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在当年政治较量的胜败双方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六四”后的舆论阵地上，双方易位。败者进攻，胜者防守。胜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却偏偏对“六四”闪烁其词，刻意回避。败方亡命天涯，浪迹他乡，却对“六四”穷追不舍，理直气壮。败方中不乏当年共产党的追随者，他们曾怀着红色激情，“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南北转战，戎马生涯。如今，红色不再，激情依旧，他们又脚踏着欧美文明的大地，背负着“终结历史”的希望（1），“无处是家处处家，年年难唱年年唱”。
但是，在这场漫长的论战中，双方似乎都无法解释某些“六四”后产生的现象。譬如，胜方津津乐道“六四”后的稳定和增长，败方反唇相讥隐于其后的腐败和不公。但双方都没有解释，何以“稳定增长”和“腐败不公”能相安无事，并存至今。如果说当年“六四”在民间的真正动力，就是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话。那么，面对十倍于当年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胜方宣传，“六四”是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的胜利。据败方陈述，“六四”是从开明向专制的倒退。但双方都无法回答，何以“开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们和“专制”的或“四项原则”的鼓吹者如邓力群们，“六四”后异途同归，双双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国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人人议国事，个个骂政府。在将中国的一切弃如蔽履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出国留学取代金榜题名，成为中国学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后短短几年，中国知识界这种特有的人文景象顿然改观。全世界被中国突然勃兴的民族主义惊得目瞪口呆。从北京申奥的狂欢到围攻美国使馆的愤慨，都表明同一个事实：中国在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的转变（2）。如果说坦克可以令人生畏，专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们毕竟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感受，无法开创一代文人的风气。“六四”当事双方，对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转变，同样没有回答。
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彻底非现代化和社会动荡无关，彻底现代化和社会动荡逆相关。而从非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却和社会动荡正相关。现代化速度越快，社会越容易动荡（3）。现代化过程产生动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开放社会产生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有强烈“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赶不上欲望增长，多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失落多于满足。与此同时，现代化初期，分配开始趋向不均，产生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经济开始发达的社会分配非常不均，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分配重新趋向平均（4）。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分配不均的同时，教育和媒体又趋向普及。教育和媒体的普及，使本来熟视无睹的社会不公变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越敏感。现代化初期，社会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机制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吸纳高教育的人才。游离在体制外、不被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是现存体制最大的威胁。教育程度越高，威胁越大。用政治学流行语言说，便是小学毕业生街头闹事，高中毕业生密谋政变，而失落的大学毕业生酝酿革命（5）。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无法避免上述动荡因素，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邓小平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政府威信最低的时刻。在邓小平大权在握以前，毛泽东已在对自己理想的执著追求中，将中国政府的威信挥霍殆尽（6）。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曾在民众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来自于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来自于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在近代被异族百般凌辱后的痛定思痛。任何个人或集团如能使这个文明重新充满信心，使这个民族从屈辱中重新站起来，他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数人视若救星。
