胡适认为“科学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⁹⁰，“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⁹¹。很明显，在他们看来，科学既是“唯一”的，因为它是通向“真理的唯一法门”；同时，科学又是“万能”的，因为它不仅适合对自然的研究，也适合对人生的思考。科学和上帝一样，无所不在（omnipresent）、无所不知（omniscient）、无所不能（omnipotent）。这样，他们就犯了一个西方近代启蒙所犯过的经典错误：即理性或科学为了战胜宗教，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宗教。对某些启蒙学者来说，为了说服听众，有时也为了说服自己，他们必须让理性或科学接过宗教许下的所有美丽承诺。他们必须让科学像宗教那样，给人带来希望、带来得救、带来完美⁹²。非如此，科学便无以深入人心，无法说服大多数。而科学不赢得人心，就无法战胜宗教。这样，科学的普及和科学的神化便合二为一，根本变成了一个东西，从而形成一个悖论：即理性和非理性本来尖锐对立，但为了战胜非理性，理性却必须先借助于非理性。最后假戏真做，理性真的变成了非理性。这有点像革命和暴政的关系。革命本来是为了反对暴政，但为了推翻暴政，革命必须先向暴政学习。必须变得比暴政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加坚决、更加无情、更不择手段、更不惜血流成河。最终以暴易暴，自己变成了暴政。

当然，如果说是胡适之、丁文江们把科学变成了神学，那是抬举了他们，且有欠公正。因为这既不恰当地拔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又不公平地夸大了他们的历史责任。胡适之、丁文江只是像无数“科学粉丝”一样，顺着科学潮流，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扮演着学术界人民大众的角色。他们的水平远不如孔德和黑格尔，但他们却为思想潮流从孔德向黑格尔的过渡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通过喋喋不休的“启蒙”，他们成批量地生产为这种转变铺平道路的精神“大众消费品”。这种“消费品”有两个特点：第一，继承孔德的衣钵，它们普及了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思想，使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可以适用于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观念，变成一种群众信仰。第二，它们又没有能力为这种“信仰”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从而形成一片有隙可乘的思想真空。如果说第一个特点为黑格尔的最终登场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的话，那么，第二个特点又为黑格尔的横空出世预留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此，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丁文江为这种“大众消费品”提供的样板。丁文江认为，中国有许多落后的旧习俗，都应该用“科学”方法加以改造。例如，要废除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就不能光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发出呼吁，因为这样做没有足够的科学说服力。科学的方法应该是用统计学数据证明，“妾生的儿子，不如妻生的儿子”⁹³！即便爱科学到如醉如痴，丁文江似乎也明白，这种统计学和他鼓吹的“科学人生观”一样，世界上没有。但正因为如醉如痴，丁文江似乎又相信，这种“科学”之所以没有，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有恶势力从中作梗。譬如，存在着“不科学的政治”等等。这样，丁文江就和历史上一切醉心“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对他们来说，此世所以不完美，不是因为世界本来不可能完美，不是因为人性本身就不完美，而是因为存在“敌对势力”。在历史上，这种“敌对势力”的名字，有时叫“异教徒”，有时叫“玄学鬼”，有时则叫“阶级敌人”。只要消灭了他们，人类就会迎来永久的美好生活。在那里，人人无忧无虑，世界尽善尽美。但是，在丁文江发明“妾生的儿子不如妻生的儿子”的统计学之前，在这个远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丁文江科学所生的儿子，是否赶得上“玄学鬼”生的儿子？胡适曾说：“哲学是坏的科学”⁹⁴。他没有意识到，他讲此话时，犯了哲学和语法的双重错误：哲学既不是坏的科学，也不是好的科学，因为哲学不是科学；而他所谓的“科学”，即他和丁文江竭力鼓吹应用到社会领域中去的“科学”，却恰恰是最坏的哲学。所以，他犯的哲学错误是混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而他犯的语法错误是颠倒主语和表语的关系。因为，不是“哲学是坏的科学”，而是胡适的“科学”，是坏的哲学。

