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误解。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标准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划分，世界上既有实行资本主义也实行民主的国家，例如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民主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改革前的中国）。然而，世界上也有实行资本主义但不民主的国家，例如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的国家。同时，也有民主但不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和北欧。可见，民主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是国内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就将资本主义与西方政治制度混为一谈。这种误解在中国闭关锁国时无伤大雅，但到了中国的金融贸易乃至毒品娼妓均于世界“接轨”的今天，就要严肃区分，以免贻笑大方。
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则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它不仅被西方学者津津乐道，而且也被中国的改革派默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场走向市场，亦即走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只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代名词而已。[2]
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因尚未实行，较难判断。但从议论声中，应该可以预料也是一场逐渐走向民主的改革。因为无论从“政治改革”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迄今为止的言论中，都未听说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集权或加强“一元化”领导的说法。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呢？中国改革派最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改革的发展呼唤政治改革的推行,
政治改革的推行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这种简单，线性并且功利的描述能说明的问题不多，但却足够说明中国改革派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不仅民主与资本主义不一定同在。就是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确实同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一定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民主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成长史看，与其说两者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如说两者存在制约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关系。因为，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从民主中得益更多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强者，而是它的弱者。西方的工会，劳工法令和福利制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这些保护下层民众的制度无一不是民主的产物。同时，这些制度无一不遭到右派政客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声反对。而反对这些制度最大的理由，恰恰就是这些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与其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携手共进，相辅相成”，不如说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民众“携手共进，相辅相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民主的每一次拓展都与更广大民众获得选举权同步实现；而民众争取和运用选举权的行为本身，又构成民主发展最具体的实践。因此，西方有一派政治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民主的支持者，而总是它的阻碍者。[3]不要以为这些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他们却相信无产阶级是民主的先锋队。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就不难想象，无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并不注定是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他们也可以是民主的同盟军。二十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地区，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确实往往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从而为共产党赢得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世界比较富有的地区，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同盟军,
从而演绎出今天西方国家“春天的故事”。[4]正是下层民众和民主可以结成同盟军这一点，被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双双遗忘，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盲点。自由派钟情民主，但忽视下层，正遥遥无期地“苦恋”着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新左派同情下层，但怀疑民主，正义无反顾地修筑着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
杨小凯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会导致坏的资本主义。好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无好的政治制度。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而非民主。[5]杨小凯先生区别了坏的资本主义和好的资本主义。可惜，他没有区别坏的民主和好的民主。
无论作为一个词汇，还是一种制度，民主都起源于希腊。希腊文中民主的意思就是“民众的统治”。但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却认为民主是坏的制度。因为，在多数人缺乏教育，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各阶层利益相互制约的机制，民主就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至于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和后来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所谓“大西洋共和传统”。共和传统提倡的不是“民众的统治”，而是有选举权的上层精英间公开的，有程序的权力制约平衡。因此，民主和共和的区别在于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享有民主。民主强调多数，共和强调各种利益间的制约，妥协和平衡。现代民主与两者都不同，是两者的结合。现代民主既强调多数，又强调制约平衡。从古希腊民主到大西洋共和传统再到现代民主，三者的关系正如黑格尔 （Hegel）逻辑学中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关系。对现代民主的经典表述是两句话：即“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两句话缺一不可。没有第一句话，就没有民主；没有第二句话，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少数人缺乏制约多数人的手段，少数人没有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体现自己的主张，则民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专制”，从而也就没有稳定的民主。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究竟是启动民主，还是“走向共和”？这大概主要不是政治家或学者的主观选择。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共和到民主的长期发展过程。美国在1870年的宪法第15修正案中规定了黑人的选举权，但在美国南方各州，黑人的选举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才真正落实。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后，美国妇女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至于美国18至21岁青年人的选举权，是在1971年通过宪法第26修正案后才获得。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旧大陆包袱的国家里，从共和到民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国要重复昨天美国的故事呢？我们必须知道，如果历史可以借鉴，如果历史对现实有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对民主得以实现和拓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信息通讯手段的进步有关。如果这点可信的话，那么在地球日益变小，计算机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某些公共准则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怎么想象在中国将妇女，少数民族或低收入的民众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呢？如果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略加改变，那么这个问题更确切的提法应是：中国如何凭西方的旧船票，登上十六世纪佛罗伦萨共和的客船，还“涛声依旧”呢？[6]
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动向似乎与民主共和有关。一个是“资本家可以入党”。没有读过富比士中国排行榜，不知道当代中国资本家是何许人物。也不知道为何他们要入党？为何党要他们入？但细想起来，资本家入党颇有几分“走向共和”的味道。“走向共和”自然不错。只希望他们不要走昏了头，共和没有走到，却一路走向了南美 。
与此向反的另一个动向，就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扶贫亲民举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多数人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少数人一夜暴富的丑恶现实？究竟哪一个阶层的权益缺乏代表？哪一部分人在无限制地侵占公共利益？这些都应不言自明。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固不可取。但用民主与共和都崇尚的“制约平衡”的原则来衡量，那么哪边该“制”，哪方该“平”，应也一目了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民扶贫”和民主有了关系。
[1] 以前决非如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似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相反,
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却如此辉煌如此令人憧憬。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经济模型，而且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理想为人想往。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发表于1931年的“告别过去”和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发表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种状况。很少有人将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在背景，领域，观点和气质上的距离都不会小于间隔他们的大西洋，但他们无疑都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早期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并不讳言民主。这点不仅可以见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有趣地是可以见证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上。例如，西德称为“联邦德国”，而东德为“民主德国”。南朝鲜称为“大韩民国”，而北朝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有人戏称，只要国名中有“民主”二字者，必是共产党国家。
[2] 这场经济改革的哲学基础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有意无意，在这段著名猫论中，预设了两个前提：第一，只有一种颜色的猫能捉老鼠。因为，如果白猫黑猫都捉老鼠，猫论便是废话。第二，捉鼠之猫，非我所有。否则，猫论便是无的放矢。如果这两前提都成立，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只能相反。这当然不仅仅是逻辑推论或文字游戏，而是就在眼前的历史。对这一历史最逼真且最无奈的写照便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当然，这不是说改革注定没有前途，而是说旧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
邓小平在90年代还有两句名言，一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这是遁辞。因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有否市场，而是市场到什么程度。张春桥，姚文元只说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说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只提倡毒品可以合法交易，从未提倡核武器可以合法交易（详见
Milton Friedma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另一句名言，“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则更坦率，颇具猫论气概。
[3]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春天的故事”语出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和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后者的歌词中有：“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中国90年代官方主旋律的代表作。
[5] 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宪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6] 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 Chalmers Johnson 有次谈到亨庭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时，没有说该文对错，而是说该文“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评论对自然科学家不能成立。因为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只有对和错的区别。但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一经发表，就参与并有可能改变他所研究的对象。因而，就有了危险的可能。
陈翰圣
200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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