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博士和许博士，一位毕业于清华，一位毕业于北大。论教育水平，应该旗鼓相当。但如果撇开政治，从纯学术角度看，那习博士比起许博士来，相形见绌。许博士生于内陆，长于贫寒，在挤进中国高等学府的狭窄道路上，涉嫌“走后门”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许博士读博期间，未曾兼职封疆大吏，既没有宾客盈门，也没有文牍满案的纷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具备成名成家的条件；许博士的博士论文，论述的是法学范畴之内的学问，没写过和法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农村改革战略”，所以选题专业，议论中肯。当然，这种比较，只限于眼下的情形。鉴于北大有为政治原因解聘教授的前科，形势难以逆料。万一北大与时俱进，决定吊销许博士的博士文凭，那比武擂台上就只剩下习博士一个人，自然雄霸天下。
大概出身贫寒，许博士总是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胡温当政时，他因孙志刚事件一举成名。后来，又多次加入山西黑砖窑、三聚氰胺奶粉、教育平权等事件的调查和法律援助。他这次获刑，党的喉舌“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评表示喝彩。但大概为了持平起见，社评说许的目标并不错，只是追求目标的手段过于激烈，冒犯了法律的底线。所以，获刑四年，不是“是非的分辨”，而是“法律的厘清”。言下之意，中国的法律似乎并不具备道德基础，一旦“厘清”，“是非”便模糊了。社评写得洋洋洒洒，可惜欠通。例如，它警告许志永们，通过这次审判，他们应该“洞悉”，“他们已站在高风险的对立面上”。牢狱之灾，大祸临头，死不悔改，可以叫“执迷不悟”；认罪服输，可称作“幡然悔改”。“洞悉”是洞察先机，明察秋毫的意思，这种本事，只有“文革”时号称“红太阳”的毛主席才有。用在倒霉到沦为阶下之囚的许志永们身上，显然不伦不类。至于什么是“高风险的对立面”，“环球时报”的编辑们，大概自己也读不懂。拿着政府的俸禄，喝着人民的血汗，写出这等社评，如能“分辨是非”，这叫文理不通；如果要“厘清法律”，这就是涉嫌渎职。
这次，人民法院好像不给党的喉舌面子。判决书开宗明义就指责许志永是在“利用”群众的诉求。既是“利用”，说明许志永另有罪恶目的。可见，判刑四年，不仅是“厘清法律”，更是要“分辨是非”，镇压邪恶，是不折不扣的诛心之论。人民法院和党的喉舌，本是一家人。这次双簧唱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见撒谎，也要有起码的智商。不信，不妨为人民法院的智商立此存照，再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书结尾，大概想写得气壮山河，竟不惜借用“普世价值”的语言，一本正经讲道：“经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每个人都有吃饭的权利”一样，是不言而喻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的存在，不受法官调查结果的影响。能把这种常识，“经查”后考证出来，并大言不惭地写入法律文本，如果不是文理不通，那就是审案的人民法官，审案前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此法盲到近乎白痴的程度。
说要“厘清法律”，其实谈何容易。在中国，法律的边界具有充分的政治弹性，可以因政治的需要而随时随地伸缩自如。譬如，邓小平要“严打”，刑法便可“从重从快”。哪天邓小平心情好了，刑法又可相应地“变轻变慢”。再如，许志永去教育部抗议几声，检察官们立刻排成一列，煞有介事地到法院提起公诉。但一位教育部官员兼中学校长，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谋杀于校园，至今历时四十八年，苦主控告无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检察官不闻不问，好像全都变成了死人。又如，拿“扰乱公共秩序”罪来说，你千万别以为不上街，不喊口号，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没事。足不出户，但文章写得招蜂引蝶，被人在网上转上五百次，就有可能和许博士一样，冒犯法律底线。同样，“言论”和“行动”也难以“厘清”。例如，“煽动”究竟算“言论”还是“行动”？对几个人讲话算“煽动”？唱“红歌”，唱到万人体育场，不是“煽动”。对几个朋友说要“维权”，却可能变成“煽动”。那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写下文字只供本人阅读，总不算“煽动”，不犯法了吧？未必。我们的执政党，就有拿着别人的日记问罪的可耻记录。那再退一步，不写日记，也即不讲话、不写字、只磕头，总算良民了吧？仍然未必。因为我们祖宗有项发明，叫做“腹诽”，翻译成我们执政党的白话，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近颇出风头的陈小鲁、宋彬彬们，相信当年对这种罪行，都有过破案和审讯的经验。所以，不讲话不写字，照样可以问罪。这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据说，现在在大街上高呼“打倒共产党”，已经不能定罪。因为要执政党下台，毕竟不触犯刑律。那么，共产党凭什么抓人呢？就凭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知道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心怀不满，就把人家给绑起来“做”掉，知道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不上台盘，讲不出口，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类似“知耻近乎勇”。比起“红二代”的父辈们，动不动“肃反镇反”、“焚书坑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这种知耻之心，是在人类文明的阶梯上，艰难地攀登了一步。但是，这个日渐成为执政党新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也不像党的喉舌讲的那样容易“厘清”。比如，前几天那位和许志永一样有着法学博士头衔的习近平博士，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跑到北京的庆丰包子铺吃了顿包子。结果引起人群骚动，围观的围观，拍照的拍照，不知这是否冒犯法律底线，算不算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许志永的同案犯中，有位叫侯欣的女性，身体羸弱，在押期间，两次病危。面对牢狱之灾，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她说她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恐惧。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获刑，恐无生还之日。但是，她说，她更恐惧违背自己的良心，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她毅然选择后者。用她多次讲过的话说，那就是“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侯欣的朋友肖国珍说，侯欣的话“能点燃南极的冰”。在金钱至上的氛围中，我不知道国人今天的情感是否都在冰点以下，但侯欣的话确实打动了我。我未见得同意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但这不妨碍我对她的尊敬。她孤身一人面对法庭慷慨陈辞的形象，使我想起了那位鉴湖女侠秋瑾，想到了她“漫云女子不英雄”的诗，想到了她“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词，更想到了她写在供状上那句与其说是绝笔，不如说是对大清皇朝末日进行宣判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北京人民法院对许志永、侯欣的审判，究竟是谁审判谁？
（陈翰圣，2014年2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4年342期）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