通过“科学粉丝”的阵阵鼓噪，胡适、丁文江们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创造出一种没有“供给”的“需求”。借助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示范效应，他们顺利地传播了科学万能的思想，创造出了用科学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渴望。但同时，对一个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都在分崩离析中的民族，他们又没有能力讲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言论，满足人们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开辟新生活的要求。他们那种用“空间有无限之大，时间有无限之长”的迂阔和用“妾生的儿子不如妻生的儿子”的昏话堆砌起来的文章，不要说击败论敌和动员民众，就连说服自己，恐怕都做不到。正是在这种有“需求”没有“供给”的背景下，以黑格尔辩证法为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登上了舞台。几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岂止只给在时代巨变中迷茫彷徨的中国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欧美各国，在西方文明的策源地上，在近代启蒙传播了数百年的历史环境中，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不也喊出了“指南针指着北方”吗？在上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中，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想往，而且是一种精神时尚。就像在上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自由资本是一种时髦一样。今天中国有多少人在讲“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和“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当年就有多少人在讲“辩证法”和“奥伏赫变”（aufheben）。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的条件下，一种声称不仅能解释历史、预测历史，并且能够指导历史前进的“科学”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试问，在普遍信仰科学至上的氛围中，在社会主义被现实的黑暗反衬出无限憧憬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一种叫做“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更令人向往呢？以黑格尔辩证法为灵魂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内在结构极其严密的宏伟体系。你只要接受了它的前提，跨入了它的门槛，就很容易走向它的结论。相比之下，胡适、丁文江们就像站在巨人面前的侏儒，显得无比渺小。现在，侏儒们许下却无力完成的宏愿，将由巨人来实现。这次，牛顿经典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上演的划时代事件，好像真要在社会领域里重现。从此，历史唯物主义风行草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不可阻挡地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胡适、丁文江们白忙一阵，终为她人作嫁。这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更像科学，而且全面系统，包医百病。对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处于全面崩溃中的文明来说，这是一颗难得的救星，足以托付终身。所以，早在“科玄之争”论战方酣时，陈独秀、李大钊就已皈依这种新“科学”，成为它的第一批信徒。陈独秀虽然在“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但他认为丁文江的科学还不够彻底，与张君劢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根本无法真正击溃玄学派。真正“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陈独秀在为“科玄之争”论文集作序时说：是“唯物的历史观”。在同一序言中，陈独秀还希望胡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接受这种“唯物的历史观”。可惜，胡适拒绝“更进一步”。因为，在胡适看来，“唯物的历史观”还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尚未炉火纯青到能解释全部问题⁹⁵。胡适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连他也承认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部分问题”，可见其对唯物史观的拒绝，是多么苍白无力。老派的“玄学鬼”，随着古老文明的衰弱，已基本丧失话语权。新文化运动的右派，如胡适之先生，先天不足，面对唯物史观如此庞然大物，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所以，剩下的就只有新文化运动的左派，接过唯物史观的武器，跃马扬鞭，如入无人之境，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

鲁迅的沉默

世上有些人，如胡适先生，才气不高，运气不错。阴差阳错，就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五四运动”思想界两场大辩论，即“科玄之争”以及“问题与主义”之争，胡先生都是焦点人物。讲了两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都成了名言。这两句话，正好溶入两场辩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实证主义的一种表达。在“科玄之争”中，属科学营垒。“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问题派的主要口号。两场辩论，难分是非胜负。但如果一定要决出胜负，论定是非，那依笔者之见，胡先生的地位有点尴尬。“科玄之争”，胡先生是科学派。科学派虽然胜利了，但却错了。“问题主义”之争，胡先生是问题派。这次问题派虽然对了，但却输了。胡先生热衷“五四”，胸怀天下，个人遭际，自不足萦怀。但对“五四运动”中的两场辩论，为什么错的一方总是胜的一方，这样一个非干“主义”却是问题的“问题”，胡先生可惜没有“研究”。