第二，这种威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色。政教分离，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来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战场上，马克思主义又被“革命的手”涂上了宗教色彩。当然，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哲学家所谓的“思维彻底性”里面，深藏在他们逻辑完美无所不包的体系里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内部充满逻辑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与上帝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马克思将他所谓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后，一个尘世宗教的降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只是及时地扮演了“东风”的角色。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意识到历史发展可能并没有可预见的模式，任何“完备”的思想体系企图带着道德优越感来指导历史发展，都可能导致灾难，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在当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威力，中国的革命领袖在被人民视若救星的同时，再被奉为神明，却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第三，这种威望来自于中国民众的素质。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并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样，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当人民处在愚忠这一极端时，就为政府的无比威望和滥用这种威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政府从未用坦克和野战军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比邓小平仁慈，而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这种需要。毛泽东执政时，中国政府只要一个“政治运动”，就能使任何政敌顷刻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遭到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全体公众的鄙视和唾弃。只有拥有这样能力的政府，才能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闪念间对它保持忠诚。
邓小平开始执政时，中国政府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造成中国政府威望的三个因素，前两个已不复存在。第三个虽不幸未变，却正在从愚忠这个极端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对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犹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们第一次体验了民间疾苦，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权后，他们对“政治运动”自有切肤之痛。因此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同时，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给予人民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于是，他们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磨难或许使老干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沧桑或许让革命者都渴望常态。可惜，这种渴望来得不是时候。
毛泽东执政的早中期，人民对政府既爱且怕。爱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了他们国家的统一，生活的稳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闪失，即会在“政治运动”中沦为人民公敌。这种统治与被统治间既爱且怕的关系，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来维系。当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的统治思想中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便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现实主义的他，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并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帝王权术中，激发当代统治的灵感。但理想主义的他，更相信真理确实在自己一边，相信人民终究会接受他那半马克思主义，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又往往超过现实主义。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脱胎换骨，锻炼成长。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种在全民中推广的泛政治主义的危险性，忘了这是一种只有在人民衷心爱戴的瞬间才能玩的游戏。要求人人关心国事，无异于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风向。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人心转向，始作俑者难免引火烧身，玩火自焚。邓小平上台时，人心已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任何善意的“亲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浇油，是在人民不爱政府的同时，再让人民不怕政府（7）。
显然，当邓小平的现代化起步时，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已面临挑战。邓小平可能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于是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邓小平讲“两手都要硬”，确实不是事后聪明或文过饰非，而是一贯主张。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贯彻主张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还需要形势。要使人民重新爱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要保证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就只有让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实力、决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政府有实力，邓小平有决心，但展现实力和决心的舞台，却只有形势才能造就。
