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警报又起，言之凿凿：十一级大风晚六时袭击上海。大概算对美国生活的“反动”，在沪期间，我素喜安步当车。这回借习先生光，亲戚坚持驾车相送。上车一路驶来，但见路人行色匆匆。平日“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上海，交通更显拥挤。车近居住小区，开始寸步难行。这时，本来前后有序每排一辆的车队，逐渐变得肥大臃肿。接踵而至的车辆，不分先来后到，硬挤进来。前后左右，几乎摩肩擦踵。不久，有人“归心似箭”，开始借用对面车道，逆向行驶。再不久，有人冲上人行道，半边车轮在“道”下，半边车轮在“道”上，如杂技表演般，疾驶而去。亲戚叫苦连天，抱怨被挤在中间。否则，一定也如杂技表演般，飞车向前。我暗暗感叹，对上海汽车驾驶员技术之高超，行为之勇敢和法制观念之淡薄，不胜惊讶。
终于拐上小区旁主干道，谁知情况更糟。本来南北走向的大路，已被众多“归心似箭”的车辆，改造成单向行驶。“鄙车”所属由南向北的车流，占据着整个路面。“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任何对面驶来的车辆，休想从此通过。亲戚久居上海，颇具经验。眼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嘱赶紧下车，徒步返家。下车前行几步，回头看，亲戚的车已淹没在巨大的车流中。复前行，路势渐高。登高望远，顿时被眼前景象所惊呆：原来，我刚离去的那股“车流”，只是沧海一粟。正对面，一股同样“归心似箭”、且遵循同样行为原则的车流，也占据了整个路面，正从反方向扑面而来。两股车流，组成两个方阵，如两军对垒，交锋于楚河汉界，旗鼓相当，阵营分明。放眼望去，如此“两军对垒”的方阵，不止一个。而是每两个“方阵”组成一对，在霓虹灯、街灯和车灯的交相辉映下，犹如即将出征的罗马军团，蜿蜒伸展，一望无际。细观“罗马方阵”，公交车辆和出租车不多，多数是“私有”或“公有”的小汽车。在中国，能拥有私人汽车，或能享用公家汽车的人物，当属“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中产阶级。百闻不如一见，原来“中产阶级”如此开车。
路上挤满刚从车中撤退，徒步返家的“中产阶级”。大家议论纷纷，或咒骂警察，或嘲笑习先生，却偏偏没人指责逆向行驶的汽车。不远处，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好似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在“罗马方阵”中动弹不得，显得如此孤单、可怜和无能。几位警察，挤在“两军对垒”交界处，声嘶力竭地企图疏导交通。而一位逆向驾车的“中产阶级”，却在和警察争论不休。如果在美国，我暗自寻思，这位雄辩的“中产阶级”，应该已被戴上手铐，押往警局。当然，近年流行“中国可以说不”，美国的故事，不足为训。但是，就算在第三世界里，在她们饱经忧患的土地上，在她们逃避敌军炮火的人群中，我们可曾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交通混乱？环顾四周，大上海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中产阶级”红男绿女，香车宝马。我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在歌舞升平风情万种的夜上海，在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仅为一个后来证明一场虚惊的台风警报，就使一个现代化交通，在顷刻间退回到几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我暂住的小区，和上海许多“中产阶级”住宅区一样，设有称为“保安”的门卫。门卫身穿制服，头顶盖帽，腰系皮带，好似三军仪仗队。一日，一辆外地人货车欲进小区。“仪仗队”盘问，双方发生口角。不知何故，“仪仗队”突然动怒，挥拳相向。“外地人”不敌，逃窜报警。警察到，听完原告诉述，警察甲劈头问道：“你要怎么办”？“外地人” 一怔，不防有此问题。稍顷，答要“验伤”。警察甲好象学过“主流经济学”，颇懂“机会成本”，声言验伤麻烦，耽误送货得不偿失，不如让“仪仗队”道歉。几经讨价还价，“外地人”让步，但庄严地坚持道歉必须态度诚恳。于是，警察甲通知“仪仗队”道歉。孰料“仪仗队”态度虽然“诚恳”，却是同样“庄严”地拒绝道歉，理由是“外地人”骂人在先。于是，警察乙介入调查，经过权衡，改判双方“互相道歉”。警察乙判案，犹如法院判决甲方赔偿乙方一万元，同时判决乙方赔偿甲方一万元，双方都有收益，双方均无损失，转眼间便创造出“双赢”结局，构筑起“和谐社会”。此案自警方介入到警察乙宣布改判，历时超过一个时辰，经历了一场零加一再减一的游戏，终于回到起点。到我离开现场，警方对此案调查仍在进行。