世上又有人，如鲁迅先生，才华横溢，运气也还可以。但在某些时候，却刻意避开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一九四九年后，鲁迅被封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这种不虞之誉，最好不要认真。否则，不仅在学术上无聊，而且在政治上危险。鲁迅的学生胡风，便吃这个亏。把顶顺水人情的高帽子，误看成丹书铁券。自恃“主将”门下，不把政治放在眼里，结果被送进了班房。“五四运动”如果真有主将，那是陈独秀和胡适之。陈先生代表“五四”式的民主，胡先生代表“五四”式的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确曾帮着敲过边鼓，但不是主将。当然，说是“敲边鼓”，不敲则已，一敲便精彩纷呈，风头盖过主将。但到了“科玄”和“问题主义”之争时，鲁迅却连边鼓都不敲了，这是为什么⁹⁶？一位无论凭文章才华，还是论思想水平，都远远超过陈独秀、胡适之的人物，为什么在这两场波及全国的大争论中保持沉默？我们可否将鲁迅的沉默，解读为他对辩论双方都不赞成？或者，他自己也没有满意的答案，所以不想冒然讲话？四九年后，叨“伟大领袖”光，说“心与鲁迅相通”。研究鲁迅，就像研究《红楼梦》一样，遂成为一门学问，成为不少人的职业。可惜，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们，没有研究鲁迅的沉默。

结语

前面讲过，笔者不同意王元化先生，是因为“民主和科学”确是“五四”精神的精髓。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是因为“五四”的问题，不仅仅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五四”精神有其内在的缺陷。所谓“内在的缺陷”，就是“五四”精神中的民主，主要来源于并大大发扬了法国式的激进民主；而“五四”精神中的科学，又掉进了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泥坑。一个激进民主，一个科学主义，两者结合，便产生了革命、革命、不断地“继续革命”的冲动，害及八方，祸延后世。直到“文化大革命”，当全国人民，下及“工农兵革命群众”，上至“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的“命”都被先后“革”了一遍后，这条路才走到尽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写了篇“告别革命”，“文”当其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文章和一个新时代一起崛起，同时放飞。但是，文章只讲了“告别革命”，却没有讲告别“五四”精神。而不告别“五四”精神，就无法真正告别革命。

行文至此，时将二0一一年岁末，尚有几句多余的话。当李泽厚、刘再复写“告别革命”时，邓小平正在为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前面讲过，“五四运动”时，各路精英虽然观点各异，但对资本主义却一致反对。所以，“五四”精神中不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缺乏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五四运动”七十多年后，资本主义这块“石头”，终于被邓小平“摸”到。有人或许说，邓小平的资本主义，是“山寨版”的资本主义。但“山寨版”的资本主义，终究还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恰恰是“革命”的天敌。哪里有资本主义，哪里就缺乏革命理想；哪里资本主义精神发达，哪里革命意志就涣散。资本主义，是一副最好的“革命”解毒剂。资本主义必须低头拉车，却不需要仰望苍穹。可是，只有仰望苍穹，才能产生理想。而只有理想，才能产生激情，产生壮丽的献身，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世上凡没有理想的反抗，可以是暴动，可以是啸聚山林，却不可能是革命。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与“五四”精神培养下那种激动了几代人的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在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主义，只有利欲熏心，尔虞我诈，到处充斥着最粗鄙的市井吆喝的社会里，谈什么告别“五四”精神，岂非无的放矢？