邓小平不可能制造舞台，也没有我们今天事后聪明的条件，于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从批苦恋、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将近十年便这样一路摸了过来。其间，邓小平屡战屡败，最大败绩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登报宣传，显然带有邓小平的个人色彩。但是，邓小平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他推己及人地、一厢情愿地以为，开除出党必定痛不欲生，登报宣传可以杀鸡警猴。不料事与愿违，开除出党，方、刘、王毫无痛感。登报宣传，人民更不惧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了民间英雄。邓小平付出了沉重代价，战绩不是零分，而是负数。
经此挫折，邓小平大概决定改弦更张。有件事可作间接佐证。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间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破天荒地将中宣部明令禁止，内容与当时中央方针相左的苏绍智讲话公开见报。事后赵紫阳为难，决定整顿导报。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突然传话：“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机无穷。既不断是非曲直，却又语义生硬，斩钉截铁。究竟意欲何为？如今回首，谜底格外分明：邓小平不是法外开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训，决心不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对手较量。
几个月后，学生上街，进而绝食。万民声援，秩序大乱。邓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8）。“六四”为中国政府恢复有效统治，为邓小平展现实力和决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一个注定为腥风血雨的舞台。于是，一声号令，三军待命。“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在实弹射击和坦克轰鸣声中，军队直捣天安门广场。大功甫定，三军战斗形象，便通过中央电视台送进千家万户的客厅。电视荧屏上，只见铁骑成群，坦克一字摆开。炮口阴冷沉默，直指镜头。这次人民吓破了胆，全国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靠“核威慑”维持和平。“核威慑”的成功依赖三个条件：核力量（实力）、使用核力量的意志（决心）以及双方互信对方具备力量和意志的共识。共识这条最难把握，因为它依赖的是心理因素。如果双方都具备力量和意志，但有一方怀疑这点，“核威慑”照样失败，战争还会爆发。“核威慑”理论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如果见识过军队开枪，他们就会相信军队开枪；人民如果相信军队开枪，军队或许不必开枪。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算命先生说：“信则灵”。政治威慑的逻辑却是“信则不灵，不信则灵”。可惜，共产党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民没有见识过军队开枪。军队不必开枪，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看不见的手”在实行有效统治。阴差阳错，在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中，又确有一条叫“人民军队爱人民”。正是这千古遗恨的一条，在意识形态失效，开枪成为可能的关键时刻，回光返照般地欺骗了政府和人民，使他们无法正确判断形势，无法进行正常沟通。试想，一群公开反对政府的人民，却相信一首政府昔日编制的童谣；他们一面抗议一个专制政府，一面却相信这个政府理当养育一支“决不对人民开枪的人民军队”。这是一个何等荒谬的场景？这场景不仅体现了一个逻辑悖论，更可叹的是它浓缩了那一代中国人的不幸！
西方比较政治学把当代政治体制分为民主、专制(authoritarian)和极权（totalitarian）三种。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专制主要指非共产党的专制国家，如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国家，而极权则是指共产党国家。专制和极权的区别主要是两点：第一，专制承认合法的私有制，有一个在私有制基础上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随这种社会而来的利益多元化。第二，专制没有极权那种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不同，宗教醉心彼岸和天国，意识形态看守此岸和尘世。意识形态又和宗教相同，因为它们都管理灵魂。一个在尘世管理灵魂的机构，例如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宣部，便是极权的特色（9）。意识形态使极权带上宗教色彩，使极权对人民产生了与专制不同的要求。专制只要求行为语言的服从，极权还要求内心的服从，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极权是更为苛求的专制。专制和极权对敌人同样无情，但他们对敌人的界定不同。专制认为：不是敌人，便是朋友。极权信奉：不是朋友，便是敌人。因此，极权是不允许中立的专制。专制和极权的管理范围不同，专制只管政治，极权却无所不管，从单位管到里弄，衣服管到发型，肉体管到灵魂，摇篮管到坟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因此，极权是全面的专制。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大多数人都关注从极权或专制向民主的转变，却很少有人关注从极权向专制的转变。邓小平在“六四”枪声中所完成的，正是从极权向专制转变的政治体制改革。