中国有庞大的警察部队。近年来，这支队伍更引进西方技术，建筑起举世闻名的网上长城。“金色盾牌”外汇铸就，在网络这个几近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意识的疆域里站岗， 在灵魂的边境上放哨，保证只有最卫生的思想方能流入中国。但是，装备如此精良，能将互联网封锁得滴水不漏的国家机器，却不能有效管理最起码的城市交通和张三李四的吵嘴斗殴。莫非，中国警察也两极分化了？
今天，中国警察或许可分为几种。第一种专门对付包括“动乱精英”、“维权人士”在内的“国家公敌”。他们肩负党国兴亡，身系社稷安危，拱卫京师，猛不可挡。网络警察，是这支精锐部队中与时俱进的新秀。第二种警察一般出没于边远地区，他们黑白不分，兵匪一家。朋友曾投宿于海南某酒店，当地警方或许也想“提高执政能力”，公然布告于酒店：“如遇骚扰，请打警局电话；如遇警察骚扰，请打局长电话”。“警察骚扰”，如此罕见的案例，居然大言不惭地出现在警方的友情提示中，实为旷古奇闻。第三种警察，介于前两种之间。他们基本信奉老庄哲学，身体力行“无为而治”。精明的上海警察，大多属于这一种。在他们脸上，既没有往日“无产阶级专政”的凶狠，也没有现代专业警官的威严，新添的是一层小贩的猥琐和油滑。靠这等警察，既不能严肃纲纪，更不能除暴安良。“没有白没有，有了也白有”。
经济学上有一种称作“停滞膨胀”的现象（简称“滞胀”，stagflation）。这是一种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本来，在经济周期中“停滞”和“膨胀”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经济停滞时，一般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一般不会有经济停滞。因此，政府可以交替使用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这两个相反的手段，分别对付两个问题。经济停滞时，采用“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时，采用“紧缩”政策。但是，一旦“停滞”和“膨胀”同时出现，也即“滞胀”出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会陷入两难局面。今天，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滞胀”？
本来，一个能有效地对互联网实行新闻检查的制度，是标准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不需要分享权力，没有平衡制约，所以比较容易产生权威。即使从词源学意义上说，“专制”（authoritarian）和“权威”（authority）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国的“专制”，却似乎正在失去“权威”。上述所见所闻，不过是民间随处可见的冰山一角。这种丧失“权威”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共上层，体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说中。这种强“专制”和弱“权威”同时并存的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没有权威的专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这种现象，颇象经济学上的“滞胀”，也是一种两难局面。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想朝“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方向前进，就可能冒进一步丧失“权威”的危险。相反，如果中国政府要加强“权威”，则可能和“民主是个好东西”背道而驰。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学者似乎认为和石油涨价有关。后来西方经济“滞胀”得以缓解的原因，同样莫衷一是。有人说和“高利率”有关，有人说和技术进步，代用能源有关。今天，如果中国真存在政治意义上的“滞胀”，原因是什么？对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对有缘目睹上述那场“交通奇观”的芸芸众生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这些问题对象习先生那样的当朝重臣、衮衮诸公而言，却无疑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陈翰圣，2008年1月2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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