但是，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使得中国社会正在前所未有地多元化。然而，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其最大“特色”，就是这种“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本身，都是“多元”的。每一个“元”都层次丰富，八面玲珑；每一个“元”都光怪陆离，不合常规；每一个“元”都是一个四不象。商人都是教授，教授酷似商人；政客讲话像博士，博士行为像政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多重人格，都折射出时代变迁的五光十色。右派高歌“民主自由”，却坚信“普世价值”必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很盼望“世界潮流”早日到来，淹死对手；左派尽情享受新时代的“自由民主”，却怀念旧时代的公审制度，巴不得一声令下，把右派全部送进地狱；红色贵族一面忙着把子女送往西方，一面不知是真痴还是假呆地缅怀着父辈们的革命理想；底层愤青一面做着房奴，渴望最起码的社会公正，一面却在网络上凶狠地剿杀一切不同意见，尝一口红色贵族父辈们有过的威风。这种中国特色的多元化，使人想到在“山寨版”的资本主义背面，是否存在一种“山寨版”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功利主义和边沁（Jeremy Bentham）“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不同，正像“山寨版”的资本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一样。这种“山寨版”功利主义，对待自身利益时是世俗的，对待他人利益时却可能是“革命”的。在保卫自己财产时，它提倡“物权法”；在侵犯他人财产时，它又很想沿用“什么什么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有着这样多重人格的“多元化”，告别“五四”精神，又很可能不是无的放矢。最后，告别“五四”精神，也即告别革命，并非专对下层民众而言。一个除了“压倒一切”外没有其它思路，除了“维稳”外没有其它政治智慧的上层，不是合格的“告别革命”的上层。所以，告别革命是上层和下层的共同责任。只有有了这种责任感的下层，才既不是贱民，也不是暴民，而是真正的公民。只有有了这种责任感的上层，才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戏子，而是真正的精英。