“六四”这场政治改革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在人民中重建了“畏惧”。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都离不开“畏惧”。对不同政治制度而言，畏惧只有程度多少和性质不同的区别，没有有无的区别。政治需要畏惧，但是政治并不仅凭畏惧。政治这种特点不由政体决定，而由人性决定。如果人是天使，便不需要政治，从而也不需要畏惧。如果人是野兽，便只有畏惧，从而谈不上政治。因为人介于天使和野兽之间，所以只要有两个人，便会产生政治。有了政治，畏惧便在其中。马基雅弗利是将政治畏惧表述得最充分的哲学家，他认为统治者在被“爱戴”和被“畏惧”两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爱戴转瞬即逝，畏惧万古不变。一个不忍建立畏惧的统治者，最终会因政治混乱导致生灵涂炭，因此远不及杀一儆百，建立政治秩序的统治者仁慈（10）。毛泽东曾讲自己的心和鲁迅相通。虽然皇恩浩荡，但鲁迅毕竟无法成就毛泽东的霸王基业，毛泽东也写不出鲁迅的锦绣文章。邓小平未必读过马基雅弗利，但凭“人才难得，绵里藏针”，辅以熟读三国，偶涉金庸，心可能与马基雅弗利真的相通。
“六四”的第二个结果，便是明确了“游戏规则”。从此，没有人再怀疑政府的实力和决心，再将“稳定压倒一切”等同于“五讲四美”之类的空话。“六四”一举解决了邓小平最讨厌的问题：游行示威，上街请愿。经过近十年的“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六四”终于解决了“真理标准”等讨论永远无法解决的常识：即人民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底线在哪里，代价是什么。通过“六四”确立的“游戏规则”是否公正是一回事，但“规则”本身是否明确是另一回事。赵紫阳时代不是提倡过“政治透明度”和“人民知情权”吗？通过“六四”枪声，邓小平使中国政治完全“透明”，人民彻底“知情”。
“六四”的第三个结果，是让中国政府彻底地抛弃了“意识形态”。自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六四”那天抛开温情脉脉的面纱，脱下庄严神圣的外衣，赤裸相见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便在中国丧失了最后的生存条件。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求之不得。因为，意识形态和权力一样，是双面利刃。正像权力总和义务相联一样，意识形态在统治人民的同时，也必然规范和约束政府。譬如，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对诸如公平分配、社会正义、劳保福利等等，政府总要心存顾忌。当人民信仰马列时，意识形态固然帮助政府进行统治。但当人民失去信仰时，意识形态就变成了对政府单方面的束缚。“六四”使政府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如今已成废物的意识形态。从此后，中国政府失去了教旨的约束、摆脱了良心的不安、克服了正义的冲动，百无忌讳地朝着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奋勇前进。
最后，“六四”使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在中国迅速崛起。据说，在社会转型和产权需要重新分配时期，一个权威政府能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公众不敢轻易吱声，人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在中国，经济学似乎很少作过如此准确的预测，有过那么辉煌的验证。果然，凭“六四”余威，借“南巡”东风，不久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私有化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便是草头王。满天过海、明火执仗、巧取豪夺、暗渡陈仓，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部分资本家入党，更多党员干部变资本家。在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表演后，一部分人终于先富起来。在这样的私有制上建立的市民社会，究竟是否符合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基督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回事（11）。但这种市民社会是否确实存在，并且存在得姹紫嫣红，风情万种，则是另一回事。只要存在这种市民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随之而来。
本文开头的疑问，到此应不解自明。十五年来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不公，为何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这不仅仅是因为建立了政治畏惧和游戏规则。还因为当年愤愤不平的知识精英们，如今要么早已被现存体制吸收，从民间良心一跃而为党国栋梁；要么正在刚刚崛起的市民社会中，玩得如鱼得水，腐败得乐而忘返。试问，今天谁还记得十五年前的名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不过“卖茶叶蛋的”仍在卖茶叶蛋，一样的胼手胝足，一样的凄风苦雨。“造导弹的”却早已今非昔比，气象万千。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六四”镇压，殷鉴不远；红尘诱惑，就在眼前。骨子里多少带有儒家现世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夹在两者中间，谁能避利趋害，舍近求远？
为何左右两派双双隐退？因为意识形态已被政府抛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意识形态存在，左右双方总能为“姓社姓资”争得死去活来，虽然双方都以“争论”为业，吃着同一政府的俸禄。邓小平“不争论”一经发明，争论领域百业凋零，从此各奔前程，另谋生路。更何况，邓立群的“四项原则”和方励之的“全盘西化”，虽然貌似南辕北辙，其实同为书生之见。于国于民，本来百无一用。
为何民族主义勃兴，“中国可以说不”？因为人民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然“全盘西化”不成，索性全盘东化。更何况这次“东化”对呼风唤雨的知识分子宠幸有加。他们躬逢盛世，同时享受西方的物质和东方的腐败，左右逢源，滋润潇洒，乐在其中。江山如此多娇，岂容他人“说不”？再说，生活在极权和专制下的人民本来就心理不同。推倒柏林墙的东德人民可能渴望西方，而已经生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南韩人民，却在抗议西方。因为对前者来说，西方是可以任意发挥想象的彼岸世界。而对后者来说，西方却是此岸世界中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他们廉价劳动的剥削者。因此，对刚从极权变为专制，又刚被WTO接纳的中国而言，今天盛行的民族主义，其实相当自然，与其国内形势国际地位，吻合得恰到好处。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内顺应民情，对外和世界从容“接轨”的另一种表现。
