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做不到的事，有时群众能做到。不久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联合国大门坏了，向全世界招标修门。第一个来的是印度人，报价三千；第二个来的是德国人，报价六千；第三个来的是中国人，报价九千。联合国主管大惑不解，问中国人为什么报价比德国人还贵？中国人说，我报价的九千里面，三千是给你的贿赂，三千是我的利润，另外三千则是用来雇印度人修门的成本。这种无法无天且又自鸣得意的生意经，正是活灵活现不折不扣的“北京共识”，同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
三千贿赂，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话讲，是交易成本，它在中国孕育出了一个腐败的上层。三千利润，用革命经济学家的话讲，是剩余价值，它在中国创建了一支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土豪队伍。三千印度人的劳务费，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话讲，是比较成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它在中国生产出了庞大的低质量GDP，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由农民工们打造的那片“京上广”里的繁华。三个“三千”加在一起，发展出一个“硬道理”，名字叫“中国奇迹”，它既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又是一种没有底线的伦理道德。阿谀奉承者称其为“北京共识”，谈虎色变者称其为“中国病毒”，其实两者讲的是一个东西。不过因为立场不同，褒贬迥异而已。
“中国病毒”和“北京共识”虽然针锋相对，但它们之间进行的并非学术之争，它们间的争辩是价值取向的背道而驰，它们的冲突是不同政治营垒间的话不投机。然而，就这么个死对头，却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评论对象无限拔高，都在有意无意间抬高了中国特色“大国崛起” 的国际地位。
无论是“中国病毒”还是“北京共识”，讲的都是一种可以复制的东西。如果不能复制，叫什么“共识”？如果不能传染，算什么“病毒”？但是，中国特色之所以是中国特色，就在于它不能复制。“北京共识”，谁和你“共”？就凭北京城里满天雾霾，一地腐败，谁愿意和你“共”？至于“中国病毒”，请问这种“病毒”怎么传染？它开始从哪里“传入”中国？一个从来没有“传入”的东西，怎么“传出”？“中国病毒”之所以不是“病毒”，因为它内生内成，不能传染，一见阳光空气，顷刻化为泡影。所以，“北京共识”是涂脂抹粉，“中国病毒”是危言耸听，两者同样不靠谱，同样把“中国特色”夸大成了“普世价值”。
几天前，洛杉矶华人圈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新闻主体是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清一色的花季少女。她们中一位因感情纠葛，集合起十二位小姐妹，要给情敌一个教训。这批少女，离开中国大陆不久，身上带着原生态的“北京共识”，以为打个同学，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给学校写份检讨。于是，她们私设公堂，对一位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拘禁殴打凌辱达五小时之久，包括拳打脚踢、剥光衣服、用烟头烫乳房等等，肆意妄为，丧心病狂，行为之野蛮，手段之残忍，堪比半个世纪前宋彬彬小姐领导下的红卫兵。更有甚者，首犯作案后，居然警告受害人不准报案，扬言她们“局子里有人”。幸亏受害者及时从“北京共识”中醒来，毅然决然于当晚报案。幸亏洛杉矶警方不受“北京共识”干扰，以绑架罪、攻击罪、折磨罪、人身伤害罪等多项重罪，于当晚将除在逃外的全部案犯逮捕。幸亏美国刑事法庭不受“北京共识”管辖，按律判处三名成年首犯十三年，十年和六年徒刑，并将于刑满后把她们永远驱离美国。案发后，小留学生远在中国的家长又作何反应？据说有位父亲，平日大概笃信“北京共识”，第一反应便是飞赴美国，打算“用钱摆平一切”。结果，自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才踏上美国领土，刚出手“用钱摆平”，便被美国警方以涉嫌贿赂逮捕归案。
至此，这场由中国小留学生上演的恶剧加闹剧，终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批少女把她们同学的人权和尊严，看得贱若尘埃？是什么使得她们的父辈，坚信金钱可以摆平一切？他们父女两代人这种自信和底气，这种错误的自信和愚不可及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要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才能锻造出这种自信和底气，才能让邪恶变成自然而然的习惯，无法无天变成不假思索的本能？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知道，这种自信、底气、本能和习惯，已经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它就叫“北京共识”，又名“中国病毒”。
小留学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北京共识”或“中国病毒”，并不能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这次，它们不是在美国法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了吗？然而，法制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屏障。比法制更深刻更重要的屏障，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底蕴，这才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所以，在中国政府豢养的孔子学院能够取代哈佛耶鲁之前，在他们能用诸如“皇帝的太监”和“女人的小脚”之类的文化糟粕征服整个西方文明之前，“北京共识”终将不成其为“共识”，“中国病毒”也终将不成其为“病毒”。
陈翰圣，2016年1月31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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