注释：

1. 拙作《“德赛二先生”性别考》。见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626/10626115227B4EEB7593BGE99B1ADI8H32E.html
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6页。
3.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余英时编《五四新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1页。罗银胜， 《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见http://www.guoxue.com/wk/000397.htm
4. “温家宝访北大 揭穿校方弄虚作假”，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2/51/07/9_1.html
5.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时，脑后始终留着辫子。他曾进宫为逊帝溥仪教书，任“南书房行走”，赏“在紫禁城骑马”。1924年冯玉祥逼宫时，他曾想跳御河自尽，以示抗议。见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而陈寅恪在1933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末尾，曾这样评价自己：“思想囿於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见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sixiang/200512/3107.html
6. 周作人晚年讲过：“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上了新官僚”。周氏兄弟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且是新营垒中的著名人物。周作人的评价，可以看作“五四”精神和北伐革命关系的一个注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7. 辜鸿铭在北大教拉丁文时，脑后留条辫子，展示前清遗老，逊帝孤臣的风采。对他的模样，学生难免窃笑。但辜鸿铭振振有词：“我脑后的辫子是看得见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看不见的”。大有王阳明“擒山中之贼易，捉心中之贼难”的意思。
8. 陈独秀，“通信”，《新青年》。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9. 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0. 罗曼 · 罗兰， “向过去告别”。载罗大冈编《认识罗曼 · 罗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1. Keynes, John M. 1963. “A Short View of Russia”. In Essay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p. 297-305.
12. Toynbee, Arnold J. 1957.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40 and p. 324.
13. 罗家伦，“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4. 《绝食宣言》全文见http://annpo.pixnet.net/blog/post/23641653。我不止一次地读过这份《绝食宣言》，并被它的文字所打动：“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言行，但对这种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文采，却倍感可赏可叹，可圈可点。
15. Dewey, John. Justice and Law in China.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16.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17. Burke, Edmund. 1993.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vii-xix.
18. 约翰逊1963年成为美国总统，而弗里德曼《选择的自由》出版于1980年。但在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过一本名气远小于《选择的自由》的书：《资本主义和自由》。弗里德曼几十年后仍感叹，两本书虽然观点完全一致，但由于舆论界大气候不同，两书受到的待遇犹如天壤之别。详见Friedman, Milton. 200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vii-xiv. 所以，这里所谓“选择的自由”，讲的是观点，不是书名。
19.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载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
20.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1915年9月《新青年》一卷一号。
21. 关于陈独秀受法国思潮的影响，可参见许华茨“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22. Burke, Edmund. 1993.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
23.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41. 据斯考切波的说法，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与其它革命不同处在于，前者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结合，不仅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结构，而且改变全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前者是比后者更剧烈，更彻底的革命。斯考切波这本关于革命的书，在美国影响颇大，几乎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生的必读书。
24. 法国这三位国王与中国的三位皇帝很可一比，即和大清朝那三位似乎与当今中国影视界结下不解之缘的康熙、雍正、乾隆很有相似之处。这六位皇帝在位时间非常接近，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的在位期是1643年至1792年，康熙至乾隆的在位期是从1661年至1795年。其中康熙、乾隆和路易十五都在位约六十年，路易十四则在位七十二年，时间之长为历史所罕见。在他们手中，两朝都经历了各自的全盛期，一个称雄欧洲，一个傲视远东，用时下广告语言表述，把国家“做大，做强”了许多。“皇权专制主义”开创者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古今中外，皇帝做到得意时，都喜欢当“太阳”。譬如，“文革”时“唱红打黑”：打倒“黑帮”、“黑五类”、“黑路线”；歌唱“红卫兵”、“红司令”、“红色恐怖”。红色经典唱道“葵花朵朵向太阳”，似乎薄古厚今，当代首创。后来翻翻《史记》，原来古已有之，是抄袭。皇上的祖宗“尧”，据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所谓“就之如日”，就是“葵花朵朵向太阳”。（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册，第15页）。法国的“太阳王”，其实徒有虚名。所谓“专制”，只是干些与教会贵族斤斤计较的勾当。和中国皇帝一比，立见高下。与“太阳王”同时代的大清皇帝，就不仅“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连精神世界，也有“文字狱”管辖。例如 ，有人作诗道“夺朱非正色”，圣意裁定为“毁谤朝廷”，要杀头。又有人说“一举去清都”，御笔朱批为“反清复明”，要灭族。当然，这样形诸文字，宣乎言表的大逆不道，类似“反革命宣传”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咎由自取。那么，不说话，不写字，只磕头，是否一定安全呢？未必。因为皇家法典里另有一项罪恶，叫“腹诽”（译成“文革”白话，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说，臣民不讲话，只要皇上认定你心中“不敬”，照样杀头。如此法网恢恢，天威莫测，可见我们的皇上，比“太阳王”阔多了。
25.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6.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p. 196.
26. Stiglitz, Joseph E. “The Triumphant Return of John Maynard Keyne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07 这句话更早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弗里德曼和尼克松总统之口。
27. Gray, John. 2007.  Black Mass: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p. 186.
28. 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两种对立哲学范畴来概括理论分歧，最突出的例子是当代政治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将现实的“实力”看作国家行为的基础。而理想主义却希望在这种“实力”以外，寻找更高的境界。例如，希望通过超国家的“联合国”来制约国家行为等等。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人性之“恶”，认为现实社会不“完善”，且不可能被“完善”。现实主义一般扎根于过去的经验。理想主义相信人性可以改变，认为社会应该“进步”，且能够“进步”。理想主义一般着眼于未来的蓝图。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争论的经典文章，可看E. H. Car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的“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29. Rousseau, Jean-Jacques. 2010. On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Classic Books International, p. 1.
30. Burke, Edmund. 1993.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xii and p. 8.
31. Ralph, Philip Lee. 1991.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ume II.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p. 157.
32. Hayek, F. A. 1982 “Liberalism”.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and Henley. pp. 119-151.
33. Ronald Hamowy. 1999.  “F. A. Hayek,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In Cato Journal, Vol. 19, No. 2
34.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6页。
35.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36. 许华茨，“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405页。
37.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38. 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39. 许华茨，“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393页。
4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41.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联合会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为国民政府所接受。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将5月4日改为文艺节。1949年后，中共又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2. Davies, Norman. 1996.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93-694.