比较难回答的，是为何“六四”后败者张扬，胜者沉默。其实这也不难回答，只是多数人不愿回答。“六四”后西方政要同声谴责镇压，但在私下场合和他们内心深处，这种谴责声恐怕远为模棱两可。“六四”后对镇压敢公开“持不同政见”的，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李光耀一人。他说他反对中国政府大规模使用武力，但学生所作所为，使邓小平感到必须教训他们。邓小平只是用了不必要的武力来证明自己是老板。但如果学生成功，中国就会更糟（12）。
李光耀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声浪一边倒的时刻，真正向西方“说不”的人物，一时间成为东亚“软权威”（Soft Authoritarian）向西方价值挑战的代言人。李光耀所以能向西方“说不”，并能说得有声有色，说得被人听到，说得西方媒体频频转载，自有他的条件。第一，九十年代初，东亚经济尚好，讲话颇有资本。第二，李光耀有无可争辩的反共历史，根“白”苗正。第三，李光耀在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眼中才能卓越，被尼克松、基辛格称为当代丘吉尔。第四，李光耀对西方价值有深刻了解，其程度远高于中国“全盘西化”的鼓吹者。第五，新加坡是小国。李光耀再肆无忌惮，美国不会出动航空母舰。因为新加坡不对美国构成威胁。正像在庐山会议上，如果只有李锐发发牢骚，而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中国历史就可能改写一样。
然而，李光耀再有恃无恐，对“六四”也是点到为止，且不忘加个虚的前提：反对大规模动用武力。其实，李光耀何尚不知，规模大小，只是做戏，追求的是舞台效果。镇压几个学生，真的需要几个集团军，大批坦克吗？从双方实力对比和纯军事观点看，当然不需要。但从政治观点看，就不但需要，而且机会难得。过了这村，再没那店。一九八七年王若望讲：“拥护邓小平退休”。邓小平最多说：“王若望太猖狂”，他能将坦克派去天安门广场吗？当然不能。这不是邓小平没有派坦克的实力，而是没有恰当的政治形势。
“六四”后为何胜者沉默？因为胜者有难言之隐，因为开枪流血事关伦理道德。李光耀可以“反西方”，但他不会“反道德”。尽管他心里明白，政治决策往往不是在道德(moral)和不道德(immoral)间选择，而是非道德(amoral)的选择。所谓非道德，意思是指“在道德以外”或“与道德无关”。但是，这种非道德的政治哲学，不是大众哲学，可能永远无法象好莱坞影片或麦当劳快餐那样，成为大众消费产品。在这方面，马基雅弗利的名声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他一方面是世界上公认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另一方面，他的名字即使在西方也是声名狼藉、狡诈欺骗的同义词。邓小平如果知道马基雅弗里的历史地位，那么“六四”前夜，他应是寂寞多于喜悦，悲凉胜过豪情。他可能不仅有“千秋功罪，谁与评说”的感慨，更作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准备。
注释
（1）“历史的终结”语出Francis
Fukuyama发表于一九八九年的文章“The End of History”？大意是西方民主在二十世纪战胜了右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和左的敌人共产主义，已成为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和政治信仰，从而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语一出，学界哗然，反对声浪迭起。但此公却一举成名。他后来又写了一本内容更详细，但读者不多的书“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2）“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显然沿用日本人的“日本可以说不”。但日本是战败国。今天的日本，是当年麦克阿瑟占领军下的产物，至今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经济起飞后，心有不甘，想对西方“说不”，很可理解。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后，从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一直打进天安门广场，从来就没有对美国为首的西方说过“是”，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所谓“中国可以说不”，根本就是无的放矢。可见，不仅题目是抄的，而且抄得文不对题。
（3）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Free Press. pp. 134-135.
（4）Kuznets, Simon. 196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Janu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48.
（6）争论毛泽东究竟是追求权利，还是追求理想，意义不大。正像争论一个演员是追求名利，还是追求艺术；一个企业家是追求金钱，还是追求事业，意义不大一样。这是一个事物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两面。
（7）八十年代中期流行的那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
（8）这当然不是指邓小平在主观上“苦苦等了十年”，而是说这种机会对邓小平十分难得。其实，邓小平当初未见得已清楚地意识到，“六四”是一个历史机遇。他可能到最后一刻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历史就不会给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机会了。
（9）九十年代后的中宣部，已很难再管理灵魂。这不仅是因为灵魂不再接受管理，更因为中宣部本身也失去了灵魂。
（10）Machiavelli, Niccolo. 1999.
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P. 54.
（11）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2）Lee, Kuan Yew. “What Kind of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n New Perspective (NPQ), winter 1992. “Culture is
Destin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陈翰圣，2004年10月12日）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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