43. Davies, Norman. 1996.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06.
44. Ralph, Philip Lee. 1991.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ume II.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p. 208.
45. Toynbee, Arnold J. 1957.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3-287.
46. Gray, John. 2007.  Black Mass: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s. p. 26.
47. Davies, Norman. 1996.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01.
48. Ralph, Philip Lee. 1991.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ume II.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p. 115.
49.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现藏于巴黎如浮宫。
50. 当然， 这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狂妄”。详见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1. 关于红学这几句话，原出自徐兆玮。转引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52. 王元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载《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53. 顾准，《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54.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余英时编《五四新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80页。
55. Kenny, Anthony. 2010.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25.
56. Einstein, Albert. 1954.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Wings Books. P. 49.
57. Toynbee, Arnold J. 1957. A Study of History: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bridged by the author and Jean Cap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0.
58. Hayek, F. A. 1979.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 375.
59. Hayek, F. A. 1979.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 344.
60. 汤因比大概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企图为历史进程建立统一模式的伟大历史学家。因此，他的“挑战”和“反应”，“统治的少数”，“内部和外部无产阶级”等等模式和术语，难逃“历史哲学”的窠臼。在这个问题上，看看另一位和汤因比完全不同的人物，即二十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冷战前夕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X文章而以“遏制政策”之父闻名的乔治·凯南对汤因比的评价，是很有趣的。详见Kennan, George F. 1996. “Upon Receiving the Toynbee Prize”. In At A Century’s Ending: Reflections 1982 – 199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p. 309 – 319.  但是，如果因为汤因比“历史模式”的牵强，而忽视了他巨著中到处呈现的深刻历史眼光和真知灼见，那同样是不公平的。对待汤因比，不妨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能看到他巨著中内容和形式的冲突。我们虽不敢像马克思，自诩能从黑格尔的形式中拯救他的内容，或要将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重新颠倒过来。但我们至少可以尽情享受汤因比的内容，而不去苛求他的形式。
61. Schumacher, E. 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62. Postman, Neil. 1993.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63. Mander, Jerry. 1991.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The Failure of Technology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Indian Nation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64. Mises, Ludwig von. 2007.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Volume 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 32 and p. 68.
65. Hayek, F. A. 1974. “Hayek’s Speech at Nobel Banquet”.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speech.html
66. Phillips, D. C. & Burbules, Nicholas. 2000. Postpositivis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2-23.
67.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
68. Feyerabend, Paul. 2010.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P. 20.
69. Berger, Peter L. & Luckmann, Thomas.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70. Rosenau, Pauline Marie.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8.
71. Popper, Karl. 2002.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pp. 107-108.
72. Murnane, Richard. & Willett, John. 2011. Methods Matter: 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3 – 238.
73. Witten, Ian. & Frank, Eibe. 2005. Data Mining: Practical Machine Learn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Second Edition. San Francisco: Kaufmann Publisher. 或许会有人嘲笑，美国“数据淘金”淘出来的信用评分，并没能阻止“次贷危机”的爆发。这种嘲笑虽然文不对题，但也歪打正着，“笑”在点子上。“数据淘金”不能阻止“次贷危机”，恰恰说明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能测量的只是有限的“技术”部分。“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和人性。制度和人性不在“数据淘金”的范围内。
74. Murnane, Richard. & Willett, John. 2011. Methods Matter: 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9.
75.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0.
76.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全文见http://www.oklink.net/lszl/dangdai/dxp01.html
77. 或许有人问，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呢？如果哈耶克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那文学奖与和平奖更应在取消之列。问题不在于这两个奖评选是否客观公平，也不在于它们的社会效应，而在于这两个奖混淆了本不该混淆的东西。
78. Rothstein, Edward. 2001. “Coming to Blows Over How Valid Science Really I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7/21/arts/21kuhn.html
79. Einstein, Albert. 1954.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Wings Books. P. 47.
80. Toynbee, Arnold J. 1957.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8-269.
8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82. 吴稚晖，“新世纪之革命”。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83.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106 – 107页。又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84.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 – 113页。又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 – 340页。
85. 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页。
86.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39页。
87.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78-79页。
8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0-29页。
89. 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90.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91.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转引自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92. 参看Becker, Carl. 1932.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3.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94. 据梁漱溟回忆，胡适拿载有这段话的文章，征求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意见。金岳霖说：“很好，很好”。胡适听了很高兴。不料金岳霖又说：“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忙问哪一句。金岳霖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见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72页。
95.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5 – 118页。
96. 笔者读鲁迅，像许多读者一样，有的只是佩服，谈不上研究。但关于鲁迅在“五四”中的角色，以及他在两场辩论中的沉默，却非笔者杜撰。不少鲁迅专家持同样看法。参看钱理群，《论北大》，第12，19节。http://book.qq.com/s/book/0/14/14970/index.shtml

（陈翰圣，2011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